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

【摘要】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不仅关系到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也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农民培训是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有效途径，需要与时俱进，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民需求，才能发挥作用。本文基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提出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需要完善新型农民培训法律法规和制度，不断创新培训模式，丰富培训形式和内容。

【关键词】 新型农民培训 需求 影响因素 公共产品理论

党的十报告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农村现有2.4亿农户、8亿农民，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着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农业建设的成败。因此，培养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现代化农业建设的灵魂。目前，在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新型农民培训是直接提高农民生产技能，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发展，传统的农民培训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多层次的农民需求。本文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阐述政府应该重视农民培训，并发展与多层次农民培训需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型农民培训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准公共产品是指不完全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消费者增加到一定数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不像公共产品那样边际成本为零。如教育、公路、医疗等都属于准公共产品。一般地，人们把教育，尤其是非义务教育称为“准公共产品”，因为非义务教育虽然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但是，教育具有巨大的外部性或社会效益，一个人受教育，其他人和社会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益。物品的属性不同导致提供者有所差异，私人物品一般由市场提供，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只能是政府，准公共物品由市场提供的同时，还需要政府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新型农民培训作为非义务教育的一种形式，其产品属性也是准公共物品，而新农民培训与普通农民培训的区别在于，新农民培训的目的是培育与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民和与城镇化进程相匹配的农民工。新型农民培训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民培训不能完全由私人市场来筹资，政府的筹资或经营是必要的；同时，由于农民培训需求的多层次特点，决定了培训内容和形式必须多样化，因此，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以新型农民的需求为决策依据，全面了解农民不同层面的培训需求，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

二、影响新型农民培训的原因分析

现实中农民参与新型农民培训的积极性较高，但实际参与率低。农民实际参与率低本质是由新型农民培训无法满足参与者需求，导致此现状有来自政府、培训机构以及农民自身的因素。

1、政府层面。农民培训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新型农民培训法律或者法规，虽然有关规定体现在一些法律、法规之中，但很不全面，造成在全国范围内无相应部门对农民科技培训工作进行统筹、协调、规划，难以保障新型农民培训的有效实施，特别是缺乏与培训配套的就业与维权的政策，农民培训的效果更加大打折扣。

政府宣传缺位使农民难以了解培训信息。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合作社达37.91万家，实有入社农户2900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6%。农村相对落后的宣传环境导致培训信息不通畅，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对培训项目不了解。当前新型农民培训项目很多，但政府部门还是以“直线式”上传下达，文件精神一般传达到村委会或规模较大的专业合作社。当前专业合作社一般能够结合自身农业技术要求认真落实，因而社内农民相对而言培训比较规范，而村委会则往往漫不经心，落实起来仅仅是“凑人数”。这导致很多农民难以了解到培训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知道政府有哪些适合自己、对自己有用的培训项目，因此出现了“柠檬市场”。

2、培训机构层面。现阶段农民培训内容普遍存在“填鸭式”和“普教化”的现象，农民培训没有根据当地产业特点、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民的工作时间进行调查来拟定培训方案，培训内容多，缺少针对性，形式单一，培训时间不恰当，大大挫伤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如大多数的农户反映种植业培训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黄瓜、西瓜、西红柿等农作物知识，在三至五天的时间内根本无法掌握、消化，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农民培训的主体大致分为有地从事农业的农民，有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失地从事农业的农民，失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以及失地失业的农民，由于其文化程度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时间、内容和形式需求侧重点也不一样，“一刀切”的农民培训内容难以吸引农民参加，更难以达到预期的培训效果。

新型农民培训的师资与农民的需求有脱节。我国农民培训缺乏真正了解农村基层情况的教师，也缺少适合农村特点的教学手段。由于从事农民培训的教师既缺乏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农村实际，因而在培训中灌输理论知识比较多，讲授实用技术较少；培训的理论性太强，实用性偏低，可操作性较差，语言过于书面化，农民无法理解并快速吸收；培训内容严重滞后，不能把握农村和农民多元化的需求，不能紧密联系农村基层的实际，不适应农民发展需要，与农民的现实需要不相吻合，因此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

