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客文化批判

摘要：风生水起的微博客以其开放、自由、个性化的文化姿态创造了虚拟空间的民主神话，但其技术平权、盲从围观、热炒话题带来的话语中心化、“多数人暴政”以及泛娱乐化的复杂舆情，需要研究者对这一乌托邦神话进行必要的理性祛魅和文化批判。由于商业资本的深度介入和爆炸式增长的管理缺失，对微博的内容生产和舆情传播应当给予必要的规制与引导。

关键词：微博客；文化批判；话语中心化；多数人暴政；泛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121−05

自2009年年底微博客正式进入中国以来，便以其“零门槛”“高自由度”吸引了大量用户，迅速覆盖网络市场，并在2011年出现爆炸式增长。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已有注册微博服务网站50多家，新浪宣布微博用户达2.5亿，腾讯称已注册微博用户3.1亿，各大网站注册微博帐号累计达8亿之多。不断开发的针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随身客户端技术，助推了“热帖”不断、热点频仍的微博客传播，创造了2011年备受社会关注的“围脖文化”现象。许多年度舆论热点，如温州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免费午餐计划、微博打拐、佛山小悦悦事件、药家鑫案等涉及突发公共事件、公权力监督、公民权利保护、社会公德伸张等重要社会问题，都是通过微博传播而引起社会关注的。

可以说，微博不“微”，力量巨大，出人意料也令人吃惊。微博的巨大力量是来自草根，来自社会人群金字塔的底端。微博客“技术平权”的理念似乎正不断印证着尼葛洛庞帝1995年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出的“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的构 想。[1](7)微博所标榜的功能是：不管是精英还是草根、富人还是穷人、掌权者还是平民，只要注册成为微博用户，都可以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新浪微博宣布，人类已经不受时间、空间、物质、技术的限制，“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儿”；腾讯微博则以“你的心声，世界的回声”为口号，声称能给人们提供一个表现自我、成为焦点的梦幻舞台。在全民“织围脖”的时代，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微博的开放、自由、个性化等特征，足以为我们创造一个“草根话语权”“公共民主”“自由表达”的时代神话。然而，当我们把微博客当作一种公共空间和文化形态来考量时，却不能不看到其背后蕴藏的话语中心化、“多数人暴政”和泛娱乐化本质。因而，对微博这一乌托邦神话予以理性祛魅，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微博文化的不同侧面，调适微博舆情的价值取向。

一、技术平权――话语中心化批判

“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微博确乎给普罗大众指明了一条通往话语权力中心的通关大道。不过在讨论微博话语权时必须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话语主体是谁? 微博首先需要有端，在有条件、有机缘上网“织围脖”的人群中，可能会有城市低保户、进城务工的农民、贫困山区的人们，不过这些解决温饱的“弱势人群”上网开博的比例并不大，因为他们中多数人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拥有一台电脑或手机，也难有时间与闲情去刷新微博，时下开微博、写微博的主体人群仍然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本就生活优裕、拥有话语权力的人。

有研究者以微博的低门槛，即任何人可以自由进入，以及微博用户中有众多草根，他们通过微博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话语权下移的证据。他们认为，微博的流行使话语的平权化理念深入人心，每个人都可以借微博的力量发表言论，随时、随地且不受任何限制。微博将网民的话语权延伸到一个崭新的平台，在现实社会话语权力空间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草根”将有可能成为微博互动再建构的主导性力量。微博的出现不仅仅是传播手段的变革，它同样也是实现民众话语权的“助推器”。[2](127)确实，表面看来，草根开博确实形成了一种“人人手握麦克风”的话语平权现象。但事实上这里忽略了微博话语中心化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拥有的“发言权”与实际掌控的“话语权”并不是一回事。

法国思想家马歇尔・福柯曾多次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3](159)这就意味着要取得话语权得确保“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和“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这样的话语权才会有实际的传播效果。在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影视媒体中，其话语权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临场“说话”的机会，而在可以无限延展的微博空间，衡量是否具有话语权的标准也要随之改变。微博场域就如一个人人拿着麦克风的广场，大部分声音在发出之后除了被身边的几个人听到外，都会湮灭在“众声喧哗”的广场中，无法大范围传播，只有少数人能凭着优质的“嗓音”使自己被众人听到，在这种情境下，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谁的声音能被众人听到，而是否获得发言权、能否“发出声音”则降到次要位置。

在微博世界中，个体的声音被多少人听到、产生多大影响最直接地体现在粉丝量上，粉丝量就是微博话语权分布的最重要指标。对粉丝量排名靠前的微博用户的身份进行考察，也许可以说明微博话语权的分布情况。为此笔者对影响较大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人民微博中关注度排名前100位的微博用户的不同身份类型进行了统计(见表1)，截止时间是2012年1月2日21时。

