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内文学海外传播的途径

当诗歌的语言深度削弱，其结构的醒目、多变、灵巧就变得尤为重要。于是，种种“字格”才得以粉墨登场。最后，从风格看，偏于平淡、清雅，多表现闲适的心态或淡淡的感伤，摈弃了极端的情感和复杂风格。比如韩愈的雄奇、韩偓的繁靡、苏舜钦的劲豪，在所选七绝中都没有得到任何展现，选出的都是千人一面的平淡。而在具体评点时，蔡正孙也每每标榜“闲适”、“意趣”、“道味”、“自然”、“清”、“不俗”，显示出对平淡诗境、清雅情调的细腻体悟。第三，也许因为七绝诗相对容易入门，也许因为宋末江湖诗派原本擅长七绝，也许纯粹是于济、蔡正孙的个人喜好，总之《联珠诗格》全书只选七绝。如此大规模的以教学为目标的七绝选本，在整个唐宋时期都是极为罕见的。综上可见，《联珠诗格》是一部既有集成品格又有鲜明特色的七绝选本。它的集成品格，主要体现为对宋学、宋诗、宋代诗法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与总结，对整个唐宋时期的各家七绝都有较为全面的收录与评点;它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接承宋末诗派之余绪，秉持道学家之精神，又抱定宋遗民之心态，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相对片面的取舍倾向。因此可以说，《联珠诗格》实质是以宋人独特精神去把握唐宋七绝的整体风貌。《联珠诗格》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东传日本、生根发芽的文化机缘与审美机缘。第一，就文化机缘而言，《联珠诗格》的刻印与传播，与五山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大势相符合，它的文化内涵，正能与五山文化相对接。五山时期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东传、扎根、光大，并由此引发宋学东渐。据朱谦之的研究，其大致过程是:“从镰仓时代中叶为宋学传入日本之始”，其后，“宋学的研究，有显明事实可考的，则在镰仓末期”，接下来，“吉野室町时代的儒学，其初为五山禅僧所独占，禅学与宋学合流。其后乃由五山儒学分为公卿博士、萨南、海南等三学派。室町时代末，宋学思想渐占统治地位”。⑤因此，《联珠诗格》出自隐居的、忠于宋朝的、道学气的、爱闲适的蔡正孙之手，五山汉诗出自清修的、好宋学的、爱闲适的禅僧之手，这便是二者之间的文化机缘。第二，就审美机缘而论，《联珠诗格》的审美取向，正好在五山汉诗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日本王朝时期的汉诗创作，在白居易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以闲适、感伤为主流的风格取向，日本文学本来也就有吟咏自然、感受细腻、“物哀”、“幽玄”的传统，《联珠诗格》所选诗歌大都符合以上传统，所以能起到承上的作用。其次，五山时期文学思潮的主流，是由宗唐转向兼学唐宋，而宗宋的《联珠诗格》能够起到启下的作用。尚永亮指出:“平安时代如火如荼的追踪、崇拜白居易的高潮在持续了三百余年后，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终于无声无息地衰微下去。而当进入镰仓、室町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盛唐时代的杜甫、李白和北宋时期的苏轼、黄庭坚等人”，“这些诗僧大多并未明确打出学杜李、学苏黄的旗号，只是在论述和创作中有所侧重而已”。⑥可见，一方面，五山汉诗并未割裂唐宋或对立唐宋，另一方面，禅僧们的学唐学宋，多是慢慢磨练，并非狂飙突进、改旗易帜。而磨练的最好模本，不是大部头的全集，而是选本，如张伯伟所云:“从日本汉诗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时期诗风的形成，皆有一种选本作为写作典范;而诗风的转变，也往往靠选本为之推波助澜。”⑦因此，《联珠诗格》作为反映宋诗风貌和宋代诗法的选本，必然能够起到启下的作用。相比之下，五山时期最为流行的选本《三体唐诗》，虽也出自宋人周弼之手，但选诗范围限于唐代，选诗旨趣偏重晚唐，只能把之前的宗唐风气从白居易推广到唐诗诸家，却不能从根本上提供新范式、新风貌。再次，五山时期七绝诗创作极为繁荣，专选七绝的《联珠诗格》正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日本汉诗史上，奈良朝宗《文选》，平安朝宗白居易，七绝都未得到大力发展。到了五山时期，七绝一跃而占据汉诗的半壁江山。

