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女真皇族谱牒文化述论

摘 要：和其他民族一样，女真谱牒经历了由口传谱牒向书写谱牒的发展过程。景祖一系完颜阿离合懑、完颜勖、完颜宗翰留意女真系谱法度，搜集、传承先祖遗事，撰定女真完颜族谱，为女真谱牒整理做出贡献。女真谱牒文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女真谱牒的传承，教育女真子弟保持传统族风、遵守世选世婚制度、重视士族作用，延续民族发展。女真谱牒文化既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又包含着鲜明的崇尚汉文明的趋向。

关键词：女真；谱牒；民族本位；汉化文明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39―06

金代女真和其他民族一样，其世系谱牒同样经历了由口传谱牒向书写谱牒的发展变化。景祖一系完颜阿离合懑、完颜勖、完颜宗翰留意女真系谱法度，传承完颜先祖遗事，撰定女真完颜族谱，为女真口传谱牒的流传，书写谱牒的收集、整理做出贡献。女真重视谱牒的撰写，形成了独特的谱牒文化。其谱牒文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女真谱牒的流传，确保女真皇族的世选世婚制度、保存继承女真的传统族风、重视汉人士族的作用、以及维护政权稳定、延续民族发展。

一

口传谱牒几乎是所有民族在文字产生前呈现的一种谱牒形式。它通过人们的口传心授将宗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我国古籍文献中记载的上古传说时代的家族世系，如《史记》中记载黄帝各支系的《五帝本纪》等，就是源于口传谱牒。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中，口传谱牒当更为普遍。女真建立金朝前后，北方少数民族皆有口传谱牒的记载。早于女真的鲜卑族有口传史诗《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①其中包含有对鲜卑族世系的传述。晚于女真的蒙古族亦有保存祖先系谱的族风，典籍记载，蒙古族各部落要“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做成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②。

女真文字产生之前，女真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口头文学发展阶段。在迄今采集到的女真族神话、传说、民谣、巫歌等口头文学作品史料中，有不少是关于族源谱系的内容。景祖时，女真完颜口传系谱逐渐清晰并有系统。景祖乌古乃第八子、隋国公完颜阿离合懑“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景祖乌骨乃兄跋黑之子）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③。这部族谱便是由阿离合懑及斜葛口述的第一部女真口碑史书，阿离合懑成为女真族最早的“口碑”史家。

阿离合懑之后，景祖曾孙、国相撒改之子完颜宗翰， 景祖六世孙海陵王完颜亮亦致力于收集家族谱系，为女真谱牒文化做出贡献。史载“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④。特别是宗翰利用各种机会，向其祖辈阿离合懑请教、询问，得到许多收获。天辅三年（1119），阿离合懑病重卧床，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⑤。贞元二年（1154）十月，海陵王考虑到熟悉先朝旧事的褥盎温敦思忠年事已高，于是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礼见，谓思忠曰：“卿神气康实，习先朝旧事，舍卿无能知者，当为朕起，共治国政。”⑥宗翰和海陵王分别对处于病危之中的阿离合懑、褥盎温敦思忠及时进行探访，其目的其实就是抢救性收集祖宗谱系，旧俗旧事，使完颜一族谱牒不至错乱、失传。

在女真成员中，完颜阿离合懑、褥盎温敦思忠两人为特殊人才，他们皆在女真文字产生前，凭借超强的记忆能力为女真谱牒文化做出贡献。阿离合懑“为人聪敏辨给，凡一闻见，终身不忘”⑦。褥盎温敦思忠在太祖伐辽时，“凡军事当中覆而应密者，诸将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诏，还军传致诏辞，虽往复数千言，无少误”⑧。也正有象阿离合懑、褥盎温敦思忠这样的人才，女真谱系才代代相传。景祖一系为完颜部落实权家族。为了维护其女真完颜家族利益，其家族成员自然重视家族系谱的传承。

