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国外制度合理分析我国取消最低资本制度的举措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巨变，对于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呼声越来越高，作为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无疑备受考验。2013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中明确了彻底取消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规定，这是继1993年设立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到2005年降低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此项举措不仅适应了国际潮流，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本文主要从与国外相关制度对比的角度来对此次改革的合理性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关键词:注册资本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资产信用

公司资本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的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上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形成的关于公司资本运作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注册资本制度是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将注册资本的概念定义为“公司在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发起人或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本总额”。它是公司获得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而成为独立法人的必要前提。而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是指公司在成立时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立法者规定的最低数目。从本质上来说，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的法律意义与公司资本制度的法律意义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在资本“质”的基础上强调的是“量”的要求。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设立的初衷，一方面是考虑公司在设立时应该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来维持成立后的正常经营需要，并且用来约束股东，以防止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另一方面就是考虑程序上还是需要为投资者准入市场、参与竞争划定一定高度的门槛，并作为公司取得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

一、国外注册资本制度的现状

20世纪是公司资本制度大变化的时代，在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方面，各国的规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纵观各国立法变迁，基本上都还是放宽了对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要求。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认识到在经历了诸多商业市场事件的历练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对提高公司质量、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是有限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关注与研究其他国家公司法的发展动向，了解其他国家是如何制定和修改法律以适应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全球竞争的要求，对于不断推进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一)美国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各州法律中均有规定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公司如需设立，就必须筹集到达到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资本。如果股东在未缴足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情况下开始营业，其需要承担个人责任。各州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通常为1000美元，其余的州规定为500美元等其他数额，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按照实缴资本占授权资本百分比来确定最低数额。但美国于1969年修订了《示范公司法》，正式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开创了此项变革的先河，各州纷纷开始执行，至20世纪末仅有一小部分的州市仍保留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的规定。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大多数州虽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但是绝不意味着置保护债权人利益和公司运营能力于不顾。相反，由于有强大的判例制度作为支撑，确立了“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等原则，在出现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情形时，债权人可以向股东或发起人以及董事的追究连带责任，所以公司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并未受到削弱，反而促进了公司资本的有效利用。

(二)英国

面对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问题，英国立法改革的方向与美国正好相反。1985年以前，英国公司法中并没有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做出规定，理论上仅需1英镑便可以成立公司。作为欧共体的成员之一，英国的法律不应该与欧共体的总体规则相抵触。欧共体的第二指令规定，在欧共体中的成员国注册股份有限公司需要25,000欧元的最低注册资本。为了与欧共体的规定相符合，英国在《英国公司法》第118条规定，在英国注册股份有限公司应具有50,000英镑的最低注册资本并授予州务卿根据本条规定做出适合本州的不同规定。但是实际上英国重新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远远高于了欧共体中的规定，许多学者对于如此高额的最低注册资本提出了批评，认为高额的最低注册资本不仅无法真正意义上达到保护债权人的目的，而且抑制了新企业的设立，使得许多主营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因为过高的门槛而无法设立。

(三)德国

作为体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德国法律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历来比较严格。按照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50,000欧元，股票的最低票面价值为1欧元。《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25,000欧元，每个股东的出资额至少为100欧元。

(四)日本

在1990年以前，日本的公司法只针对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在10万日元以上，而对股份公司则没有采取相关规定，以至于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名为股份公司，实际上却是个人企业的情况。因此，1990年日本修订了商法与有限公司法，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日本商法典》第168条之四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不低于1,000万日元。日本《有限公司法》第9条规定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不低于300万日元。经过1990年的修订工作后，在2002年日本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地修改商法、有限公司法的工作。本次出台了《中小企业挑战支援法》，规定商法、有限公司的创新企业，只要向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申请，原则上1日元资本额也可以设立股份公司，但必须在公司成立后5年达到1,000万日元。在2005年6月29日日本通过了《日本公司法典》，将原属于商法中的股份公司法独立出来，并且实现了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体化。《日本公司法典》废除了原《日本商法典》对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1,000万日元和《有限公司法》对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300万日元的限定，使得“1日元创办企业”得到实际意义上的持久化。

二、我国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的变迁

(一)1993年立法

我国的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公司法》尚未颁布，但是通过有关立法已经形成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的雏形。1986年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对企业法人做出了“必须拥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以上的财产”的规定。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最终确立我国系统的、完备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区分公司类型和行业，分别规定了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1993年的公司法之所以采取了这样一种相对严格的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指导思想。第一，我国经济处于刚刚转型，逐渐步入市场经济初期，还是较为习惯行政主导和国家主导的做法，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生活的管制，所以在公司设立程序要求上就表现出较为严格的审批制度。第二，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是在刚刚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改革目标的背景下仓促制定的，因为时间十分紧迫，导致相关立法机关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调查条件下，在该法律颁布后会给社会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没有充分对法律的执行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关研究与分析，同时对世界上公司法的罪行走势缺乏必要的了解的情况下制定的。制定93年公司法的时候，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在出现的几次“公司热潮”及其所表现的问题仍然心存余悸，所以当时“治乱”被不少人视为是制定公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司法“治乱”的功能也确实得到了较为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导致公司法的资本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

