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负疚的幸运儿

好友曾开玩笑，说张庆伟有福相。

果然被他言中。还不到30岁，张庆伟就在人才如云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脱颖而出，成为破格晋升的20多个高级工程师之一。继而，国家教委评选的有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他位列其中；中国航天系统评出10位杰出青年，他名居榜首。中国知识分子终生孜孜以求的东西，他似乎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前几天，张庆伟的表妹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令他感慨万端的话：“幸运女神对你太偏爱了，把一切……失败留给别人，而把成功留给了你……”

他摊开纸给表妹写回信，探讨“幸运”的含义。写来写去都不满意。他能很快计算出火箭运行的轨迹，却很难准确地描述出自己思想运行的轨迹。

张庆伟也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1988年夏天，他研究生刚毕业，在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中的办公椅还没坐热，就赶上了几代航天人梦寐以求的大课题——举世瞩目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

1989年初，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休斯公司负责为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制造“亚洲一号”卫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责用长征三号火箭把卫星送入指定轨道。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机会。它意味着中国将开始进入世界商务卫星发射市场，打破西方对这一领地的长期垄断。可是，某些西方人对此感到恼火。美国前副总统奎尔曾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宜称，美国卫星由中国火箭打入太空，完全是美国的耻辱。美国某些报刊和政界要人紧密配合，对中国和休斯公司的合作形成巨大阻力。

苍天有眼。在法国阿里亚娜火箭发射失败后，美国的德尔塔火箭也相继夭折，中国的长征火箭却连连奏捷。为了商业利益，休斯公司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合作。

休斯公司拥有世界商务卫星市场60％的份额，自然是态度骄人。他们对发射“亚洲一号”提出一个要求，卫星在起旋后再脱离火箭，中方必须在长征三号火箭上附加一个起旋分离系统，否则他们将另谋高就。

研究院顿时笼罩着凝重的气氛，连人们说话都放低了声音。张庆伟也和大家一样，关心着“亚洲一号”的进展。虽然他从事的是地面设备总装，干着被人称作“拧螺丝钉”的工作，像“亚洲一号”这样的课题，眼下还轮不到他这个小字辈的份，但他毕竟是个航天人啊。

论证会上，一阵难耐的沉寂。张庆伟接到领导的通知，也悄悄地坐在后排，聆听专家们的发言，他知道在座的专家们此时虽然默不作声，心里却在承受着巨大的熬煎。拒绝休斯公司的要求，就等于放弃“亚洲一号”，放弃这次进军世界市场的绝好机会；承诺“起旋分离”的要求，谁能打包票肯定成功？中国以前从未采用过这种发射方式，附加起旋分离系统的最大难点，在于无法进行地面试验。当年美国用此方式发射，屡遭失败。而这一次，中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终于有一位老专家打破沉默。他认为星箭分离时，如果能设法使火箭整体起旋，带动卫星旋转后再分离，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不过，怎样才能满足卫星的入轨精度，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会议室又陷入沉默。坐在后排的张庆伟冒冒失失地放了一炮：“这个可以用计算机先计算一下！”满座的目光都投向他，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主持会议的徐主任紧逼一步：“你来干行不行？”张庆伟回答很干脆：“我可以试试。”

就这样，几个小时以前还属于航天事业后备部队的张庆伟，一下子闯入了前沿阵地。

正式接受任务后，张庆伟才发现，他面临的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有几个“火力点”夜以继日地袭扰他：火箭在瞬时的旋转能否满足卫星的旋转速度？超旋分离后能否保证卫星在36000公里的高空对太阳和地球的方位不产生偏差？卫星的运行姿态能不能正常？

张庆伟凭借他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扎实功底，很快推导出数学公式，编制好一套程序，在计算机上建立了一系列仿真模型。经过反复运算，1989年4月，星箭起旋方案的报告问世了。

带着打印好的报告，中方协调人员前往美国和休斯公司谈判。不料，休斯公司的代表认为这个方案不能接受，因为卫星在空间运行的姿态误差太大。中方协调人员尚未回国，休斯公司、加拿大泰勒公司和亚洲卫星公司的指责就传到了北京。

外国人的指责还不算，国内一些风言风语又接踵而至。张庆伟整天心事重重，日益憔悴。在这时，他得到了老一辈航天专家的指点和鼓励。他的领导徐主任，开导他做一名科学工作者要豁达大度、经得起压力。我国著名航天专家、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谢光选，亲自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听取汇报。紧接着，被人誉为中国航天系统总议题的任新民又带着一批专家来到研究院。在院部的大会议室里，任老总来回踱着步子，请张庆伟在黑板上为他演算。当他把最终结果推导出来，任老总点头了，认可了他的方案。

1989年11月，张庆伟跟随研究院代表团来到美国洛杉矶，和休斯公司做最后的谈判。

谈判伊始，美方技术负责人不等中方解释方案，便抛出一大堆问题，要求中方立即回答，不然就撤回合同。谈判桌前刹时间阴云密布。中国代表团团员们耳语了几句，推出张庆伟回答提问。张庆伟从容不迫地走向话筒前，不客气地指出了美方技术负责人在技术问题上的错误。50多岁的美国博士被中国毛头小伙驳倒了，那位技术负责人脸涨得通红，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几个方案拿出来，问张庆伟敢不敢当场计算。张庆伟毫不示弱：“只要你提供计算机，我就当场计算。”

张庆伟在长城公司驻洛杉矶办事处的计算机房里整整苦战了一天半，中间只吃了两顿饭。第二天下午，他带着运算结果回到谈判现场。那位技术负责人此时无话可说，却宣称“方案只能是暂时通过”。这一回，连美国人都觉得他太过分了。

中国代表团刚回国，休斯公司立即打来电话：“中国人的方案获得通过。”

1990年4月7日，在中国西昌发射基地，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转播了“亚洲一号”的发射实况。当“起旋分离”成功，卫星姿态正常”的消息传来时，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全都跳了起来，大厅里一片沸腾。

在举国上下为“亚洲一号”欢呼雀跃的时候，当事人之一的张庆伟却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坐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