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得有理 第10期

显然，农业比较收益低，并不是农业自身的原因，也非农民的原因，而是因为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限制。

先是猪肉涨价，随后是方便面和奶制品，农产品的价格甚至拉动CPI大涨5.6%，让人谈“肉”色变。

其实，农产品的价格事关农民的收入，涨是有理的，即使大涨也没什么错，无非是城里人少吃了些肉，换来的却是农民和城里人的公平。殊不知在韩国，城里人把排骨放在包装盒里当礼物，那些吃到了肉的恨不能挂在嘴边感叹几天，而那里的人均收入早就是我们的10倍。可见吃得起肉和收入无关，而是和农业与非农业人口的相对收入有关。

在韩国和日本，农民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城市居民，就是因为农产品价格高。日本对进口稻米征收490%的关税，韩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是60%，其结果是，日本的大米价格是国际市场的7~8倍，超市里买10公斤袋装大米需要人民币300~400元。在韩国买4公斤牛肉需要上千元人民币。这些在我们看来有些离谱的价格正是工农业人口收入平衡的需要。同在一个国家，农民享有和城市劳动者同样报酬的权利。

这种权利甚至不是农民通过示威获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从理论上讲，农业的收益率不应低于工业。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不同资本用途的利益，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利润平均化。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它会趋利避害，某一行业收益高，收益低的行业的投入就会转移进来。由于资本的这种自由转移，使得各行业的收益得以平均化。工业投资和农业投资也是如此，只要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它们的比较收益也将逐渐趋同。

如果是收益趋同，不妨做一个假设，世界上只有一个工人生产拖拉机，一个农民种粮食，那个农民种的粮食有一半用来和工人换拖拉机，等于一台拖拉机的价格和几百斤粮食相同。理想状态下，农产品的价格应该是多少？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在同一个世界，如果人员能自由流动，商品能自由流通，社会平均利润的作用一定会使两个行业的平均收入相同。这在我们的概念里一定难以理解，因为建国后，国家有意使工农业保持高剪刀差，仿佛农产品天然就该便宜似的。

另一个使农产品价格不能完全市场化的因素是，农业要素的自由流动一直受到限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利润平均化的条件并不具备。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尚不能自由向工业部门流动，更遑论国际间流动了。按照比较优势理论，韩国人均耕地只有0.5亩，日本也只有0.5亩，甚至不如我国的人均1.5亩，而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均耕地分别是韩国和日本的 25倍、24倍、43倍和 72倍。

日本或韩国人是否可以到澳洲或加拿大经营农场以实现人员流动呢，似乎可以，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通常是自由的，如北美与欧洲很多国家，只有身份管理，没有户籍制度。但是不行，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土地，其流动却受到了限制。比如，美、英、法等国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都对耕地实行严格保护，并通过立法加强土地管理。日本更是世界上土地用途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即使工业部门收益高，耕地也只能用于农业，而无法转用于工业。其结果，农业无法参与工业的利润平均化，农业的收益就赶不上工业。

显然，农业比较收益低，并不是农业自身的原因，也非农民的原因，而是政府强加给农民的，是因为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限制。既然如此，政府要想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要么提高关税，要么对农业进行补贴。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一种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体现。即使每一件韩国食品中有一半的政府补贴，政府先对城市消费者收税，再补贴给农民，也是合理的。相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的比值是2.5：1，而如今已扩大到3.5：1，显示的是城镇人口对乡村人口裸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