阿骨打建国后，于天辅三年命大臣完颜希尹制成“女真大字”。后金熙宗又在天眷元年（1138）制成“女真小字”。女真大、小字产生以后，女真族便出现了书写谱牒。最早完成第一部女真书写谱牒的是完颜勖。完颜勖出自景祖一系，为景祖完颜乌古乃之孙，穆宗乌鲁完第五子。天会六年（1128），金太宗命完颜勖与耶律迪越求访祖宗遗事，所获资料以备国史。完颜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⑨。可以说这是金代第一部女真完颜部族的书写谱牒。在此基础上，完颜勖继续访求收集先祖遗事，在熙宗时又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谱》。⑩

太宗到世宗时，一些皇族成员、甚至一些帝王在一些场合撰文追叙祖宗业绩、弘扬继祖之志，实际上，也带有铺陈族谱之意。景祖曾孙、太宗吴乞买长子宗磐有天会十四年所写《追尊祖宗谥号议》，从太宗九代祖一直叙至太宗伯祖，梳理其统序、追述其功业，使后人知太祖授命拨乱、光启大业，太宗继志卒伐、奋张皇威，种种积德累功，“所由来者远矣”。大定二十五（1185）年四月，世宗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时，作《本朝乐曲》歌。诗歌开始追述祖宗拯溺救焚的艰难创业，接着指斥海陵王昏淫误国，逆天殃民，自己登上皇位是“望戴所归，不谋同意”。其主旨亦是“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

女真谱牒的延续自熙宗时开始发生很大的转折。金熙宗晚年嗜杀成性，其后女真皇族内部长时期互相倾轧，残酷仇杀，除导致皇族成员大量消减外，成员之间又互相猜忌、分居离散，导致女真谱系逐渐失序。世宗尝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辈，虽亲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详。”世宗专门问完颜宗叙：“太后之母，亦是卿父谭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宗叙父完颤母为世祖劾里钵第十一子、太祖完颜阿骨打异母弟，与世宗太后之母为兄妹，宗叙竞不知晓。金后期，完颜宗室人数锐减，甚至导致立嗣之选也变得困难。卫绍王被弑后，纥石烈执中召番汉群臣共议所立，发现“时亲贤凋落”。宣宗南迁过程中，诸王宗室颠沛奔走、亡命四散。以致“谱牒散失，大概仅存，不可殚悉”。

天兴二年（1233）五月，蒙古军队俘获金朝宗室男女共500多人，全部屠杀。就在一年前，世宗孙，越王永功之子完颜论及时事时，对女真命运还心存侥幸：“兵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颜氏一族归吾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此时完颜希望保存女真族脉的想法完全破灭了。女真皇族谱系书写记录的兴衰变化，反映出女真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宋金、金元之间残酷的军事斗争。

一般的女真贵族也比较重视家族系谱的传承。元好问《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中记载：上京术虎筠寿家族，“勋贵之盛，国史家牒详焉”。元好问参考“国史家牒”，知晓术虎氏家族五世仕履迁徙情况：术虎筠寿“五世祖术下宁江，王业渐隆，论功第一。一命银青荣禄大夫，节度宁江。开国之后，一门世封猛安五人、谋克十七人、尚县主者三人。子孙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阳，因占籍抚州”。元好问又记载，合懒路人夹大父息虎起，天会初，尝以王爵握兵柄，“史牒载其功详矣”。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女真贵族家族墓地中所发现的墓志铭、神道碑等了解这些家族的谱系。

女真对本族谱牒的重视，带动了金代史学的发展。据当代学者考订，有金一代共有史部书籍154种，流传至今者17种，其中金朝《实录》的考订比较详细，如《太宗实录》《睿宗实录》修成后，世宗以彀英为国宿勋旧，于开国之事多所亲历，故命温迪罕缔达“往北京就其家问之，多更定焉”。清人赵翼评价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

