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有制与在华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

摘要：本研究从企业所有制角度探讨了在华外资对于合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大样本企业数据的计量结果表明：（1）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外资企业效率高于内资企业，但是私人控股企业效率强于外资企业，也强于国有企业；从产业的角度，一些内资企业低于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产业通常也是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产业；（2）外资比重的上升可能提高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率，却不利于提高私人控股的合资企业生产率，确证了企业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差异，私营资本的生产效率不弱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与目前私营企业在获取种种资源上的弱势地位形成对比。因此，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需要改变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的弱势地位，改变地方政府在引资过程中过于迷信外资的状况，积极为民营企业的建立、融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所有制；外资企业；溢出；创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3.012

1 引言

中国长久以来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引进外资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加入WTO以来，外资已经全面进入我国各个行业和地区，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1160亿美元，累计利用外资超过一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依赖度明显提高，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甚至超出东亚经济的数倍[1]。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是否真的换来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实际效果引起种种质疑[2]，外资对我国内资企业绩效或创新能力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3-7]。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市场化水平、吸收能力、市场集中度等方面探讨了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效率溢出效应[5，8-10]，这些关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仍未得到统一的结论。国内的研究围绕溢出的存在性、外资溢出的条件、外资溢出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展开讨论[5，11-15]，这些研究基于省区、行业面板数据或企业数据，采用各种回归计量模型的方法关注了内资的吸收能力和内外资技术差距、制度因素、人才流动、空间因素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由于数据、方法、研究角度的不一致，对在华外资溢出问题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多数研究基于产业或省区数据，发现外资对中国存在正的溢出效应[12-14，16-17]。少数基于行业或区域的研究发现了负效应[4，11]，而基于企业数据的研究结论[5，9，15]往往得出与用行业数据相反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暗含一个前提，就是外资的技术水平高于内资企业。以引进技术为名义，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获取比内资企业更优惠的税收条件和土地资源。实际上，引进外资是否真的在技术水平上拥有绝对优势是个值得再思考的问题。其次，由于中国转轨过程中制度的复杂性，企业所有制与其获取的政策资源紧密相关，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在与外资合资过程中，出发点可能存在差异，“引进技术”不是唯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合资原因，因此，探讨在华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需要从所有制的角度考量。本研究基于大样本企业数据，探讨细分行业内外资效率差异，进而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探讨国有企业和私营控股企业中外方股份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2 转轨过程中企业的所有制次序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随着改革开放，民营企业渐渐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但是在政策资源和社会地位上，国有企业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国有企业在信贷、土地、人才、市场资源方面，拥有最优先的地位，但由于产权不清、管理效率低下，国有企业的绩效往往低于民营企业。同时，中国各级政府以“超国民待遇”大力引进外资，试图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外资企业享受比内资企业更优惠的待遇。2008年以前，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为15%，而内资企业高达33%，尽管2008年以后统一了所得税税率，但内资企业在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方面的税收仍然高于外资企业，直到2010年底才统一。除此之外，外资企业还享受土地、审批等方面的一系列优先权。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地位不仅远低于国有企业，还在种种方面弱于外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民营企业难以贷到资金，而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18]。这种对私营企业的歧视不仅出现在在市场体制薄弱的地区，甚至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体制上的歧视也无处不在，2006年，温州推出“一号工程”，以远高于民企的待遇吸引外资。一项调查显示，78%的被调查企业家认为，与民营企业相比，外资受到的政策待遇更好①。

中国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明显的主从顺序，国有企业处于顶端，却是最没有效率的企业，民营企业是效率最高的企业，却处于资源分配的低端。中国的金融、政治和法律等资源分配也是严重倾向于国有企业。我国政府往往只给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即便如此，由于管理上的无效率，国有企业在与私营资本的竞争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在金融体系严重歧视私营企业家的前提下，外商直接投资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种资金来源[3]。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能为信贷受限制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在一些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外资所起到的作用往往与技术无关，甚至一些技术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引进外资往往也是资本方面的原因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经常性账户和资本账户中拥有盈余，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但仍然拥有巨大的资本流入。这种流入是全行业的，甚至在一些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有大量分布，例如在中国具有上百年传统的手工艺产业，外资也占有大量的比重（表1），在诸如象牙雕塑、植物纤维编织、刺绣等中国传统的工艺产业，外资企业显然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优势，但在各级政府大力引进外资的政策下，外资进入中国传统行业，这种全行业的进入是否有益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

依靠引进外资的手段能否有效提高企业效率？日本和韩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和技术吸收方面遥遥领先，但都不是依靠引进外资发展起来的，他们更注重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19]，而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从2007年起，中国政府逐渐重视提高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政府已经逐渐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重视，如2004年3月完成了保护私人产权方面的宪法修正条款。2005年2月出台了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被称为“非公36条”。2009年9月出台“国29条”，是继“非公36条”后又一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大政策。但2005年的“非公36条”实施效果不佳，2010年，国务院继续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放开了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大力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对民营经济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

