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的不满

2008年，鲁迅长子周海婴拜访何满子，并送给他一册摄影集。摩挲着影集，老先生感慨贾植芳等老朋友一一离去，自己的时日也已无多。就在贾植芳去世一周年后，杂文大家何满子在今年5月里也去世了。

“不适应”延安

与“五四”同年的何满子受“五四”影响很深，自由散漫的他1938年到延安后“不适应”显然很正常。

他曾经在媒体上讲述那段经历：“1938年9月，我到了延安，到1939年5月就出来了。在延安的时候，我到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两个多月就出来了。我在延安不习惯的第一个原因是，书很少，图书馆里没有书，而我是一个嗜书狂，离开书非常不适应。比如，那里生活很苦，我们这些在后方比较娇生惯养的同学，到延安一般都带了一点钱，有时免不了就到合作社吃一顿。有一次，我们还没有吃完，马上就被别人知道了。而且，打报告的人还在揩我的油。这也让我很不习惯。那时的延安进出是自由的，所以就出来了。”

“我到过延安，后来到西安。共产党、的统治都经历了。我个人的政治倾向一直是偏左的。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绝大部分的进步青年都是偏向共产党的。”

冤枉成“胡风分子”

“当年被划成‘胡风分子’，我实在觉得冤枉。因为与胡风并无往来，对他的观点也有不大认同之处。”何满子曾说。他是1951年调入贾植芳任主任的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因这层关系，他与震旦大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那些后来被判为“胡风分子”的王元化、梅林、耿庸、张中晓等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有了来往。

何满子先生回忆说：“在胡风事件出来之前，我跟胡风基本没有什么联系。我解放前在衡阳的时候，听过一次胡风的演讲。后来，我把我自己写的诗寄给他，他回信说我写的诗不像诗。还让我到一个出版社去工作，我没有去。此前，我和他没什么往来。贾植芳几次让我到胡风家里去，我想我也不写诗了，就没去。因为经常到老贾家里喝酒，倒是和经常带着孩子到老贾家里来的胡风的妻子梅志比较熟。”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的一些材料》，同时见报的还有胡风的检讨文章。何满子以为这事也许到此可以基本结束了。那些与胡风交往密切的朋友免不了要作检查，以后自然还要“肃清余毒”。5月17日清晨，何满子刚刚起床，公安局来人，在家人极度惊恐中抓走了他，他就这样作为“胡风分子”被关押了。被羁押一年多后，何满子被放了出来，但是却没有结论。

其实，对胡风及其文学理论的论争，何满子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态度是：“一、无论胡风的是非如何，我认为总还是属于文学上的论争问题，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扩大到哪里去。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延安的‘抢救运动’有过失败的经验教训，可说是有史可鉴的。二、我想这场论争与我不会有什么牵连。这不仅因为我的生活历程中与胡风本人毫无瓜葛，也不像有的朋友那样，早年就跟胡风主办的《七月》、《希望》有密切的关系。还因为，我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我自己的看法。比方他对‘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的认同，在创作方法及作家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对照我所倾服的马克思的文艺观，觉得胡风是受了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一些影响。这不大合我的口味。但是，比起那些批判胡风的人完全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我又倾向于胡风。三、我对文艺圈内的论争和是非，绝不想介入。我始终倾心于学术研究，而不愿陷入文学实践活动太深；何况明知文艺界的一些问题，是很难弄清楚的。”

生命从60开始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何满子因为有胡风事件的前科，被错划为“”，到卢湾法院，最终被“开除公职，机关管制”。以前何满子在震旦大学时，每个月200块钱。因为胡风案件被放出来以后，降五级使用，每月拿104块钱，属于十七级（即科长一级）。此次被“机关管制”之后，单位每月给他80块钱的生活费。1958年，何满子一家人被下放到宁夏。

1964年，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何满子在北京找了包括夏衍在内的很多人。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写信给上海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石西民。石西民以前当过《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何满子给《新华日报》写过稿子，后来石办《群众》，也给他写过稿子。石西民收到信后，马上给宁夏那边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回来。同时命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调他，就被派到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

“”开始后，红卫兵把何满子送回了浙江老家劳动改造。在这不堪回首的二十多年当中，何满子吃尽了苦头，他认为比起物质上的窘困来，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饥渴。

一直到1978年年底，何满子才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后，家人都先后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一直工作到退休。从1979年到去世前的三十年时间里，何满子出版了50多本著作，每年都有新书出版。比前60年出版的书加起来还多。他笑称：“我的生命从60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