内容丰富、考订详细的金朝《实录》及其他金代史学著作为元代学者修撰《金史》提供了有利条件。《金史・宗室表》资料较为详尽，其中记录了271位女真皇族成员的名字，并且确定了这些皇族在整个家族中的准确位置；在《列传》部分收录有114位皇族，并有对皇族成员生平事迹的叙述。可以说，《金史・宗室表》详尽展示了皇族的世系。

二

女真完颜部重视谱牒的修撰和传承，充分表现出女真皇族强烈的家族意识。他们希望通过谱牒的修撰，来甄别梳理完颜谱序，纯化完颜皇族统系。这种观念和契丹贵族是一脉相承的。耶律阿保机建国前后，将若干氏族从部族组织中独立出来，联盟首领就在固定家族中世选产生，这是契丹人编撰家族谱牒的重要背景。女真人编写族谱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追溯部氏族源、辨别异同亲疏、维护世选制度。

据《金史》卷五十九《宗室表》：“金人初起完颜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疏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也。”女真早期，完颜十二部酋长结盟，函普被推为首领。自此完颜部内出现函普一系的完颜氏（宗室完颜）与函普有族属关系的疏族（同姓完颜），以及与其原来同部的完颜氏（异姓完颜）。石土门（一作神徒门），其父直离海，为始祖函普弟保活里四世孙。迪古乃为海陵王完颜亮，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庶长孙，完颜宗干次子。石土门、迪古乃为同姓完颜。

女真皇族原本通过谱牒修撰纯化完颜统系，然金代中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女真完颜内部的谱系逐渐错讹繁杂，难以查考。《金史》记云，女真皇族，在大定以前称“宗室”，明昌以后避睿宗讳称“内族”，“其实一而已，书名不书氏，其制如此。宣宗诏宗室皆称完颜，不复识别焉。”

通过传承女真谱牒，推行世婚制度，维护本族利益，加强本族生存与发展，这也是金代女真谱牒文化的意义所在。

最初女真人实行部落内婚氏族外婚，例如始祖函普的婚姻就属于部落内婚、氏族外婚的形式。始祖函普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有贤女，始祖聘而纳之。“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斡鲁，一女曰注思板，遂为完颜部人”。

从献祖绥可时期开始到世祖劾里钵时期,为了进一步发展扩大部族势力，完颜部利用族外婚习俗,逐步建立起稳定的世婚婚姻关系。女真族这一婚姻形式从金昭祖时稳定了下来，并形成制度。“金昭祖娶徒单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见”。到女真建国之后,完颜氏的世婚制度基本得以延续。《金史・后妃传》卷六十三载，“金代，后（皇后）不娶庶族”。从金朝诸帝即位前所娶正室的角度看,无一例外,全部出自诸世婚家族,都严格遵循世婚制传统。《金史・后妃传下》记载：“乌林答氏，其先居海罗伊河，世为乌林答部长，率部族来归，居上京，与本朝为婚姻家。”“婚姻家”是指与完颜皇族累世通婚的家族。

女真公主虽无遵循明确的世婚制度，然普遍与勋贵家族联姻。金以武得国，故女真皇族更借公主的婚姻笼络勇武战将之家。很多公主嫁给了功臣子孙。唐括德温“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国长公主。德温子唐括贡本，尚世宗第四女吴国公主，授驸马都尉，充奉御。尚主的对象中很多与皇族有着重亲关系。徒单思忠，“曾祖赛补，尚景祖女，父赛一，尚熙宗妹”。思忠通敏有才，颇通经史。世宗在潜邸，抚养之。尚世宗皇弟二女唐国公主。仆散揆，大定十五年，尚韩国大长公主，世宗谕之曰：“以汝宣献皇后之亲，故令尚主。”事实上，金代后族以及公主婚姻对象多为少数几大家族。“金之徒单、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

