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思潮与文艺规律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不但风起云涌，而且左右摇摆。这种文艺思潮是否存在客观发展规律？其正确的历史走向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并且反对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地把握这种发展规律。

首先，我们从历史的两个层面切入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一、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 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中也屡有发生。我们绝不认同这种历史演变。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坚决反对这种历史演变，而且对各种认同这种历史演变的思想倾向进行了深入的清理和有力的批判。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们反对过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但是，中国文艺思潮仍然或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围绕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展开的。在2004年《新华文摘》第8期上，理查德•T•范恩以“历史学必须全球化吗？”为题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我并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话会对政治家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负道德责任地选择谈论的话题并发表意见。这当然得取决于发展的是哪一种全球化，采取的是哪种评判标准。一种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负担，并建立起可行的国际法体系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在某个企图将第三世界的财富吞噬到第一世界的最大银行账户中的霸权势力的控制下而产生的全球化。倘若是第一种，人们自然会对全球化另眼相看。”正如存在不同的全球化，当代中国现代化在发展观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21世纪初，为了纠正以往中国社会的一些片面发展和畸形发展，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认为这种科学发展观不但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而且也是正确地把握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科学武器。我们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把握就是建立在正确区分不同的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上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不断。近20年来，我们之所以没有被翻来覆去的东西风吹拂得左右摇摆，是因为我们在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抓住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正确走向，不畏浮云遮望眼。例如，关于文艺的批判精神，有人认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有人虽然强调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提出当前中国文学亟需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但这实际上仍然是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了。因为真正的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却是统一的。因此，我们认为有些文艺批评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而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又例如，关于文学的人文精神，当代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出现了退却甚至背叛的现象，不少中国学子认为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我们认为，过去，我们肤浅地把握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甚至背叛现象，简单地把这归结为一种精神危机，而看不到这种精神危机现象实际上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背叛的必然产物。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和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提供了一面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精神蜕变的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精神背叛。在长篇小说《国画》中，王跃文就生动地描写了知识分子朱怀镜在社会背叛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朱怀镜只是真切地感到这社会的确越来越阶层化了，有些人更是越来越贵族化了。尽管做官的仍被称作公仆，尽管有钱的人仍尊你为上帝，可事实就是事实。下层人想快些进入上层，拿时兴的官话说，就是实现超常规发展，你就得有超常规的手段。朱怀镜经过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认同了异化和走向了背叛。在分化和背叛后，朱怀镜逐渐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步步高升。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阎真更细腻更充分地凸现了知识分子池大为这种社会背叛的内心斗争、痛苦和煎熬。和朱怀镜这种典型的官员不同，池大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既有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的痛苦和矛盾，也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骨气的失落和空虚。阎真不但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池大为的衍变和蜕化，而且较为深入地挖掘了这种蜕变的历史根源。池大为是双重背叛，一是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彻底地背叛了基层民众；二是主动地放弃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在这种背叛中，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发生了霉变。在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中，有的是没有感觉到这种精神霉变，有的是不承认这种精神霉变，有的还认为这种精神霉变是一种进步，有的甚至在反省和忏悔中自觉地实现这种精神霉变。阎真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背叛。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舍弃理想主义，顺从现世主义，表面上是一种精神背叛，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背叛。在池大为参与的一次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中，他发现华源县的血吸虫发病率为百分之六，而他们的调查报告却上报百分之三点六二。虽然池大为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因为当年他的父亲和他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出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但他还是沉默了，放弃了“吼一声的责任”。百分之六的发病率与百分之三点六二的发病率相差百分之二点三八。说真话，就意味着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得到及时治疗，将减少痛苦和死亡；说假话，就意味着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缺医少药，将增加痛苦和死亡。而说假话虽然损害和践踏了底层人民的利益，但维护了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维护了个人利益。在人民利益和少数集团利益（包括个人利益）的斗争中，池大为倾向了说假话。池大为的这种沉默和放弃就是对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犯罪，就是参与对底层人民的犯罪活动。池大为这种放弃，不仅是一种精神背叛，而且是一种社会背叛。他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像他的父亲一样无助的人。也就是说，池大为背叛了他的社会出身。因此，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忙于引进各种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忙于跑马圈地占山头，缺乏辛勤耕耘，不断推进。（作者单位：大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