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见南子”的历史真相

“子见南子”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历史故事，我们在探讨孔子的时候，也时常喜欢就此事来非难孔子。其实我们对此事多所误解，孔子虽然见过南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子见南子”一事，自古以来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一部分人为了还孔子清白，“多角度全方面”地进行释证，或欲求此事件的合礼性，亦或证明这原本就是子虚无有的事情；而另一部分人则更是激进，不仅“毫无疑问地确定此事的真实性”，更有涂油抹粉之势。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曲阜第二师范演出林语堂改编的《子见南子》的独幕剧。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非此即彼，他们既不刻意捧高孔子，也不去践踏孔圣人的尊严，而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尽全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关于“子见南子”，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对于此句的解释，历代儒者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唐代韩愈将“否”释为“否极泰来之否”；亦有杨用修、蔡谟等将“矢”字训为“直述”之意的；同时，也有对“厌”字重新进行注释的，将其解释为“压塞、压制、堵塞”，或者为“扰乱、梦魇、做恶梦”，到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甚至胡适在评崔述的《考信录》中也认为“其先信而后考”。古人解释，都难以避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或维护，或损贬。对于此事的记载，笔者认为还要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还原历史真相。

根据历来的争议，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南子是谁？或者有无其人？据《左传》杜预注，南子是宋人，早年就跟宋公子朝有染。嫁到卫国后仍与之私通，秽名远播。然而，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南子根本不是卫夫人。宋人孙奕的《履斋示儿编》称南子乃是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占据费邑以叛季氏的南蒯，孔子去见他就像去见另一位叛臣公山弗扰一样，自然就引起了“子路不说”。但是，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驳斥说：“以《传》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岁，年方十三，其说凿而不通矣。”如此说来，南子为南蒯说即不攻自破。

孔子到底有没有见南子？孔子未见南子之说见于《孔丛子》记平原君与子高的谈话。平原君问子高，你先君真的见过卫夫人南子吗？子高答云：“先君在卫，卫君问军旅焉。问不已，摄驾而去。卫君请见犹不能终，何夫人之能觌乎？”子高引《论语・卫灵公》来推断孔子未见南子，理由似乎是充分的。但是，子高用《卫灵公》篇的记述，来另一篇《雍也》篇的记述，从而形成了一种交错反证。因为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反过来，用后者前者。汉代关于子见南子的记载颇多，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法言五百家》、《滩南子泰族篇》、《盐铁论论儒篇》、《论衡问孔篇》等，倘无力证是不能将这些著作中有关子见南子的记载抹去的。

首先许多儒者否定“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即“在某国当官，一定要拜见国君夫人。”如《四书改错》指出：“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四书大全》载《朱氏或问》，竞自言是于礼所无见，则明白杜撰矣。”如此，古代各种礼仪制度均无此条规定：况且，孔子本人也说了：“吾乡为弗见”（《史记・孔子世家》）。但是，《论语》的真实性又是不容置疑的，以此来看，孔子确实是见过南子的。可是《史记》又有孔子“不得以而见之”的记录。

司马迁为何记录？在《史记》中，有着详细的内容：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烯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缪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从《史记》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子见南子完全是合于礼的。“夫人在帷中”说明男女见面时，用布帘隔开。“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南子是国君夫人，按古时礼仪，应南面而坐，孔子北面叩首礼拜。“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璎然”，说明南子尊重孔子，讲究礼节，盛服接见孔子，正因为帷内外相隔，所以只能听到环佩玉器之声。司马迁的记载，很明显是表明整个会见仪式是庄重的，与后世充满幻想色彩的描述分马牛不相及。

孔子见南子的目的到底何在？古注多认为，孔子见南子多为行治道。因为，卫国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南子手中。何晏《集解》称：“孔安国等以为，南子者卫灵公夫人，，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子见南子作了非常深入的剖析。首先，他认为南子虽然，却有知人之明，所以孔子及本国的蘧伯玉皆礼敬之。如果非要以南子有“淫行”而否定孔子的此次行为，那么，在《春秋》中出现的另外一个人物――文姜，此人比南子的声誉好不在哪里去。除了记载文姜的淫行之外，还有“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的记述。杨朝明先生认为，“这里的‘奸’，其意应为‘干’，即‘干预’之意，而不是‘奸淫’。”（杨朝明：《三诗诗旨新说》，《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3月。）既然是“干预”，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干预政事。庄公即位之时尚还年幼，如果文姜干预政事，就不会出现或明里或暗里接见士人、使者的情况吗？同样的事情，为什么独独拿孔子来当作教材？其次，子路之所以不悦，刘氏认为，是由于孔子委身行道犹如应公山弗扰、佛胖之召，子路亦感不悦。“可知圣人达节，非俗情所能测”，虽不免臆测测，但也不失为明达。

孔子之言究意何意？“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对于这句话的众多歧义，上文已有所述，归纳以后，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矢为“誓”，意为发誓；二、矢为“陈”，即陈述。而对“否”、“厌”等字的解释各有分说。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亦说：“否字各解亦不同。一曰：否谓不合于礼，不由于道。孔子对子路誓曰：‘我若有不合礼，不由道者，天将厌弃我。’一曰：否，乃否泰否塞之否。孔子对子路曰：‘我之所以否塞而且道不行者，乃天命厌弃我。’盖子路之不悦，非不悦孔子之见南子，乃不悦于孔子之道不行，至于不得已而作此委曲迁就。故孔子告之云云，谓汝不须不悦。一曰：否，犹不字义。孔子指天而告子路，曰：‘我若固执不见，天将厌弃我。’细文会理，仍以第一说为是。

正是因为对《论语》原文的不同理解，使古今人对子见南子作了不同的评说，甚至为后期的文艺创作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使原本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衍生出了一幕幕的离奇怪说。综上所分析，孔子到达卫国，起先辞谢了南子的请见，后来不得以而见之，君臣二人相见，非常得体，非常用合乎礼节。至于弟子子路的不悦，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孔子见南子，是对人、社会的利弊的权衡来把握的，并无利己之私心，孔子一贯主张中庸之道，通达权变，以最合适、最恰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后人非难孔子，一方面是由于对古代文献的不同诠释，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近代疑古思潮的盛行、“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出现，使孔子及其言论都被曲解，这才上演了二十年代《子见南子》的一幕丑剧。将孔子的言论、行事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