辽金两国建国之初，皆实行传统的世选制，在官吏选拔上，注重血缘关系。“百官择人，必先宗姓”。这个政策体现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祭先保本”的家族观念。宗室所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极其显赫。中央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均有皇族成员世选，打破部落联盟时期众多强盛家族分享不同关键职位的传统格局。在金建国初，担任过勃极烈官职12人中，都是宗室贵族身份，“宗室近属”完全垄断了“勃极烈”的职位。金代中期，世宗、章宗对待宗室亦非常优厚。宗室子或不胜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与廪禄，以赡足之。世宗作法受到大臣的称赞。石琚对世宗说：“尧亲九族，周家内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又《金史・宗室表》：“大定、泰和之间，袒免以上亲皆有属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辍朝，亲亲之道行焉。”

三

女真谱牒文化包含着女真对民族核心文化的坚守，同时又展示出女真民族向往文明的精神追求。这必然会导致女真民族本位意识的自我封闭性与追求儒家农耕文明的多元开放性的冲突。

女真人在氏族公社末期形成猛安谋克的部落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女真各部落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由此形成金代女真族的原始民主、平等族风。在凝聚民族力量，拓展民族生存方面，民主、平等族风起着关键的作用，正体现出女真立国前后家国一体的观念，是女真贵族起家立国的根本，也是女真谱牒文化的核心。史载，“金国自其祖宗以来，虽名为帝，而与其下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共享。”曾出使金朝的洪皓亲眼所见，“胡俗旧无议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女真社会早期家庭生活形态与汉地不同。“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及诸子长，国俗当异宫居。”然民主、平等的女真族风，并未削弱部落首领、家族长者的威信。女真内部尊祖意识、家法意识非常强烈。“金初风气淳实，祖父一言，子孙终身奉之弗敢违。”而这正是金代初期战斗力极强的主要原因。正如《金史》所云，女真人“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女真军将“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

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力，简单的生活方式，使女真民族逐渐形成淳朴质实的族风。《金史・食货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保持、延续淳朴族风是女真民族本位意识的直接体现，也是女真政权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方。金开国之初，完颜阿骨打“所独享维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世宗更是如此。《金史・乐志上》记载：大定十三年四月，世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直醇质之风。”世宗也喜欢上古淳朴尚真的风气。大定八年正月，世宗对秘书监移剌子敬赞誉“昔唐、虞之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世宗一贯重视对女真皇族淳朴族风的教育，大定十三年四月，世宗御睿思殿，在命歌者歌女直词后，对皇太子及诸王强调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大定中，太子詹事刘仲诲请增东宫牧人及张设。世宗曰：东宫诸司局人自有常数。张设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于富贵，易入于侈。惟当导以淳俭。朕自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仍旧，卿以此意谕之。世宗多次对女真成员进行民族传统教育，从中体现出世宗强烈的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一些出身在女真内地的官员因能够摆脱利欲的诱惑，而秉守淳朴的族风，确系难能可贵而受到后人的称赞。金末宣宗朝官员术虎筠寿为故上京大家，生长燕、云间，州闾贵游，华靡相尚。“公家累巨万，僮仆千人，帷帐、轩车、琴、筑、棋、槊，可取诸左右而足。能被服俭素，攻苦食淡，不变老人大父国俗真淳之旧，此一难也！”

淳质朴实的族风不仅是女真民族的传统习俗，更是战争取得胜利、国家实现富强的重要保证。南宋大臣分析不敌金国的原因时认为：“敌之所以胜我者，以其用心朴实故尔。”高宗曰：“朕观太祖、太宗以来，多用朴实之人，所以风俗厚而根本固。”

保持女真淳朴族风与加强社会文明发展，对于女真统治者来说，也许是难以调和的矛盾。昔金臣斡特刺言：“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世宗以为然。夫遵祖制、由旧章，诚守成令主，然能不安陋习，渐进华风，亦君子所取也。”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始终依赖文明因素的介入。“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