从表1可以看出，在这四大微博空间受关注度最高的用户中，娱乐、体育明星所占比例最大，达到54%，他们通过向大众曝光自己或身边人生活的细节吸引更多的粉丝，微博平台成为他们自我包装、塑造公众形象的工具。另外，包括传媒从业者、作家、教育专家、经济学家等在内的知识精英和政界精英、商业精英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关注度前100位用户中占35.75%。与明星、知识分子、政界精英、商业名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统计到的400名微博用户中，普通平民只有18位，只占总数的4.5%。可见，在微博空间，各阶层与团体拥有的话语权并不是均等的，占据话语中心位置的仍旧是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本就处于主流中心位置的名人。

与传统媒介的“推式”(push)传播相比，微博传播是一种“拉式”(pull)传播，也就是说，微博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关注对象，而不像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那样，受众接触到什么内容由媒体决定。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节点：在微博中存在着桑斯坦所谓“信息的蚕茧效应”，即人们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只跟随与自己有共同点的人，决定“微博用户关注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其认知与经验。那些通过实名认证的名人们，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本来就拥有较高知名度，只需把在现实社会中积累的高知名度移植进微博场域，很快就能得到粉丝的热情回应。因此，娱乐明星、知识精英们就成了得到关注最多的微博用户，也就是最有话语权的人，是他们牢牢占据微博场域的主导话语权。可以说，正是聚集在这些名人微博上的“粉丝”人群加强了名人微博的话语中心性，大众与名人之间的话语区隔正是由他们对于名人的“仰望”造成的。人们不仅“自由地心甘情愿地”认同这种安排，而且积极投入到这一权力关系的构建中，时刻关注或追随名人的一举一动，甚至将其纳入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它实际上并不合理。

微博的名人认证在扩大了微博影响的同时，也使微博丧失了独立精神，成为名人们提升人气的名利场和大众窥视明星隐私的万花筒和放大镜。这时候，所谓微博的话语平权只是话语中心化的一种策略，是自由表达的传媒技术为强化中心话语提供的一种权力认证，也是“名人加冕”以“合法”的方式将平民纳入主流意识形态而做出的一种假意的妥协。当人们置身于微博空间，挣脱现实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羁绊，尽情宣泄内心或喜悦或悲伤或愤怒的情感时，微博似乎给了他们一个“自由言说”的梦幻世界，一种狂欢化的“第二生活”，然而不幸的是，芸芸草根在此能得到“发言权”却得不到“话语权”，“表达自由”离他们的“话语中心化”相距甚远；并且，当他们回到现实，却发现自己“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4](78)所谓微博带来交流的去中心化、话语的平权化，看来都还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幻想。

二、盲从围观――“多数人暴政”批判

“多数人暴政”又称多数人暴力、群体暴政，②即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并将这种权力凌驾于少数持异议者的利益之上，在微博上通常表现为“盲从围观”“语言暴力”和“媲美寡头”的从众心理。

人们常常以“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来诠释微博带来的民主进程。乐观的研究者认为基于WEB2.0基础上的微博，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为人们突破民主参与的技术瓶颈提供了解决之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平台，彰显了商议性民主的核心精神，因而是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5](1−4)应该说，这种观点有其现实基础，如微博的低门槛及高自由度，弱化了“把关人”的位置，其虚拟性又为人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保护伞”，给用户构造了一个宽松的信息环境；微博将字数限制在140字左右，篇幅短小，大大减少了人们思考的时间，其所具有的即时、即时留言、即时回复的功能，为舆论分布和群体交流创造了条件。

同时不得不看到的是，微博交流是一种“身体不在场”的交流，无论信息如何图文并茂，始终有一块电子屏幕挡在用户之间，人与人的交流被简化为人机交流，“人”成了一种虚拟的存在。这种匿名和虚拟的交流分解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和统一，发言者拥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自由权利，却少了相应的责任担当和监督机制。另外，140字的篇幅限定使微博信息过度碎片化，无法对事物进行深度解读，更容易形成浅表化感性叙事。这一机制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遇到任何事情都有即刻通过微博表达的强烈冲动，为了追求片刻的而一吐为快，这就使得平日里因种种束缚而处于“蛰伏”状态的表达欲有了充分的释放空间，人们的自我约束力出现下降，许多用户不再像平时那样认真而审慎，而是随心所欲，脱口而出，很少考虑后果或承担责任。如周立波发表“网络公厕论”后，方舟子直言周立波为“小丑”，周立波则立刻反唇相讥，称方舟子为“剩斗屎”“变态”“应该进精神病院”，最后演变成对立阵营之间的一场荒诞的口水仗。[6]南京农行枪击抢劫案后，许多用户把矛头指向公安执法部门，出现诸如“警察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纳税人的钱都白养他们了”“如果他专杀贪官，我不仅不举报他，还要赞助他”等“围观式”过激言论。

