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的。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教育史。

这个范源濂，在1912年，当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曾聘他出任教育部次长。因为范源濂并不属于的前身同盟会，因此蔡的邀请在内引起一些反对之声，但蔡元培坚持己见，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不想，四年以后，两人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这回是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来邀请蔡元培了。

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计，当时北京大学建校仅仅18年。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但是，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们的大力巴结，以便日后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客户。两院即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恰恰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著名八字方针下演绎的两段佳话。蔡元培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也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兴起，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推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与蔡元培的进退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向他们通报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遂提前至5月4日举行。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蔡元培的营救方式，是去当时执政的段琪瑞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家中说情。那位老先生表示这事情难度太大。于是，蔡元培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12点也不肯走，直到人家表示愿意一试。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的一生中，曾辞过几十次职。他自认是一学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他也绝不会以辞职要挟谁，他只是感到深深的“自伤”。但这一次的辞职，产生的社会震荡远超出蔡元培所想。从北大到北京学界，“挽(留)蔡”竟成了难以平息的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北京市各中专以上的校长，也全部提出辞呈。在这种压力之下，蔡元培终于于7月答应回校复职。

蔡元培后来曾说：自己“居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大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