北方少数民族包括高丽、契丹、西夏、金、蒙古诸族，皆有对中原士族的崇敬与崇拜意识。显赫的家族意味着绵长的家风家学、文化文明，往往格外令人崇敬。“高丽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宋史》记云，北宋范镇其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契丹、高丽皆传诵其文。少时赋《长啸》。晚使辽，人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兄子百禄亦使辽，辽人首问镇安否。韩亿之子、三司户部判官韩综使契丹，契丹主问其家世，韩综言其父尚书左丞韩亿在先朝尝持礼来，契丹主喜曰：“与中国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元蒙统治者知“西夏子弟多贤俊”，所以在灭掉西夏后，“元主访求河西遗逸，至形之诏谕，良有以也”。

在女真谱牒文化中，由家族凝聚、家风延续、家学传承而带来的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促使金代女真民族始终存在着对中原士族的崇拜情结。这种崇拜由民间层次逐渐上升到官方层次；由文化层次逐渐提高到政治层次。金代斜烈名鼎为毕里海世袭猛安。在商州，一日搜伏，于大竹林中得欧阳修子孙，“问而知之，并其族属乡里三千余人皆纵遣之”。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粘罕在西京“寻富郑公、文潞公、司马温公等子孙。时惟潞公第九子殿撰维申老年杖屦，先奔走出城，乃遗一妾一婴儿。粘罕既得，抚之良久，赠衣服、珠玉为压惊，复令归宅”。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日，北宋名臣司马光侄孙司马朴以权右司郎中出使金营。到达金营后，金军统帅知道其家世后，大喜，曰：“贤者之后也。”待之以礼。北宋韩琦曾孙韩肖胄出使金国，“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西夏亦有一些著名士族子弟受金朝的尊敬。西夏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三俊”。金女真贵族对绵延数代的武将世家也极为重视。唐代汾阳王郭子仪及其后代皆节镇北方。唐末，子仪后裔郭承勋入于辽，子孙继为天德军节度使，至郭昌金降为副使。郭昌金之子郭企忠袭父官，加左散骑常侍。天辅中，企忠降金。军帅命同勾当天德军节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韩州。及见太祖，问知其家世，礼遇优厚，以白鹰赐之。

门荫制度，显示出女真政权对士族的重视。金初主要有三个政策体现出这种倾向。第一个政策是“辽、宋旧有官者皆换授”的政策。这个政策主要解决官僚队伍数量严重缺乏的问题，但客观上促进了仕宦家族的连续性，也促进了辽、宋家族文化的继承性。第二个政策是太祖立国初，针对燕京官民所指定的“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的政策。天辅六年十二月攻破燕京，对左企弓、虞仲文、张彦忠、康公弼、刘彦宗、韩、韩企先等累世显贵、科举出身的辽朝官员在政治上一律加以重用。“俾复旧职，皆授金牌”，“诏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在政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此外，还在经济上保护他们的利益，辽致仕宰相张琳进降表，诏“燕京应琳田宅财物并给还之”。这就使前朝士人的种种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从而取得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第三个政策是士族子弟门荫政策。伪齐政权仿北宋官僚选拔方式，较早开启金代士族子弟门荫之例。“蔡京为政，尝置三卫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后刘豫亦仿为之。”这也为后来的女真帝王所仿效。特别关照由辽、宋入金官僚仕宦家族后代。金世宗大定五年十月，朝廷下诏：“亡宋官当荫子孙者，并同亡辽官用荫。”由门荫入仕的官僚数量比例较为庞大。“维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为最广，而出于任子者十之四。”来自士族的官员文化素质较高，金初，任子仕途发展也比较顺利。“国初监州县酒税，亦以文资参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达者，犹得豆于大夫士之列。”士族阶层通过门荫制度获得家族的生存与延续，而金代统治者利用士族力量来巩固女真政权，维护女真利益，也推动了女真汉化进程。门荫制度也使得传统儒家忠孝节义观念与女真政权的统治思想实现统一，其共同的核心就是家国一体观念。家国一体正是女真皇族谱牒文化的本质特征。大定二十三年九月,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当译经所进所译经书时,金世宗谓宰臣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四