比如三位大诗人:中岩圆月《东海一沤集》存汉诗200多首，其中约半数为七绝;义堂周信《空华集》存诗1739首，七绝占1003首;绝海中津《蕉坚稿》存诗165首，其中七绝52首。⑧在这样的时代，专选七绝的《联珠诗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顺理成章之事。更有意味的是，五山时期最受欢迎的三部中国诗歌选本，即周弼《三体唐诗》、方回《瀛奎律髓》、蔡正孙《联珠诗格》，相互之间恰好主次分明、分工明确。其中，《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五律、七律三体，影响最大。而《瀛奎律髓》和《联珠诗格》，恰似《三体唐诗》的两翼:前者专选五律、七律，后者专选七绝，形成鲜明的补充、增强效果。比如《三体唐诗》选唐代七绝仅173首，且偏重晚唐，而李、杜、韩、白居然一首不选⑨;《联珠诗格》则选录七绝1000首以上，且对唐宋各大家都有兼顾。在具体技法的分类、评点上，《联珠诗格》也远比《三体唐诗》细腻。因此，单就七绝一体而言，《联珠诗格》的指导意义明显超过《三体唐诗》。综上所述，《联珠诗格》所选诗大都内容纯净、手法浅显、风格平淡，兼顾唐宋而又以宋为宗，专选七绝且注重诗法，这些审美取向，都符合五山汉诗的发展趋势，并能切实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这便是二者之间的审美机缘。既然《联珠诗格》在五山时期东传日本，具备充分的文化机缘与审美机缘，那么它的传播与发挥影响，只存在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联珠诗格》成书在元大德四年(1300)，由蔡正孙之子蔡弥高刊行。此书元代以后在中土罕见流传，明清以来的公私书目均无著录，但在朝鲜、日本却流传不绝。其东传的具体年月实不可考，目前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略作推论:北山信有《〈新刻唐宋联珠诗格〉序》记载:“天民乃裒爱日楼所藏元刻本、绿阴茶寮朝鲜本、平安翻刻元版本、朝鲜版翻刻本、活字本、正德本、巾箱本、别版巾箱本。”⑩所谓“平安翻刻元版本”，即五山时期的京都(古称平安京)刻本。又川濑一马《五山版之研究》附章《五山版的残存版本》附二《解说篇》(五山版书目解题)，著录《联珠诗格》南北朝刊本，且云:“版式字体不一，大概为大陆来朝之刻工的刻本。”瑏瑡此本不知是否就是“平安翻刻元版本”，但至少年代更为确定，是在南北朝即室町前期(1336～1392)。而所谓“大陆来朝之刻工”，即元末东渡的中国刻工。严绍璗云:“十四世纪中叶，元朝统治日渐衰微，浙江、福建一带的刻工，常常为避灾祸而应日本僧人的邀请，赴东瀛开版。”瑏瑢又据其研究:“‘五山十刹’寺庙自内典及于外典刻刊汉籍，则始于1358年京都天龙寺刻刊元代杨载的《诗法源流》一书，则是由学僧春屋妙葩主持的元刊复刻本。1359年，春屋妙葩又主持刻刊《蒲室集》，1361年，又有《范德机诗集》的刊行，1363年妙葩又刻刊了《翰林珠玉》。所有这些和刻本，都是以元刊本作为摹写底本的。当时刊出的外典汉籍，最多的是各代的诗文集和诗文评。”瑏瑣由此可见，在1360年前后，随着元朝刻工的东渡，京都寺庙就开始大规模复刻“各代的诗文集和诗文评”，其中包括同样以“格”立论的《诗法源流》瑏瑤。北山信有所谓《联珠诗格》之“平安翻刻元版本”以及川濑一马著录之“南北朝刊本”，很可能就出自这个时期。若此说成立，则“元刻本”之东传必然更早，只是由于人力与技术尚不足，所以一直等到元末才“自内典及于外典刻刊汉籍”。至于刻本之外的钞本传播，则更难确考。14世纪上半叶，大量日本禅僧入元求学瑏瑥，而五山禅寺中也有讲课、抄书的习惯瑏瑦，所以《联珠诗格》成书后不久就东传日本，并非天方夜谭。只不过，它真正发挥影响，还要等到14世纪中叶。综上所述，《联珠诗格》在室町前期(1336～1392)就已流布东瀛、发生影响，殆无疑义。