由于“多数人的暴政”表现为群体的情绪化，会诱导网民认同“人多势众”的力量感和“罚不责众”的盲目性。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肇事者李启铭的“官二代”身份迅速点燃了微博用户的怒火，一时间，责骂、人身攻击、侮辱的词汇屡见不鲜，有网友对李启铭、李刚、河北大学校长等人发起“人肉搜索”，李启铭及李刚在央视公开道歉后，又攻击其是在为博取同情而逢场做秀，并讨伐央视的采访为一场“央视与李刚的双簧”。在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之前，早有微博用户对李启铭及李刚进行了一次“审判”，这种情绪化的审判言辞犀利，不允许被告方提出任何申诉，并试图以此影响司法判决，终而由从众围观变成舆论暴力，让原本正义的舆论走偏方向。又如最近的“肖艳琴事件”，在“肖艳琴遗书”之后，微博用户几乎是一边倒地集体声讨前夫J与“小三”Y，而当事实的真相揭开――肖艳琴并没有自杀而是诈死，许多用户深感自己被欺骗愚弄，转而对肖艳琴发起攻击。在这起事件中，许多微博用户表现出盲目与轻信，他们的质疑大多来自网民没有根据的推论以及对“小三”的偏见，因而轻易被人利用，偏离了理性的轨道，最后只能大呼上当，成为闹剧的参与者和围观者。

由于微博用户的良莠不齐以及微博传播的迅捷广泛，又没有一个快捷准确的方式来验证海量信息的真假，有时难免会使这里成为虚假消息滋长的温床。我们不时看到，在微博论战中为了占得上风，一些微博用户不惜歪曲事实真相，乃至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任意删改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在2011年6月23日北京遭遇雨天气后，有网友通过微博城区各处积水的照片，更有网友将照片汇集起来，起名为“陶然碧波”“安华逐浪”“白石水帘”“莲花洞庭”“二环看海”“机场观澜”等，称为“新燕京七景”，这些微博包含了时间、地点、图片等信息，看起来“证据确凿”、真实可靠，很容易使大众得到想象、暗示、确信并相互传染，引起“围观”的同时被大范围转发，其实这些看起来“真实可靠”的照片并不真实，七张照片中竟有三张造假：水淹地下通道的照片在2004年便已出现，大望路汽车被淹的照片为2004年7月10日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莲花桥被淹场景，首都机场飞机跑道被淹的照片则是挪用海南某机场被淹的照片。在这起事件中，微博用户表现出感性、急躁、狂热、盲从等心理，对真假的辨别力急剧下降。这种“多数人”的群体行为常常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等特点，极易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如网民可能被一时的冲动驱使，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对意见相左者发起人身攻击、地域攻击等等。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不是用理性说服的方式而是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将少数派的意见压制下去，此时的民主绝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真正民主，而只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是“多数人的暴政”对事实的歪曲和对民主的践踏。

三、话题热炒――泛娱乐化批判

有研究者指出，微博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就了以下几个事实：培育良好的公共话语空间；推动“舆论”趋向理性；实现潜在民主。微博客让虚拟的社群实现“面对面”交流，在网络的匿名、异质和多元的公共场域，达到沟通理性。[7]但我们知道，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政治紧密相连的概念，其前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公众能够在理性基础上就公共利益问题展开讨论。然而，微博从一开始就受到商业资本的操纵，从最开始的Twitter，到国内比较火热的新浪、腾讯、网易微博等都是商业性的，谁也无法否认它们与“为它服务并利用它的工业之间有着极为暧昧的关系”，商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千方百计地迎合大众需求，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更多娱乐元素。于是，商业元素的全方位渗透，让微博的价值理性和批判意义让位于泛娱乐化乃至“娱乐至死”，微博也就成为商家炒作和盈利的工具。

微博的泛娱乐化是通过主体身份认证和话题热炒的方式实现的，由此形成的“吸引眼球”与“聚焦跟帖”是它屡试不爽的两把利剑。小S开通新浪微博的第一天，单凭一张近照，就有3万多的点击，2 000多人转发，近3 000人评论；姚晨一条与宠物“巴顿”在一起的照片则引来1 700多人转发，2 800多条评论。笔者随机选取了新浪微博2011年12月5日至12月11日一星期的周话题榜(见表2)。