女真谱牒文化始终蕴藏着民族本位与汉化开放的碰撞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为我们研究金代灭亡提供一个视角。汉化开放使金朝在百年之内就实现了封建化转化，社会高度发展、文化高度发达，然存国之短暂，也使人扼腕叹息。女真亡国的外部、内部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女真内部原因来看，也有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观点。刘祁认为，金朝为政“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立，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刘祁认为金朝速亡的原因是金朝汉化不够。世宗死后，如果汉化很深的宣孝太子当政，金朝当不致如此衰败而早亡。这一观点在元初比较流行。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向忽必烈奏上的《时务五事》：“自古立国，皆有规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女真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传统淳朴的族风，养成他们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方式，从而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陈亮谓金人一自南迁汉地，便“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巡游上京时，听说上京“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而女真官僚“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次年四月，世宗在离开上京时，心情沉重地对宗室戚属们说：“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陈规在写成于贞四年（1216）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朝野上下苟且偷安，崇尚奢靡，直接导致女真战斗力的明显下降。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大定八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宋人也认识到了女真军队战斗力的变化：“金人之初……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视去就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正因如此，元初学者王恽认为，“金人立国，作制颇详。虽服御饮膳，皆有法以维之。然化敝则奢丽，奢则娇，娇则弱，弱则萎糜而不振，恐亦取亡国之一端也”。女真淳质朴实族风的泯灭丧失，动摇了维系女真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涣散了女真上下的凝聚、进取之心，从而也使得女真谱牒文化不断处于衰微之中，而没有出现女真立国之初那样的繁荣。

注释

①《魏书》卷一九《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②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卷第2分册,第11页。③⑤⑦《金史》卷七三《阿离合懑传》，中华书局，1975年。④⑨⑩《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中华书局，1975年。⑥⑧《金史》卷八四《褥盎温敦思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完颜宗磐：《追尊祖宗谥号议》，粤雅堂本《金文最》卷五七，中华书局，1990年。《金史》卷三九《乐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后妃下》，中华书局，1975年。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之二十四《宣宗皇帝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金史》卷五九《宗室表》，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八五《完颜传》，中华书局，1975年。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元好问：《资善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夹谷公神道碑铭》，《遗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金史》卷七二《彀英传》，中华书局，1975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金史》，中华书局，1984年。《金史》卷一《世纪》，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一二《世戚传》，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九三《仆散揆传》，中华书局，1975年。《辽史》第四五卷《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96年。《金史》卷八八《石琚传》，中华书局，1975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七，商务印书馆，1977年。洪皓：《松漠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金史》卷七《完颜撒改传》，中华书局，1975年。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中华书局，1975年。元好问：《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元好问全集》卷第二十七，《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三，商务印书馆，1977年。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九，商务印书馆，1977年。《宋史》卷三一七《钱勰传》，中华书局，1977年。《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中华书局，1977年。《宋史》卷三一五《韩综传》，中华书局，1977年。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十九，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金史》卷一二三《忠义三》，中华书局，1975年。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朴传》，中华书局，1977年。《宋史》卷三七九《韩肖胄传》，中华书局，1977年。《金史》卷八二《郭企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上》，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七五《左企弓传》，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七八《刘彦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九，商务印书馆，1977年。《金史》卷五二《选举二》，中华书局，1975年。元好问：《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铭》，《遗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刘祁：《归潜志》卷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孝宗朝廷议》，中华书局，1977年。《金史》卷七三《完颜宗尹传》，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一九《陈规传》，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八《完颜阿离补传》，中华书局，1975年。《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中华书局，1975年。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三《炎兴下帙》，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王恽：《金制》，《全元文》第六册卷一七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