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摘要：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本文从微观异质性企业的视角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定价的影响，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出口目的地的企业出口加成率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其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内资企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企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其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随着中国与贸易对象国之间地理距离的扩大而增强。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竞争激励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加成率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徐卫章（1986-），男，安徽当涂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李胜旗（1983-），男，湖南岳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金融风险管理、贸易与投资理论。

贸易政策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深远，通过与别国制定并签订国际贸易协定，可以促进这些国家遵守国际贸易的法律和规则，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1]；同时积极的贸易政策会通过提高贸易自由化的方式促进世界范围内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变得越来越隐蔽，各国通过贸易政策的不断调整，来营造符合自身利益和发展诉求的贸易环境。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出口国，而出口贸易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出口贸易依赖度和经济发展对外部贸易政策的敏感度。

企业非常关心未来政策的变化，他们需要在不确定性和可能获得的回报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如果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非常高，企业选择等待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商业的条件变得明朗后再进入市场更加有利[3]。在国际市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同样可能导致企业暂停出口[4]。政策的承诺与信誉对于企业投资决策来说非常重要，往往能带来不可逆转的巨大成本。因此，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决策密切相关。

中国贸易政策的最大变化莫过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后带来的关税减低和贸易规则的确立。入世极大地降低了中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了贸易壁垒，中国通过WTO机制从贸易伙伴获得最惠国待遇（MFN），而在入世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贸易伙伴的各种限制性关税。中国目前出口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遭受了约全球50%的反倾销。中国出口产品加成率低、价格低，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低，进入和退出国际市场的企业比例非常高，这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和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加成定价能力过低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企业的产品价格过低。Amiti & Freund（2010）[5]发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从统计数据对比来看降低了1.6%，而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却上升了。中国的低价产品可能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中国出口企业的低价竞争策略也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出口空间，亚洲国家的出口量由于中国的增加而减少[6]，欧美国家由于中国低价产品的进入而转而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7]。同时跨国公司之所以能主导行业发展格局，根本原因在于形成了“高加成率、高利润、持续创新”的动态竞争能力。因此，将我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提高到一定的合理位置十分重要。

本文主要通过中国进出口海关数据库、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关税数据库进行经验分析，以微观角度来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加成定价的影响及贸易政策的稳定能否带来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分析

已有的相关文献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贸易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少部分文献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发展和出口产生的影响。Mendoza（1997）[8]选取了前20年40个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验证了在一个随机的国内经济模型中，贸易条件的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贸易条件的平均变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Handley（2014）[9]研究发现如果1996年WTO成立后没有实行限制性关税协议，那么1993到2001年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种类的增长将降低7%；如果澳大利亚将所有产品的实际税率和限制性税率都降为0，那么预计的贸易量增长有一半都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减少所贡献的。Handley & Limo（2013）[10]的研究则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降低了出口企业收到的投资，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贸易量和消费者实际收入的降低，他们建立一种量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模型，并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后贸易的爆发性增长，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后对美出口的增长的22-30%可以由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降低）所解释。Limo & Maggi（2013）[11]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认为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投资动机，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

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看，贸易政策改革会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对经济体产生潜在影响。Melitz（2003）[12]认为当贸易壁垒降低，低生产率的企业被淘汰，高生产率的企业获得出口的扩张，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的加成定价有显著的影响，但从企业角度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献很少。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于全球的贸易体系，比如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WTO成员大约有30%的国家提高了关税而未对贸易伙伴进行补偿，巴西的关税在金融危机前后从平均11.5%提高得到36.2%，印度尼西亚从6.7%提高到35.6%，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平均从8%提高到28%[13]，同时，很多国家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反倾销、保护性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来进行贸易保护主义。WTO创立的一个原则便是对贸易政策做出判断，当贸易壁垒变化的时候，WTO成员之间可能要制定更加灵活的贸易政策，可能造成贸易政策的不确定，其对贸易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研究方向，而现有的文献更多地集中在静态和固有框架来研究贸易问题。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WTO，那么加入WTO之前成为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最为明显的时期，通过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变得很有意义。

