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30 03:07:53
经历变性手术的人，有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
周围的亲朋好友，有他们的担忧与祝福；
同病相怜者，有他们的期待与愿望；
专家们更有话要说。
面对“被神弄错了性别”的人群，我们应该流露什么样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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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16日，26岁的刘炎在中铁一局陕西伊丽整形美容医院进行乳腺摘除手术，这是她变性手术的第一期。
据院方介绍，在决定为刘炎进行手术前，中铁一局陕西伊丽整形美容医院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核程序：
首先由刘炎本人提出申请，并得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同时也取得了家长的同意签字。
术前，院方为刘炎进行了一系列严格、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脑电波、雌激素水平等，并确定没有手术禁忌症。
同时，院方聘请心理专家为刘炎做了500道题的心理测评，从心理角度反复进行接触论证，结果证实她确有易性病倾向，可以行变性术。
最后是签属手术协议书，期间医生详细解释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术后对生活带来的影响。
为慎重起见，刘炎的手术分三期进行，全程要进行三至四次手术，总共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刘炎：手术是对我生命的延续
从小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男孩子，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为性别苦恼。走入社会后，常发觉周围人总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这给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在此后的十五六年间，我的心态一直处于压抑状态，感觉很痛苦。
开始有通过手术改变性别的想法是在1997年。对我而言，做变性手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而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就像氧气跟人的关系一样。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而我现在身体是女性的，灵魂却是男性的，没法统一，如果不进行手术，我的生活根本没法继续。
一期手术完成后，我感觉很欣慰。
不少关心我的人觉得我只要做了手术所有烦恼都能消失，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人生有许多烦恼，而性别困扰并不是唯一的，我清楚地知道手术只是让我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以后的人生问题还会有很多。
我喜欢称自己所进行的手术为“性别恢复术”，我只是恢复了本来应该有的性别。
我知道社会上还有很多与我面对同样问题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情况和心态，我觉得我只能代表自己，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当所有手术完成后，我会积极地继续自己的人生。至于后半生的梦想，是办一个弥陀村（一种佛教思想下的社会福利机构，类似于大型养老院）。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实现它，但这是我的梦想。
变性手术没有后悔的机会
艾玉峰（中铁一局陕西伊丽整形美容医院院长 ）：
对于刘炎的手术，我们是很慎重的，从她提出要求到决定手术，我们与她接触了两个月，除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还特别找心理专家为她做心理测评，以评估她的心理状态。
在我们的日常接触中，可以看出刘炎虽然是女性，但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是男性化的，由于她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性，因此无法以女性身份融入社会，甚而产生痛不欲生的感觉。作为医院，我们出于人道，希望能通过手术来帮助她完成心理上的转换。目前看来，通过第一期手术，她已经减轻了不少心理负担。
当全部手术完成后，公安机关会给她一个男性身份证，这样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一个男性角色融入社会了。
相较于“男变女”，“女变男”手术开展比较少，主要是因为难度较高，再造生殖器官以及保证其功能是首要问题。
严格地说，通过手术患者只是成为医学意义上的中性人，术后还需要长期服用激素。另外，手术可以帮助她完成外观上的改变，并具备一定的，但要做到完全有是困难的，而且不可能有生育能力。所以说，手术最大的作用是让患者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是男性了，并以此取得被社会认同的男性身份。
刘炎的事情经过报道后，我们收到许多此类患者的求助。我最担心的是有人会因一时冲动而盲目求医。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变性手术绝对不同于锦上添花的整形美容术，一旦施术就不可能再挽回了！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做变性手术呢？心理上确有易性病，没有其他方法可治疗，只能通过手术治疗的；得到公安机关证明，没有犯罪史，没有不良企图的；得到家庭认可的；身体健康，无手术禁忌症的。
需要强调的是，站在医生角度，我绝不希望做太多这样的手术。
应首先寻求心理治疗
陈青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 心理学博士）：
术前我们已确诊刘炎为重度性身份认同障碍。从生理上讲刘炎完全是个女性，但因患有性身份认同障碍，所以她有不可遏制的变性愿望，且已到了以命换性的地步：“不变性不如去死。”
在我们2004年4月介入治疗前，她自己也采取过很多方法，既做过心理治疗，也尝试过许多自我调节的方法，但都没有成功。