(二)2005年修改

2005年我国修改了《公司法》，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在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其他规定，从其规定”。《公司法》第81条第3款有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法》第59条有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为人民币10万元。此外，特殊行业等对资金需求比较严格的，其最低注册资本金有较高的要求，在此就不做赘述。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交易中的公平、效率逐渐被更多人所关注，企业不再仅仅强调安全稳定的概念，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实现了以较低资本推动公司设立的计划，实现了企业资本的合理优化配置，尤其在一些智力密集型的高科技技术产业效果更加突出。2005年以前的《公司法》更强调的是保护债权人利益，忽略了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限制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2005年降低了最低注册资本金后，给予投资者更加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这也表明国家正在寻找对公司的股东、投资者、债权人和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多方利益的平衡点。2005年对《公司法》的修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人们已经开始从资本信用观念转向资产信用观念了。

(三)2013年修改

2013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上做出以下规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将企业年检制度改革为年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度转变为认缴登记制度，降低了开办公司的成本。

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此次《公司法》修改主要涉及三方面：第一，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第二，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第三，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此次彻底取消大部分公司(除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专业机构、保险经纪人、直销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具有准金融机构性质的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时所要求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也基本上是我国《公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能再继续在市场上始终坚持执行的注册资本制度。

2005年修改的关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已经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显示出了许多不足之处，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注册资本金的地位有所下降。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企业也迅速壮大发展。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也只能代表公司第一次进入市场时所拥有的资金实力，但是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它已经不再能代表公司现阶段的实际拥有的资金情况，所以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能是当前债权人衡量企业信用的唯一指标，它的作用性在企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运营后已经不再那么突出。第二，在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下，抽逃出资和虚假出资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股东会在注册成立公司的时候通过借款或其他方法筹集足够的注册资金，但在公司成立之后又抽逃注册资本。这使得公司成为了一个空壳，根本无法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公司的实际资金实力以及资产信用完全脱节，反而成了幌子，此时的注册资本制度根本不能作为债务担保。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汉密尔顿说的那样：“任何关于最低资本的规定都是武断的，也不能对债权人提供有意义的保护。”第三，对新企业进入市场构成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新企业的进入有利于保持必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繁荣。我国制定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更是体现了国家希望有更多的中小企业的设立，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过分的法律约束只能阻碍一个国家自身竞争力的发展。第四，不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较落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是大多数西部地区的主要特征。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对于该地区而言负担较重，这将阻碍西部地区的公司设立，使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制约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正确理解我国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

虽然如今我们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刻只是一味的去批评制度的缺陷。注册资本制度是公司资本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也是必然有其重要的作用的。早前的市场还不够完善，理论界认为为投资者设定准入试产、参与竞争的门槛，可以避免因没有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而滥设公司，由此可能衍生出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秩序而进行整顿的高额成本。同时也可以用来约束股东，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设立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可以尽量保护债权人利益。那么对于最低注册资本限额规定的取舍，我们也应该从资本的担保功能上来合理分析。对于资本的债权担保功能要客观辩证地看，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其对债权的所可能具有的担保功能。在一般情况下，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因此是公司的全部财产而非仅其资本才是债权人的担保。如果公司经营顺利、利润丰厚则债权人之债权实现自然无需取决于公司资本，如果公司经营失败、亏损严重乃至破产，则公司之初始资本或者荡然无存、或者面对众多债权人之清偿，此时其担保作用实际上就也不存在了。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应该过早的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否则会造成公司滥设，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但是对于如今社会上的投资者或是债权人来说，更多的是追求企业创造利润，既然选择了参与这种投资经营活动，希望取得回报就必然会承担风险，这是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会考虑到的。况且没有谁愿意总考虑被投资企业破产时候的问题，倘若企业真的破产，仅凭公司的注册资本，债权人几乎是不可能可以从企业中收回应有的资金。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不能还停留在“防弊重于兴利”这一理念上，国家更希望看到的是企业创造出更多有利于自身有利于社会的价值，所以鼓励更多中小企业的发展。

四、合理利用优点，做好“宽进严管”工作

新规定一经颁布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充分利用此项政策，合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研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法律措施，结合我国现行的法规和市场制度，提出以下具体改革思路：

