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奇迹再解释

东亚之所以在战后出现奇迹，相对于其他类似处境的国家表现更好，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自由经济度要高于其他国家。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大概是全球经济最亮眼的地区：从日本奇迹，到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当然还有最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东亚何以发生经济增长奇迹？这成了过去20多年来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最流行的观点是：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或者说国家制定与实施的发展计划，是东亚成功的独特而关键的因素。

不仅如此，在乔治・斯蒂格里茨等人看来，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亚金融危机恰恰证明了东亚国家离不开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指导，因为，据说就是因为国家放松了对金融、外商投资、贸易的控制，才带来了经济灾难。所以，要摆脱危机，唯一的处方就是回到正宗的国家控制与指导中来，重新建立发展计划体制。这种说法在部分人群中很受欢迎。

但是，东亚经济奇迹果真是国家创造的吗？常识会让人们反思：为什么在大多数地方，国家创造不出这样的经济？难道东亚国家真的是古人所说的圣贤？很多人也以同样的心态来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以为这都是好政策的结果。

然而，经济学界内部则不断有人对国家发展计划的神话提出质疑，尤其是新制度学派和奥地利学派。2005年，年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美国圣荷西大学副教授Benjamin Powell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国家发展计划：真的是它创造了东亚奇迹？》，再度质疑了国家发展计划的神话。

他的立论很简单：经济发展如果要有持续性，就不能闭着眼睛推进工业化，相反，经济发展必须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为此，获得发展的必须是“正确的”产业，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最有助于改善公众福利的生产与服务产业。假如你要断定国家发展计划创造了东亚奇迹，那就得证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有能力获得信息，从而确定自己要扶持发展的是那些“正确的”产业，它们比没有国家指导而自然形成的那些产业更有利于增加民众的福利。

显然，政府没有这样的能力。实际上，国家往往犯错误。正宗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工业化完全是政府规划，但所犯的错误也最为严重。苏联就出现了有坦克而没有黄油的奇怪现象。同样，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增长似乎也很快，但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哈耶克早就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结局的必然性：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信息是分散的，计划绝无可能将其集中起来，统一地安排每个人的行动。这只能导致“有计划的混乱”。

即便是曾经被奉为神明的日本通产省，也错误不断。比如，二战以后，在考虑哪些产业需要扶持时，通产省没有想到汽车工业。不过，日本毕竟不是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通产省不重视，但日本的汽车工业发展起来了。然后，通产省又自作聪明地要将汽车产业列为“有必要加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推动汽车企业整合，组建三大集团，禁止其他企业进入，包括当时跃跃欲试的本田。但本田顶住通产省的压力上马汽车，取得巨大成功。

这个故事透露了东亚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自由市场。尽管东亚各个国家都对经济进行控制、规划，但这并不是这些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的根源。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凑巧一栋楼倒塌，你不能说就是这人的喷嚏震塌了楼房。东亚之所以在战后出现奇迹，相对于其他类似处境的国家表现更好，原因不是通产省之类的机构多有能耐，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自由经济度要高于其他国家。

Benjamin Powell引用了《世界经济自由》报告的数据来说明问题：1970年，日本的经济自由指数排在全球第7位，台湾是第16位，韩国是第31位，香港和新加坡则一直名列前茅。当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迷信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时候，这些国家却完全尊重私人产权制度，也基本上尊重人们的经济活动自由。尽管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在进行外汇管制，但这些终究没有从根本上伤害到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所以，尽管通产省阻止，本田仍然可以自由地生产汽车。可以设想，假如没有通产省，日本经济的表现也许会更好。

实际上，只要对比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增长表现，这一点就可以一目了然。上世纪50年代后的头30年，中国经济表现远不如日本。因为中国是计划经济，而日本最多是通产省制定些产业政策而已。同样，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表现，也仍然不如日本上世纪50－70年代的增长。日本通过那30年的增长，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也成为世界富人。而中国经历了同样的快速增长后，经济规模仍未能跃升到第二，民众更远远谈不上富裕。原因很清楚：过去30年中国的政府控制，仍然强于战后30年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