Loecker等（2012）[14]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影响机制：从“竞争激励效应”来看，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将扩大，带来贸易成本的降低，贸易壁垒的减少，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相反，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贸易政策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更加优质的产品，从而获得更高的加成定价能力，对企业来说起到“竞争激励效应”。而在以往的CES需求模型和垄断竞争模型中，企业对价格的加成往往被假设成一个常数，这就无法观测到贸易的变化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企业的加成定价。Feenstra & Weinstein（2010）[15]对企业加成定价的研究建立在市场结构的框架下，这样企业加成定价必须与其他变量参数一起对模型发生影响。

从“出口学习效应”来看，随着贸易政策的稳定，在出动中通过主动向国外消费者和供应商学习，企业能从出动提高加成定价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绩效[16]。出口企业可以在国际市场获得“技术外溢效应”，通过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学习，出口企业在国际技术扩散中提高技术和生产率[17]。企业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将增加出动，扩大对外投资，采用新技术来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市场往往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

所以，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必须面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本文利用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关税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加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关税的交互项，从而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变化。

二、中国出口企业加成定价测算

加成定价在经济学上之所以难以估计，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观测项边际成本；在计量经济学中一般借助工具变量法来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得到边际成本的无偏估计量。许多学者用会计数据中的利润、收入或者销售额减去企业的劳动和资本支出来计算边际成本，从经济意义上看，由于使用不同会计规则，会计数据和成本加成没有明显的时间序列相关关系，会计核算出来的为企业的平均成本，用平均成本替代边际成本无法准确计算企业对产品的加成定价，已有的文献发现利用这种会计方法估计加成定价将会使估计出现问题[8]。Hall（1986）[18]所采用的“索罗”残差估算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同行业的加成率，但这种方法不能更好地解决生产率冲击带来的不可识别的误差。Loecker & Warzynsik（2012）[19]发展了最新的模型来估算加成率，这种方法放松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通过引入超越对数函数的形式来消除不可能观察的冲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可以得到各个估计量的无偏估计，也为本文提供了借鉴。

本文测算我国出口企业加成定价能力采用的企业层面变量数据来源为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库（CIFD），该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统计调查数据”，包括我国31个省所有的国有企业和总产值超过500万的非国有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借鉴Feenstra等（2014）[20]、聂辉华等（2012）[21]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处理的经验，我们删除了符合下面条件的观测值：（1）工业销售额、中间投入品总额、出货值、营业收入、销售费用、从业人数、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等中任意一项为缺省或者负值；（2）企业的从业人数小于8人；（3）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高于总资产；（4）企业代码缺失或不唯一、成立时间无效；（5）其他不存在或者不合理的观测值。

图1为根据测算结果我们绘制的核密度函数图，横坐标为企业加成率，纵坐标为核密度。从整体上来看，从贸易方式来分析，一般贸易方式下的企业加成定价能力要高于加工贸易企业，随着时间的变化2004-2006年企业加成定价能力有所提高，而出口到近距离国家的企业加成定价要高，本土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要高于外资企业。这说明，我国出口企业在不同贸易方式、时间、距离与所有制下的加成定价能力有明显的差异性，我们将在下文作详细分析。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要体现出贸易政策对一国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应该将贸易政策发生前和发生后进行对比分析。在贸易政策成立之前，一国的贸易交往处于无规则状态和没有法律保障的状态下，这时不确定性变得非常高，因此，应该将贸易政策成立前的不确定性作为解释变量，体现出贸易政策变化后对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最重大的贸易政策的变化莫过于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关税减低和贸易规则的确立，本文用2001年前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来衡量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由于贸易政策稳定发生的变化。

借鉴Loecker等（2012）[14]的经验，一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将对产品的价格和加成率产生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定价的影响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变量的设定与说明如下：

（1）出口企业加成率（mk），利用前文的测试结果，本文将企业的加成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企业加成定价能力。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pretpuijdt），借鉴Handley&Limo（2013）的方法，我们利用如下公式计算：pretptu=1-τBτM-σ，其中τB表示限制性关税（BND），τM表示最惠国关税（MFN），而σ的大小根据Handley & Limo（2013）的经验在本文取2来表示。企业出口的产品按照出口额加权均值最终获得企业层面的数据，以中国加入WTO之前的指标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