第一，普及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公司资本制度新理念。资本信用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来说像一把枷锁，是公司法制度创新的桎梏。在以往崇尚资本信用理念的时期，债权人只关注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满足于发起人已经出资到位或没有虚假出资而忽视公司真实资产状况，现在我们更应该清楚的理解了资产信用的理念，不能盲目崇拜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免当公司面临破产时自己的债权利付之东流。

第二，合理建立科学的商业信用体系。公司信用（Company Credit）是公司立足于市场的基础，信用好的公司必然会在市场上从事商业活动时路路畅通，而没有信用的公司却寸步难行。英国和美国都有健全成熟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信用保险制度，这些制度都能有效的披露公司的信用情况。我国信用制度却还不发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建立全国性的信用评级制度。债权人倘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付出的成本恐怕将是巨大的。就美国而言，其基本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共有17项，几乎每一项法律都进行了若干次修改，如《公平信用报告法》等法律法规至今仍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考虑到我国已经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股东极大可能利用公司人格欺诈债权人，特别是公司组织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不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导致新的信用危机，所以强化信用机制对于我国当前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就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大范围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也称为公示制度、公开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监管而依法将自己的财务、经营状况等信息向社会公开，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的制度。公司的交易关联方最为关心公司的偿债能力，在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的情况下，无疑缺少了一层法律保障，如何了解到公司的偿债能力则需要财务人员通过有效途径判断对方的实际运营情况。而债务人就应当对其债务和公司前景以及债务担保与保全等信息及时进行详细地披露，让有关利害关系人在充分了解公司的资本与资产状况下做出合理的决策。随着我国垄断性公共企业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同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也必将有一大批企业涌入市场，实行重大信息披露的工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现行的市场信息披露监管体制还不够完善，执法部门无法对企业实行严格有效的监管，所以这项工作更是迫在眉睫。

第四，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避免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具体法律关系中的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股东的独立的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使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债权和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法人人格否认论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靠的是美国的判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并没有采取此项制度，直到2005年公司的修改后才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了形成了我国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该制度的引进对于构建债权人保护机制来说具有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但2005年的公司法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制度的优势，只是对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做了人格否认的规定，规定此类情形股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对于法人否定的条件和使用法内均未规定具体标准，这基本上就是未利用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这一制度的优势。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的取消是为了刺激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为更多有能力的人提供开办公司的机会，而不是为股东滥用权力提供方便，但恐怕还是可能会有很多企业的股东不采取规范经营行为，例如故意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加以混淆，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欺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本着保护市场稳定为原则，严惩不法分子，判定出现此类情况由该股东直接负责而不适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做到不给相关人员逃避责任的机会。所以，建议在以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主体和举证责任等内容加以更加明确清晰严格的规定。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清楚，从现代公司法的经验来看，股东有限责任仍然是原则，解开公司面纱已然是例外，如果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则也可能损害我们长期以来建立起的公司制度。所以我们应该在通过了仔细认真研究了这一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公司发展的事态，总结司法案件中出现的问题，运用公平的理念和专业的知识，合理把握使用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

第五，强化发起人、董事和相关人员在公司设立时的民事责任。与日本《公司法》第192条相比，我国《公司法》对于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的责任的规定并不十分严格明确。因此，就在公司设立时，实践中有很多股东虚假出资，骗取公司登记，以及采取各种手段抽逃出资的现象。我们应该制定准确严明的法规，对股东在公司设立时采取不合法的行为进行严惩。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公司组织机构的发展趋势就是董事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董事会一定是最为了解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执行机构，在必要的时候可由董事会制定方案发行资本，既可以降低公司设立时的成本，又不会造成公司成立后或增资后资本的闲置与浪费。这样看来，董事会及时没有在公司设立时承担任何出资义务，但是由于该组织在日后的经营中十分清楚公司的内部状况，所以对于公司在出资设立环节的一系列问题必定在日后的经营中察觉，倘若知而不报，就应当与发起人一同承担日后相关问题的责任，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戒，同时我们也不能放纵那些为设立而提供虚假资料，的相关人员。真正意义上做到公平公正，切实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

五、结束语

此次修改的制定，代表了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进程迈入了新的台阶，展现了我国对于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的高度关注。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现实中与之脱节的地方，准确把握立法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做好时刻查漏补缺的工作，不断完善理论知识与实际准备，充分利用新规定的优势，迅速合理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努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窦洪静.论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的废除[A].中央民族大学,2012

[2]卢圣晶.对公司法降低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合理性分析[J].科技广场,2007,12

[3]左传卫.论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存废分析[J].岳麓法学评论,2005,00

[4]叶秋南.美国消费者信用管理[J].财团法人金融联合征信中心,1996

[5]何佳丽.公司法定最低资本制度研究―以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平衡为视角[D].华中科技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