五山七绝大致可分为镰仓、室町两个时期:镰仓七绝承接平安朝七绝，进行了较为明显的开拓;室町七绝代表了五山七绝的最高成就，从而开启了江户七绝的鼎盛局面。不可否认，在这样漫长的汉诗变革期内，至少有三股力量参与其中:日本自身文学传统的潜移默化，中国各种别集和批评专著的长期渗透，流行选本的推波助澜。而《联珠诗格》的影响力，只是其中之一。只不过，由于一系列文化机缘、审美机缘、时间机缘，《联珠诗格》很可能起到了最为直接、明显的推动作用。日人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云:“我邦始唱诗者，天智帝时，以大友、大津二皇子为祖师矣，而其诗专取法于宋(引者按:当作‘唐’)。至延天之际，宋诗盛行，《瀛奎律髓》、《联珠诗格》几于家有其书矣。实可谓文治之世……及元禄之际锦里先生者出，始唱唐诗，风靡一世。”瑏瑧这里所说的三个发展阶段，对应着王朝、五山、江户三个历史阶段。所谓“家有其书”，固然有些夸张，但《联珠诗格》在五山汉诗由宗唐转向宗宋的历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是可以肯定的。再考虑到《瀛奎律髓》只选律体，那么《联珠诗格》对五山七绝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几可定论。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并不打算对此种影响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轨迹作出详细梳理，而是采取直接的诗歌比对的方式，在审美领域找寻二者之间的相似之迹，进而推断二者之间的影响之实。平安朝七绝在内容上十分狭窄，基本只限于写景咏物;在形式上受到白体律诗盛行于世的风气的影响，喜用工整的对仗，甚至多有通篇对仗者，比如橘直干《秋宿池馆》:“洲芦夜雨他乡泪，岸柳秋风远塞情。临水馆连江雁翼，枕山楼入峡猿声。”瑏瑨这样的整饬风貌，其实是七绝尚未独立的表现。而一旦脱离对仗，或者脱离常见题材，平安朝七绝就会显示出质直、生硬的缺陷。即便是被尊为“文化神”的菅原道真，也难去其弊，比如《闻旅雁》:“我为迁客汝来宾，共是萧萧旅漂身。欹枕思量归去日，我知何岁汝明春。”虽然情感深沉，但缺乏一唱三叹、起承转合的结构之美。

到了镰仓时期，七绝诗的结构特点逐渐被日本诗人所摸索、认识，于是形成了一些带有惯例性质的结构特色。一是虚字转折式。例如此山妙在《城中闲居》:“闹中消息静中看，世味何如曲臂眠?门掩夕阳春寂寂，更无花鸟到阶前。”其中“何如”、“更无”等虚字，不是无谓的点缀，而是起到了转折诗意、制造顿挫的结构效果。二是末句定格式。例如希玄道元《山居》:“西来祖道我传东，钩月耕云慕古风。世俗红尘飞不到，深山雪夜草庵中。”梦岩祖应《月夜》:“天海云收豁九幽，更阑独自倚登楼。乾坤清气无著处，凝作冰轮一夜秋。”作者在第三句卖个关子或虚晃一枪，引出末句的写景。全诗的结构重心和最精彩之笔，都放在末句。三是强调主体式。例如大智祖继《凤山山居》:“幸作福田衣一身，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作者用各种意义的“一”字突出主体的孤独和强大，从而挥斥风景、制造波折。以上结构特色，使得镰仓七绝明显比平安朝七绝上了一个档次，更能抓住七绝的结构优势，在方寸之内彰显起承转合之美。到了室町时期，七绝诗一方面巩固了镰仓七绝的结构特色，另一方面在结构和内容两方面都形成了新特色。而无论是巩固旧特色还是形成新特色，都与《联珠诗格》消息相通。

作者：谢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