（3）关税（tar），本文主要为HS6位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根据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获得。

（4）是否补贴（sfsub）表示企业是否获得补贴，如果企业获得补贴记为1，否则为0。

（5）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经本文计算取得。

（6）研发效率（rdratio），采用研发产出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比值作为研发效率，即企业新产品产值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比值，加1取自然对数进入回归方法。

（7）融资约束（finance），按照戴觅和余淼杰（2014）[22]的分析，如果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可以通过外部融资和缓解企业的融资问题，利用企业利息支出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加1取自然对数，其值越大，则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

（8）资本劳动比（kl），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年均余额平减后的资本与从业员工数的比值加1取自然对数来计算。我们预计资本劳动比的符号为正。

（9）企业规模（size），本文的企业规模采用企业销售额来衡量。

（10）企业年龄（age），为防止0值出现影响选择样本的估算，本文对企业年龄进行了加1处理。

（11）距离（dist），CEPII数据库一共提供了四种距离变量，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而获得的距离变量，即以城市人口的比重作为权重，通过两国的任意两城市之间的距离加权平均而获得两国的地理距离。

（12）经济规模（gdp），本文借鉴文献中众多学者采用GDP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市场规模。

（13）人均GDP（gdpper），一国的富裕程度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本文用人均GDP衡量一国的富裕程度。

（14）汇率（reer），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采用间接法来表示汇率，各国货币折算成美元。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汇率波动通过传递效应会引起出口产品价格的波动。许多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对汇率的波动反应非常敏感，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使得企业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变得更加便宜，预计将导致企业的加成率降低。

（15）多边贸易阻力（mes），目的国市场的数据来自CEPII的Gravity、BACI和WDI数据库。借鉴Kancs（2007）的经验，将多边贸易阻力定义为：

mes-γd=∑Rr=1YrYEodEdoEooEdd（3）

其中，Y代表经济规模；Eod、Edo表示双边贸易量；Eoo、Edd表示国内贸易量，用各自的国内总产出减去总出口获得。最后我们对多边贸易阻力取对数。

本文实证的数据来源为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CEPII的Gravity、BACI和WDI数据库。我们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大样本数据库进行匹配，这两套数据库虽然都有企业编码，但编码系统完全不一样，本文参照戴觅和余淼杰（2014）的方法进行匹配：第一步，通过年份和企业名称来匹配，年份这一变量对于匹配很重要，因为一些企业可能在不同年份进入或者退出，并且新进入的企业有可能采用他们原来的名称；第二步，对企业的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进行匹配，这样我们最后获得2000-2006年六年总共98 965家企业。本文所用的产品关税数据有两个来源，其中2000-2001年、2003-2006年HS6位码关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ITS数据库，2002年的HS6位码数据来自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进口国的变量主要来自CEPII的Gravity、BACI和WDI数据库。

四、实证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见表1）

（1）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加成率成显著正向关系，不确定性降低越多，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越高，这说明加入WTO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究其原因，一方面，在WTO框架下，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将关税提高到限制性关税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出口企业面临的关税风险下降，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导致更激烈的竞争从而产生“竞争激励效应”，刺激了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提高产品质量、进行创新活动等，提高了产品的加成定价能力。另一方面，当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可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从而产生“出口学习效应”。总的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企业会提高投资规模，加快企业的海外市场的开拓，在出口市场获得更高的加成定价能力，企业获得更高的企业绩效。（2）关税水平与企业加成率成负向关系。如果关税水平上升，企业的贸易条件将发生改变，不利于企业的市场加成定价。而其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了在关税下降的情况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加成率的影响将更明显。首先，在关税的调节作用下，关税的下降能够降低产品进口的贸易壁垒，从供求关系上满足企业生产的需求；其次，关税下降直接会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成本的下降，提高了出口企业的产品竞争能力，最终提高了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这与Loecker等（2012）[14]的结论基本一致，他认为贸易改革由于促进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但由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边际成本降低反而提高了加成率，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促进企业长期健康发展。（3）补贴与企业加成率成负向关系。中国对出口的补贴并没有提高企业的加成定价，反而降低了加成率，说明中国的补贴政策并没有起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首先，在补贴的力度上，中国存在过多补贴现象，但补贴力度只有小于某一临界值才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23]。其次，政府在对企业信息筛选过程中，未能有效甄别创新企业，补贴未能有效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反而导致寻租腐败、过度生产等资源浪费现象出现，导致补贴效率低下。