性身份认同障碍（就是通常所说的易性病或易），在临床心理学上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心理疾患。患者虽然在生理上完全正常，但却有一种强烈的要成为与自己生理性特征相反的性别的念头。这种心理疾病萌芽于童年，发展于青春期，虽然不能完全否认生物学上的遗传因素，但从大多数例子来看，都留有童年的痕迹。人们对性身份的认同始于1岁，如果此时家庭教养有偏差，就很可能出现导向性身份认同偏离。目前尚无法完全解析它的成因。
对于刘炎，我始终认为她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极个别的例子。而一般对于性身份认同障碍患者（包括重度患者）都应该首选心理治疗，而不轻易建议做变性手术。
变性手术不仅牵扯到生物学特征的改变，还牵扯到社会分工、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适应问题。变性手术后，患者仍然会面对一系列心理适应问题，比如：
变性后以女性生理状态和体能能否承担男性的工作压力、面对男性的社会竞争？
没有生育能力和正常性能力，家庭生活很可能会出现矛盾，双方心理是否能够适应？
社会交往中能否进入并适应男性社交圈？
美国研究者对做过变性手术的患者追踪观察20年，截止目前发现其中有2%的人术后完全不能适应，并有自杀倾向；还有10%～15%感到不如意，甚至希望恢复自己原有的性别。
所以我再次强调，有性身份认同障碍的人首先应寻求心理治疗，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选择变性手术。
承认他们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
李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学博士 ）：
从整个社会来讲，变性手术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变性者并没有妨碍到他人。但是，手术对于变性者个人的生活影响比较大，可能周围的亲朋好友会暂时难以接受或难以适应，他们的心理也会因此而度过一个漫长的适应期，至于能否安全完成性别过渡，则是变性人最为重要的一点。
对于性别模糊的群体该不该做变性手术，我个人观点是比较矛盾的。我觉得最理想的是社会能给他们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取向，这样就不用再忍受手术之苦了。
目前这一人群之所以会选择做变性手术，是出于得不到社会承认，由于我国较为保守的性别观念，性别错位的这一人群碍于社会压力而强迫自己过着违背真实心理的生活，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变态，面临失业、被孤立的困境，并受到主流社会的忽视甚至蔑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同样是变性人，女变男比男变女更难被社会所接受。这是因为女性地位一直比较低，因此那些女变男的人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排斥，从而被认为他们的目的不单纯，是想通过改变性别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西方模糊性别群体运动所取得的进展，整个社会对这一人群的态度逐步在向理解和尊重方向发展，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总的来说，我还是呼吁社会能给予他们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应有的尊重；同时，承认他们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开放度。
医学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何伦（东南大学医学人文学系副主任）：
刘炎是一种典型的易表现。
从医学角度来看，DNA决定着男女性别，但生物的多样性表明基因从来不是单纯地、绝对化地决定着性别，因为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关键的幼儿时期把女孩当男孩养或者把男孩当女孩养，此后就会形成截然相反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社会角色的混淆。
医学上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性角色的认同障碍，基本上采取药物、手术或心理疗法，但易毕竟不是一种完全的病理状态，因此目前比较普遍的以手术刀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容易走极端，具体表现在：它有利的一面是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患者的身心痛苦，而令人担忧的是会不会由于医学的错误干涉导致生命遭受再一次摧残？
如今，医学技术对人性、对生命的干涉越来越广泛，体现在变性人身上无疑代表着一种社会的宽容与道德观念的觉醒。而我们所要考虑的有两点：一、是否严格把握了患者的心理适应症。这种形和心分离的技术必须达到治疗后的人性化统一，因为期望值与实际效果很难保证完全一致，而且手术伤害是巨大的、不可恢复的，不能低估其后续影响；二、必须掌握技术的合理使用。男女变性在技术上不完全一样，女变男技术要求更高，也可能对患者构成伤害。
另外，社会伦理和医学伦理在整个社会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矛盾还相当突出，特别是当变性人公开身份进出某些特殊场合，比如洗浴中心、公共厕所以及婚恋时，很多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甚至拒绝，所以变性人未来的生存很成问题。
因此，这里我提出几点忠告：
1、对自己的决定要充分认同。
2、对手术效果要态度明确。
3、对社会反应要具备足够的承受能力。
4、要清楚用医学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5、要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尽快融入社会生活。
刘炎的父母：
我们尊重刘炎的选择，目前最担心的是她手术恢复后是否能找到如意的工作，今后能否过得好、过得幸福。我们企盼社会能给像刘炎这样的人多一份宽容，多一点生存空间，让他们好好地生活下去。
与刘炎“同病相怜”的朋友：
我们有着与刘炎相似的经历，对她的境遇和心情都很理解，看到她手术顺利都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会通过手术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刘炎手术后走上社会还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希望她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未来的新生活，“笑看人生，永不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