3、农民层面。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比较收益低，致使农村大量青壮年高学历者长年在外务工，导致“留守”农民中，一是兼业者众多，出于“耽误时间”、“影响收入”等方面机会成本的考虑，农民普遍缺乏参与培训的实际行动，组织农民培训难。二是务农农民中老年多、妇女多、文化低。如2010年安徽省农委针调研中588名农民中纯务农人数有195人，主要是老年人和妇女，且文盲半文盲或小学文化程度。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能力弱，培训质量和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三是部分农民的观念落后，对农民培训存在误解，认为农民培训是浪费时间。

三、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

新型农民培训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和培训机构，需求主体是农民。新型农民培训，单从需求上看，农民对新型农民培训的需求大，并期望短期连续性、种类较多、费用较低、实用、授课形式多样且最好由大中专院校提供的农民培训。但是现实是新型农民培训项目较少和资金投入相对不足，项目监管不到位以及培训体系不完善，导致农民培训与农民需求有脱节，培训效果差。在此背景下，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培训机制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1、完善制度建设。政府应重视新型农民培训，完善新型农民的法律法规。政府要制定相关农民培训的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培训机构、社会组织和农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完善农民培训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要健全农民培训的经费制度、考核制度以及软硬件制度。其次各地政府要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农民培训的职责，并根据自身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农民就业和维权等配套政策，以提高农民参与新型农民培训的积极性，同时也保障农民的就业生存权利。如杭州制定出台了《杭州市农村劳动力培训项目管王里实施细则（试行）》，2011年落实农培资金800万元和人才专项资金200万元。全年培训农民12.8万人。其中农业专业技能培训3.64万人、转移就业培训3.71万人、务工农民培训4.44万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1.07万人。农民转移就业2.38万人，转移就业率64%，并首次举办农业技能高级工技能鉴定培训班2期，100余人参加培训，考试合格率、获证率达到95%以上，开展农村“双证制”教育培训，2.6万人参加培训，新型农民成为生产主力军。最后各级政府应鼓励和支持相应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与农村基层组织相结合建立起合作培训基地，切实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加大对培训需要的相应经费投入，减轻农民培训费用。

2、创新培训模式。政府应发挥典型示范户的带动作用，创新培养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政府、培训机构要根据各地特点与农民需求，推行多样化培养模式。一是大力推广“龙头企业+中介服务组织+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等新型组织模式。要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培养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二是采取“公司+培训班+学员”培训。在龙头企业设置培训班，既明确农业龙头企业对学员的技术培训义务，包括物化技术的供给，又通过技术纽带使企业与学员的合作关系得到维系和巩固。三是进行示范基地培训。每个学员在教师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生产基地，将学到的先进种养技术组装到基地中去，并通过自己创办的产业基地开展技术示范，向周边农户辐射，促进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推广和普及。

3、丰富培训内容和形式。培训机构要根据农民的需求设置不同形式的农民培训课程，创新农民培训形式，增强对农民培训的吸引力。首先培训机构从农民培训需求设置培训课程，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迫切需要有专业技术人员给他们指点种植、养殖技术；准备外出的青年农民希望通过培训来学到一技之长，以便获得一份相对稳定、收入丰厚的就业岗位；而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则希望通过培训实现其理想。其次培训机构要从农民的文化程度设定培训课程的难易程度和形式，如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可以使用田间实践示范，或者观看视频等形式，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可以使用课件以及书本等形式，如杭州的新型农民培训制作课件10个，包括农业、林业、水利等现代农业知识，编印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实用教材小册子5000册，涉及水果、粮油、蔬菜、茶叶、食用菌、蚕桑等，编印种养植业模式图2000张及农村科普知识图书资料等。最后培训机构要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设置培训课程的上课时间，并做好宣传，做到农民培训让农民指导，并且适应农民的工作生活习惯，以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地出让与地方政府债务研究”（12CJL01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于土地出让视角的政府间竞争研究”（11YJC6301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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