除上述外，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为正，有利于企业的加成定价；研发效率显著为正，企业提高研发效率使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在市场拥有更高的竞争力，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加成定价；融资约束显著为负，反映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并未能有效提高产品的加成率；资本劳动比显著为正，资本劳动比小的产品反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出口企业应该从转型升级出发，提高企业的资本劳动比。

（二）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回归结果

表2表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回归结果，其中，方程（1）（2）表示国有企业，方程（3）（4）表示民营企业，方程（5）（6）表示外资企业。（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中，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最大，说明外资企业对我国的贸易政策更加敏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最大，外资企业对我国的贸易政策更加敏感。外资企业不仅需要考虑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风险，还需综合考虑消费目的国的各种政治与经营风险，所以当贸易不确定性降低到足够低的程度下，才会进行海外投资以降低投资风险。且凭借技术、管理与销售渠道优势，外资企业生产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贸易产品加成定价能力要强于国有和民营企业。而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除制度原因外，还由于民营企业的规模较国有企业小，抵抗风险的能力差，企业承受的生存压力大，因此民营企业对贸易政策更加敏感。（2）补贴显著为负。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最大，说明民营企业获得补贴更愿意出口，但民营企业获得补贴并没有实际提高产品的加成定价，也就是没有将补贴用于产品的技术升级、提高企业产品的创新能力上。（3）从研发效率上看，外资企业的研发效率最低。外资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往往偏重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更多的技术研发在国外，说明我国更加需要从技术上引进外资。另外，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

（三）区分贸易方式和进入退出企业的回归结果

表3中，方程（1）（2）表示加工贸易，方程（3）（4）表示一般贸易，方程（5）（6）表示进入企业，方程（7）（8）表示退出企业。（1）从贸易方式来看，贸易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要更大，贸易政策的稳定显著提高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定价。加工贸易企业更多是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加工贸易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之一，加工贸易企业在中国享受不同的贸易政策，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最大的变化便是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2）要稳定企业的出口行为，必须减少企业频繁地进入和退出市场。借鉴Disney等（2003）[24]经验，假如企业i在t-1期不存在而在第t期存在，我们认定企业i为进入；假如企业i在第t期存在而在第t+1期不存在，我们认定为退出。从进入退出企业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有利于进入企业的加成定价，那么对于新进入的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情况下，创业企业的产品对比退出企业市场竞争力更强，产品的加成定价更高。一方面，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政策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时候，市场开放会带入加成率更高的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行业都处于快速成长期，更多优秀企业进入了市场；另外一方面，加成率较低的企业由于市场的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倾向于将加成率低的企业逐出市场。

（四）区分地理距离的回归结果

表4是区分了地理距离的回归结果，方程（5）（6）表示距离小于7 000千米的目的国，方程（7）（8）表示距离大于7 000千米小于10 000千米的目的国，方程（9（10）表示距离大于10 000千米的目的国。贸易政策对远距离国家影响要大于近距离国家，说明远距离的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更加敏感。分析其原因：一是根据Baldwin & Harrigan（2011）[25]的研究，在地理距离较远的市场，贸易成本增加，只有那些生产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好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而价格低、质量差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因此在远距离的市场上，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后，企业高质量的产品带来了更高的加成定价；二是在加入WTO之前，远距离的国家与中国存在较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摩擦更频繁，在这种无规则的贸易条件之下，企业往往承受更大的市场压力，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后，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小，促进了企业对产品的创新和升级，获得了更高的加成定价。

