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而冷淡,政策下的复杂反应

股市想象力

“单独二胎”政策颁布的2013年11月18日，微博账号@蓝鲸财经记者内参网惊呼：“二胎都炒到钢琴了！！珠海钢琴涨停，海伦钢琴更猛，直线拉停！”

收盘时，“海伦钢琴”和“珠江钢琴”两股分别大涨10.04%和9.99%，它俩起初并不在由婴儿食品、儿童玩具、文具和童装组成的“二胎概念股”圈子里。

同一天，人福医药逆市跌了2%，因为它是生产安全套的。“A股股民真是太聪明太有想像力了！太重实践了！”圈内人叹息。还有学者开始忧虑在香港供应紧张的奶粉会再添压力。对此，香港食物及卫生局长高永文表示：会密切留意内地任何会影响香港本地奶粉供应的因素。

多生一个孩子，似乎成了灵丹妙药，可以提振经济，解决教育、婚恋和养老等各方难题。从2006年起，民间呼吁“让‘单独’家庭也享受二胎政策”的声音便不断。2012年人口普查公布了两个数字后，“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似乎已成板上钉钉的事：1.04，这是2012年中国生育总和率；1980年代，这一数字为2.24。

18.82%，这是2011年上海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2012年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生育现实的严峻性让很多人忘记了，这项政策其实最多只能让2000万家庭受益，每年新增人口也不过100万。但它依然在颁布当天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热点。除了占据网络时代信息四通八达的便利，全国范围内几乎同步执行的规模效应，和40年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家庭结构和生育观，都让任何与二胎有关的新闻成为焦点。

舟山效应

11月21日，浙江省特批舟山海岛“单独二胎政策”消息公布，一个地级市海岛成为新热词。虽然这只属于该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特殊情况审批，并非刚公布的“单独二胎”政策首个地方细则。

几天时间里，舟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电话声不断，几乎都是咨询单独二胎政策。除了那些户籍在舟山、但长年工作和生活都在外地的“本地人”打探家乡的消息外，它还成了外地孕妇们的户口迁移首选地。

长沙人刘璐记下了舟山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处胡姓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她想知道“是不是买房子落户就可以？是两个人都要在舟山还是一方就行？”但对方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因为牵扯到户籍，建议她先咨询舟山市公安局户籍科。

39岁的刘璐在国家出台单独二胎政策的前两天，发现自己怀孕了。检查时，医生建议她留下孩子，“年龄大了，如果这次不要，谁都不能保证以后还能怀上。”单独二胎政策被刘璐这样的大龄70后视为最后的二胎机会，她只是“倒霉”了一点，要让肚子的隆起速度与湖南省出台细则的速度赛跑。预产期是明年5月，而她的等待极限是到1月。如果肚子跑在政策前面，老公的事业单位饭碗极可能不保。

但长沙当地传言，到1月湖南省的细则就出台了。是留在长沙还是变成舟山人，刘璐仍在观望。

大部分人都和刘璐一样，在短暂的头脑发热后采取了理智的观望态度。在热闹非凡的全民二胎“讨论会”上，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陆杰华的声音像一盆冷水：“如果北京市的‘单独’夫妻在新政落地之前就心急先抱上第二个小宝宝，仍然可能要面临缴纳约33万至36万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收入较高的中心城区，社会抚养费要40万元起步。不要忘记，各地对生育政策有许多附加条件和门槛，例如北京在‘双独二胎’就有女方生育二孩时要高于28周岁并且距生育第一个子女的间隔满4年的规定。”

链接：张艺谋的超生罚单

2013年5月，著名导演张艺谋被爆“超生”，有四个妻子七个孩子，涉事方江苏无锡计生委被推上风口浪尖。

11月，网友喊话：“老张，计生委喊你回家数孩子！”《东方卫报》刊登寻人启事。

这时，一位声称是张艺谋“大舅子”、ID为“导演陈剑-Hero”的网友，出来替张“翻案”，表示张的第一个孩子近视眼，算视力缺陷，另两个孩子符合单独二胎政策。

次日， 张艺谋工作室表示“ 陈剑”是冒牌亲友，随后首次回应“超生门”，承认与现妻陈婷育有两子一女，但否认超生七八个。

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局受理，媒体猜测，此事张或将承担少则36万，多则2.4亿元的罚款。

该生的早生了

生不生二胎，主要受政策限制和观念影响。矛盾的是，当生育观还处在多子多福的传统期时，大部分育龄夫妇并不符合二胎条件。

“生二胎的基本走两个极端，有钱人和穷人。有钱人养得起孩子，穷人不在乎孩子怎么养。”在重庆卫视少儿频道工作的陈莉看来，想生的人已经想办法生了，不会在乎政策的约束。比如中国富人阶层在十几年前就借“双独”政策、移民、留学或缴纳罚款等方式，完成了生育至少两个孩子的任务；而一些香火观重的农村家庭，从来就没考虑过经济状况，他们以生子为婚姻最重要的功能。

万州人钟小七的故事，是后者最原生态的写照。16年前，四川万州的钟小七和李唯夫妇违法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因为李家需要更多男孩继承香火。

李唯虽然是彝族人，但按照当年四川省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育有一女一子，没有生育指标了。作为家里的独苗，他和妻子必须生至少两个儿子，才不会面临家庭、家族和当地社会的舆论压力。

扛不住压力，31岁的钟小七偷偷摸摸找了个江湖郎中，把体内的“避孕环”摘掉。1996年末，她成功怀上李家第三个孩子。继而，是李家人与当地计划生育办之间的游击战。

“那时前街后巷都是计生标语，比如‘坚决打击躲生逃生，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计划生育不要跑，拆屋下瓦也要搞’，对人的震慑力还是很强的。”钟小七回忆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她到李唯的四个姐姐家都躲过，看见戴袖章的大妈就急忙躲到后屋。后来在李唯大姐的帮助下，凌晨2点就起床，坐着拉货的小板车去县长途汽运站，等第一班到重庆的汽车。

大女儿当时已懂事，母亲离开后，长辈一再告诫她，“不能说漏嘴，就说妈妈去外地打工了，很快就回来。”她对这段说辞印象非常深刻。

躲到重庆超生的李唯夫妇日子还是不好过。三伏天高温，老公得万州和重庆两地跑，挣钱的同时还要照顾孕妇的心情。但为了儿子，两口子吵吵闹闹也忍了。“当时特别坚定，觉得这胎一定是儿子，吃了这么多苦，如果不是儿子，我估计要跳河了。”

1997年8月30日，钟小七如愿生下了李家的香火。为这个孩子，李家人付出了10090元的罚款。

在中国人看来，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