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之为义务

《老人与海》的结尾，奋战已毕的老人睡梦中见到狮子，而屋外海边，一个侍者正试图向贵妇解释，那条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大马哈鱼残骸，是被鲨鱼撕扯使然；该贵妇却误解，以为那美丽的鳍，属于一条鲨鱼。这个故事，像对海明威自己的解读。现在任何一本词典，都会称呼海明威那代人为“迷惘的一代”，因为他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上，把这句话——当初是斯泰因对他的评断——当作题词。但他自己在《流动的圣节》里，记录过这段：

斯泰因当时生着另一个年轻人的气，借题发挥：“你们就是这一类人。你们全都属于这一类。你们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都是一样。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而海明威的看法则是：“我想到了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想到了与严格律己相对的自私态度和精神上的懒惰；究竟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

在小说题词上提及“迷惘的一代”，本是海明威对斯泰因的反讽。在他看来，斯泰因的“自私态度和精神上的懒惰”，才是迷惘的一代。但荒诞的搞笑剧是，世界居然同样懒惰，就把这个词命名了他。《三剑客》里有个类似的笑话：

卫兵们去捉达达尼昂，却误撞到达达尼昂的哥们阿多斯，他们怒吼：“你是达达尼昂?”阿多斯反问一句：“我是达达尼昂?”于是卫兵们欢天喜地把他捉走了。

事实上，被误读简直是一个创作者的义务。因为懒惰，人们才需要标签和流派，以给伟大的创造者们分门别类。甚至夸张的时候，需要用一两个名字或词语，统摄一整个时代。比如，一个身处2012年媒体标签时代的中国青年，如果试图去读一读马尔克斯，就会惊诧至极：首先，他会发现此人除了《百年孤独》，还写过那么多浩繁的作品；其次，他会发现此人绝大多数作品，都毫无“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同理，一个长年累月在“名著”导读栏里看惯纳博科夫名字的人，会自然把他想象成一个猥琐细腻的怪大叔；直到读罢他早年流亡欧洲那些聪慧又诚挚的俄罗斯作品，或是那艰涩的《微暗自勺火》，才会深觉自己跌进了一个色彩意象的旋涡，被一个高智商俄罗斯老头在冥冥中蔑视。

实际上，哪怕是严肃的流派划定与溯源，也不一定可靠。每个流派都会有一两个巅峰期大师，比如莫奈之于印象派；然后自然会有一些人的作品，“启迪了某流派的先声”，比如，莫奈曾深情回忆起诺曼底那位善于画海洋与天空的尤涅·布丁，以及劝他去荷兰旅游学习的约翰·巴尔洛德·容金德，认为是这两个人给他“上了眼睛的重要一课”。但事实上，布丁甚至都不愿意参加印象派的集体画展。这种仪式，更像是种精神的追认。比如，直到明朝，董其昌才遥尊王维为南宗水墨山水开创者。这和民间拜祖师爷——算命的拜鬼谷子、木匠拜鲁班、评书拜柳敬亭，然后纷纷嚷咱家才是得了真传——其实异曲同工。

误读偶尔能带来些喜剧的妙效果。比如，我周围不少人都红着脸表示，最初去读王小波、《洛丽塔》、《挪威的森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都是因为“听说这玩意是黄书来着，于是翻来翻去就找黄段子看了”。宴际上，还真有几个姑娘一听我推荐“《威尼斯之死》讲一个老作家爱上个美少年”，立刻兴高采烈啃去了。事实是，虽然纳博科夫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像话痨一样重复“《洛丽塔》是部严肃的作品”，企图把撒满他身上的玫瑰花瓣掸干净，露出他严肃聪慧的真面目来，但他也没法否认，如果大家没把这书误读成玩意儿，他也没法子挣足钱从大学辞职，到处去捉蝴蝶玩。

想开一点的话，被误读、被标签并不总意味着“老子所托非人，都怪这群土鳖没见识”。还是海明威，1954年诺奖颁奖礼上，奥斯特林对《老人与海》的评价：“勇气是海明威的中心主题……勇气能使人坚强起来……敢于喝退大难临头的死神……”于是海明威成了“讴歌道义胜利之硬汉”。问题是，马尔克斯以一个海明威死忠读者的热诚(1957年他曾在巴黎对海明威隔街挥手，并喊“大师!”)和一个伟大小说家的敏锐，却觉出海明威的小说主旨，从来是“胜利之无用”，是“赢家一无所得的悲凉”。

事实就是，被误读——哪怕对手是诺奖评委——和被大众视野庸俗化，就是写作者必须承当的义务。

诺奖看走眼的事，着实还不只这一例。20世纪70年代博尔赫斯会见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时，冷淡地说了句讽刺话，和他的小说一样不易解读，结果被全世界媒体认定他倾向于独裁者。而在欧洲，英国杰出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1955年他曾力持“《洛丽塔》是伟大小说”的观点，对抗一切认定此书肮脏下流的评论家——曾被问到“为什么你没得诺奖?”格林严肃地回答：“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个严肃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