在这个排名前十位的周话题中，其中有六个是娱乐类话题，如2011电视剧华鼎奖，膝盖中箭体，《我可能不会爱你》等，唯一可以称得上严肃的话题是“冬季雾天，你那里的空气质量还好吗”。[8]新浪微博专门设置了名人人气榜、达人人气榜等，在人气总榜中排名前十位的是：姚晨、小S、谢娜、杨幂、蔡康永、赵薇、何炅、王力宏、李冰冰、NBA，无一例外都是热门明星和热门话题，抑或是有热门话题的热门明星，排名第一的姚晨的粉丝达到16 142 564人③，新浪微博还设置了“微话题”“微访谈”“微直播”“微活动”“名人堂”“媒体汇”“微博达人”“草根微博”“同城微博”等栏目，目的是把社会公众的眼球一网打尽，至少是越多越好。这样，当人们一打开微博，看到的便是各种生活谈资、明星趣闻、娱乐八卦，如某位名人吃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买了一个名贵的背包，去了某个风景迷人的地方享受假日等等。于是，微博逐渐成为粉丝们集体围观偶像明星的阵地，娱乐精神也就成为微博的主要价值取向。

麦克卢汉说过，“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9](80)媒介技术的影响不止发生在意见和观念层面上，而且改变着人的感知模式和生活方式。微博的娱乐性裹挟了人们的思想，人的个性特点及原创精神在不知不觉中被淡化，主体性终将在这些娱乐轰炸中被无形消解，“人们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维持分解和物质化”。[10](25)人们发现，他们已经变得无法自主地使用微博，而是热衷于追求身体的和感官的刺激，微博公众逐渐沦为文化消费的“被消费者”。在这种娱乐化语境的浸淫下，博主的目光会被应接不暇的娱乐信息所吸引，并被无限追踪直至深陷娱乐泥潭而难以自拔。一旦微博娱乐与消费文化结盟，必将与它最初追求的“独立”精神渐行渐远。

微博客让更多的社会群体登上网络舆论的平台，显示出舆情的丰富和舆论的能量，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微博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深度关注、对社会公德的伸张、对政府公共治理的审视与监督，以及互联网民间“自组织”力量的成长等，都具有开通民意、启迪民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平权的“舆情革命”意义。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文化资本的深度介入、商业利益的幕后推动，以及爆炸式增长带来的管理缺失，我国的微博客还存在数量飙升而功能失范、舆情复杂而监管乏力、众声喧哗却真假莫辨的现象，对微博的内容生产和舆情功能应当给予必要的规制与引导。开设微博客、用好微博客，还需要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基本方针，用价值理性调适技术平权，以人文关怀消解“多数暴政”，以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规制“全民娱乐”背后的市场操手，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力量创造网络时代的文化微博和“围脖文化”。

注释：

① 为方便统计，将“NBA官方微博”“快乐大本营”等归入娱乐、体育明星一类，将“平安北京”“国家林业局”“南通公安”等政府机构官方微博归入“政治人物”一类，将“新浪头条新闻”“新周刊”“财经杂志”“《人民日报》求证栏目”等归入传媒从业者一类，将漫画家“庸”“照心”等归入作家一类，其他不便于归类的如“冷笑话精选”“微博名人”“微博搞笑排行榜”“新浪短信微博” “微博iPhone客户端”“全球热门排行榜”“微博Android客户端” “精彩语录”“星座小王子”“生活微百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统一归为其他一类。

② “多数人暴政”一词最早是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将多数人的利益置于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利益之上便会形成“多数人暴政”。

③ 该新浪微博排行榜的截止时间是2012年1月17日。

参考文献：

[1] [美]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2] 周馨. 微博――实现民众网络话语权的“助推器”[J]. 新闻世界, 2011(6): 127.

[3] 王治河. 福柯[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4] [德]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的辩证法[M]. 洪佩郁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5] 魏楠. 微博――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新阵地[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1(4): 1−4.

[6] 周立波、方舟子微博互骂[EB/OL]. tech.省略/ internet/special/wangfeifangzhouzi/content-2/detail_2011_02/08/4578239_0.shtml, 2011−12−30.

[7] 李. 论微博客公共领域的建构[D].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年6月.

[8] 整理自“新浪微博风云榜”[EB/OL]. data.省略/ top?topnav=1, 2011−12−11.

[9]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M]. 何道宽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0] [美]马克・波斯特著. 信息方式[M]. 范静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