3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基于2007年中国大样本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企业效率及外资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企业内溢出效应。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企业数据库（超过30万条制造业企业数据），该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企业和销售产值500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指标包括产值、从业人员数，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开业时间、企业所有制类型、控股类型等等。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可以防止使用行业数据出现的累积性偏差，控制企业层次的异质性[5]。

借鉴文献中的计算方法，我们首先根据CD生产函数求出企业的生产率：

其中Y为企业增加值，K为企业的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L为企业劳动力数量，β1和β2为系数，ε1为残差项。

假定样本估计值为：ln=β1ln+β2ln，则将生产率设定为P=lnY/ln，实际上代表技术水平或制度因素对生产率的效应。然后探讨合资企业中外资份额对国有控股和私人控股企业的影响，我们以生产率P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澳台资产比重（fdi）或外商资产比重（hmt）作为解释变量，港澳台资产比重取港澳台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外商资产比重即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同时我们控制其他因素，包括私人资本比重、企业规模、出口、研发水平、生产年限（age），私人资本比重（pri）即企业的私营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企业规模用劳动力数量（labor）表示，出口水平（export）用企业的出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衡量，研发水平（rd）用企业的研发支出经费衡量，其中规模和研发水平为连续性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取对数。我们还控制了两位数行业的哑变量（dummy），最后的模型如下：

其中，β为回归系数，dummy为行业虚拟变量，ε2为残差。

首先根据控股类型将样本区分成三类，分别是是国有控股企业、私人控股企业和港澳台资和外资控股企业③，再根据所有制类型取每类企业的细类样本，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取国有独资、港澳台合资、外商合资、其他类，对于私人控股企业，分成港澳台合资、外商合资类，对于港澳台资和外资控股企业，取港澳台合资企业和外商合资企业类。

4 结果分析

4.1 生产率计算结果

根据公式计算出各企业的生产率，如果按各控股类型取均值，可以看出集体控股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生产率最高，而港澳台资控股企业生产率最低，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率也偏低。外资控股企业高于国有企业，低于私人控股企业（表3）。从总体上，外资企业的效率甚至不高于私营企业，而港澳台资控股企业多以低附加值加工业为主，效率低于其他任何所有制企业。平新乔等[4]以2005年企业数据计算了内外资企业生产率加权平均差值，从分行业的角度，外资低于内资企业生产率，与本文结论接近。如果整体上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不高于内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无从谈起。各级政府大力引进外资，以期获取外资技术溢出的政策可能需要重新考量。

我们进一步从细分产业的角度探讨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将169个三位数产业的外资控股企业平均生产率减去内资控股企业平均生产率，结果显示，有近1/3的三位数产业外资控股企业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如果一个产业国有比重偏高可能会拉低整体内资企业效率，即内外资技术差距可能与国有资本比重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基于三位数产业内外资效率差距和产业国有资本比重的散点图反映了这种显著相关性（图1），国有资本比重越高，内资企业效率越低，内外资技术差距越大。同等条件下，国有资本比重提高一倍，内外资生产率差距增加6%。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降低国有资本比重，可能会提高内资企业的整体效率。

4.2 计量结果

分别以国有控股、私人控股企业中内资、合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外商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见表4、表5。表4前4列的结果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对于国有企业、外商合资企业及其他企业，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fdi）的系数不显著为正，表明外商资本难以有效改进我国国有控股的独资企业及外商合资企业效率。而第3列对港澳台合资企业的回归结果中，企业港澳台资本比重（hmt）回归系数不显著为负，表明港澳台资对国有控股企业的效率改进没有帮助，港澳台资资本多投资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无助于企业效率改进。第4列是其他企业的回归结果，私营资本比重（pri）显著为正表明私人股权有助于国有控股企业效率的提升。第5列是全部国有控股企业的结果，fdi显著为正，显示对于全部国有控股企业，外商资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效率；而在1、4、5列中，私人资本比重（pri）均显著为正，表明民营资本有助于提高国有控股企业效率，这种改进可能是技术或管理水平的改善。综上，可以认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引进外资股权不一定能有效提高企业效率，而引进私人资本则能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而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引进外资往往被当做“引进先进技术”加以鼓励，而引进私有股权则会被看成“私有化”受到各种阻碍。

对私人控股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5。第1列是对于外商合资的私人控股企业为样本的回归结果，fdi显著为负，表明外商资本的引入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第2列是港澳台合资私人控股企业的回归结果，港澳台资本比重（hmt）显著为负，表明港澳台资本也不利于私人控股合资企业的效率提升。第3列是全部私人控股企业的回归结果，亦显示外资和港澳台资本不能显著提高私人控股企业效率。总之，从企业层面，外资对私人控股企业没有任何溢出效应。