（五）稳健性检验

以上的回归结果并未考虑内生性问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一国出口的繁荣更愿意制定更加稳定的贸易政策，同时，加成定价能力强的企业往往在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能力等方法也更强，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并非易事。我们借鉴刘志彪和张杰（2009）[26]的经验，将所有的变量滞后一项作为当期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用这个方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表5模型（1）-（2）为滞后变量回归结果，几乎所有的回归结果的系数和显著性都未太大变化，说明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在考虑到多个内生性问题上，GMM方法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从表5模型（3）-（4）为GMM回归结果，滞后变量显著为正，企业的出口产品的定价具有连续性利用动态面板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上一期定价能力强的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总体上，本文的主要结论保持稳健，另外，通过AR（2）检验了残差序列相关性，Wald和Sargan检验判断工具变量符合要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当前不断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背景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加成定价的影响非常重要，它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动态竞争能力的理解。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样本，从异质性企业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一，加入WTO之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著提高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也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持续性经营的基础上加成定价能力强的企业将保持竞争优势。第二，在贸易自由化的前提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出口企业加成的积极影响更加有效。第三，中国的补贴政策虽然提高了出口额，却并未实际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补贴政策的效果并未产生明显效果。第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远距离出口目的国和进入企业有更大的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也促进了创业企业的飞速发展。

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首先，我国应该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建立自由贸易区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出口企业加成定价能力。其次，我国需要调整补贴政策，积极促进企业提高生产力水平、促使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防止企业仅仅从形式上获得补贴而并未实际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再次，中国出口企业需要走出低价竞争的模式，提高企业的市场加成定价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参考文献：

[1] Krugman，P.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es of scale[J].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84（7）：180-193.

[2] Diao，X.S.， Roe，T.，Yeldan，E.Strategic policies and growth： An applied model of R&D-driven endogenous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2）：343-380.

[3] Bernanke，B.S.The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Another look[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1-75.

[4] Roberts，M.J.， ybout，J.R.The decision to export in Colombia： an empirical model of entry with sunk cos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545-564.

[5] Amiti，M.， Freund，C.The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35-56.

[6] Eichengreen，B.， Irwin，D.A.The role of history in bilateral trade flow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33-62.

[7] Schott，P.K.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J].Economic policy，2008，23（53）：5-49.

[8] Mendoza.E.G.Terms-of-trade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growth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323-356.

[9] Handley，K.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4（1）：50-66.

[10]Handley，K.， Limo，N.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3.

[11]Limo，N.， Maggi，G.Uncertainty and Trade Agreemen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2013.

[12]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6）：1695-1725.

[13]Messerlin，P.Walking a tightrope： world trade in manufacturing and the benefits of binding.，2008.

[14]De Loecker，J.， Goldberg，P.K.， Khandelwal，A.K.Prices， markups and trade refor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2012.

[15]Feenstra，R.C.， Weinstein，D.E.Globalization， markups， and the US price lev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2010.

[16]Grazzi，M.Export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on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of Italian companies[J].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2012（4）：413-444.

[17]Greenaway，D.， Kneller，R.Firm heterogeneity， export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The Economic Journal，2007，117（517）：F134-F161.

[18]Hall，P.A.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1986.

[19]DeLoecker，J.， Warzynski，F.Markups and Firm-Level Export Statu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6）：2437-3471.

[20]Feenstra，C.R.， Li，Z.Y.，Yu，M.J.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4）：729-744.

[21]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J].世界经济，2012（5）：142-158.

[22]戴觅，余淼杰，MaitraMadhura.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J].经济学（季刊），2014（2）：675-698.

[23]邵敏，包群.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2（7）：70-82.

[24]Disney，R.， Haskel，J.， Heden，Y.Restructur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uk manufacturing[J].The Economic Journal，2003，113（489）：666-694.

[25]Baldwin，R.，Harrigan，J.Zeros，Quality and Space：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2011（3）：60-80.

[26]刘志彪，张杰.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9（8）：99-112.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customs databa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pricing of China′s export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heterogeneity enterprises， and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trade policy on the enterprises export addition rate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s， different trade patterns and different export destinations. The reduction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pricing power of export enterprises， and its impact on foreign enterpris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impact on processing trade enterpris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general trade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rate of export enterprises has time lag， and its influence degree is enhanced over time；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export enterprises plus rate increas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between trade partners and China.

Key words：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competition and incentive effect；export learning effect； mark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