对于外商控股的合资企业，一定水平的国内资本是否有利于企业效率提高？我们分别以外商控股的外商合资企业以及港澳台控股的港澳台合资企业为样本探讨一定水平的内资比重是否对企业效率存在影响，我们引入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soe）和私营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pri）变量，前3列是外商合资企业的结果，后3列是港澳台合资企业的结果， 1-6列结果均显示国有资本比重（soe）不显著，而私营资本比重（pri）显著为正，表明私营企业股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外商合资控股企业的效率。外资进入中国面临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内资企业合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有效率的国内资本合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本企业的效率，尽管国有企业存在种种政策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但低效率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带动外资企业，民营资本具备经营上的优势，可以有效提高外商合资企业的效率。

为检验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引入企业所在城市外资比重、企业所在产业外资比重、所在产业区位商以及赫芬戴尔系数，结果基本不变。进一步地，我们将企业生产率改成企业增加值对于资本和劳动力回归的残差，结果仍然不变。表明上述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5 结论与讨论

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一般假定外资企业效率高于内资企业，然后从技术差距、吸收能力、市场竞争等方面探讨外资溢出效应。本研究则从企业所有制角度探讨了在华外资对于合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大样本企业数据的计量结果表明，首先，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外资企业效率高于内资企业，总体上，私人控股企业效率高于外资控股企业高于国有控股企业高于港澳台控股企业，从产业的角度，一些产业内资企业生产率低于外资企业生产效率，通常是由于这些产业国有资本比重较高；其次，对于国有控股的合资企业，外资比重和民营资本比重提高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率，对于私人控股的合资企业，外资控股不利于企业提高效率，进一步确证了企业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差异，私营资本的生产效率不弱于外资企业，更强于国有企业。

这种生产效率的差异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国内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国有企业在国内拥有获取资源的最高优先权，却缺乏效率，而外资企业长期享有“超国民待遇”身份，甚至进入一些中国具有长期传统技术优势、外资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产业，却没有对国内民营控股企业产生正向的影响。民营企业具有效率的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要面临各种政策和资源瓶颈。民营企业难以顺利获得金融资源，往往通过放弃部分股权借入国外资本的形式获取资金[1]，这种方式却不利于民营企业的效率提高。

尽管可以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但未必能从根本上提高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日韩政府和台湾当局都严格限制向中国大陆转让技术，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政府都曾规定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半导体生产线只能是低一代生产线[20]。即使建立了生产线，如果缺乏市场意识的国有企业不积极吸收转化，也难以建立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一些创新强国在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均是通过大力扶持国内民营企业而实现的，如日本和韩国在建立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通过向欧美发达国家购买技术，抑制外资进入，大力扶持国内民营企业，逐步建立起强有力的创新系统。

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需要扭转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的弱势地位，除了要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外，还要改变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过于迷信外资的状况，地方政府需要为民营企业的建立、发展、融资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比重。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抑制外资的方式扶持内资企业，而是要为目前相对弱小的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尽管2010年，国务院了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新36条”，而现实中，民营企业仍然在信贷、税收、市场准入、人才引进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在金融资源、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得到更有效的支持和放松管制。

参考文献：

[1]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2] 路风，封凯栋.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Huang， Yeshe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平新乔，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报告[J].经济研究，2007（8）：3-13.

[5] 路江涌.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效率的影响和渠道[J].经济研究，2008（6）：95-106.

[6] Hu， A. G. Z.， Jefferson， G. H. FDI Impact and Spillover： Evidence from China’s Electronic and Textile Industries[J]. World Economy， 2002， 8（25）： 1063-1076.

[7] Xu， X.， & Sheng， Y. Are FDI Spillovers Regional：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1： 14-28.

[8] Blomstr？m， M.， & Kokko， A. 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entives[DB/EB].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No. 9489.

[9] 王争，孙柳媚，史晋川.外资溢出对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来自普查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 2008，8（1）：129-158.

[10] Lai， M.， Wang， H.， & Zhu， S. Double-edged Effects of the Technology Gap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 414-424.

[11] 贺灿飞，潘峰华.外部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企业效率[J].产业经济研究，2005（3）：8-15.

[12] 陈丽丽.FDI的内资企业溢出和市场选择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产业层面数据的检验[J].南方经济，2009 （12）：15-23.

[13] 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6（2）： 44-56.

[14] 陈涛涛，陈娇.行业增长因素与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6（6）：39-47.

[15] Hale， G.， Long， C. Is There Evidence of FDI Spillover on Chinese Firms'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DB/EB]. Manuscript， 2007

[16] Kuo， C.， & Yang， C. Knowledge Capital and Spillover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19）： 594-604.

[17] Liu， X.， & Buck， 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hannels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J]. Research Policy， 2007（36）： 355-366.

[18]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9] 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6（1）：114-138.

[20] 路风，蔡莹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挑战政府能力—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中国的TFT-LCD工业的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10（5）：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