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戴不“老”

老戴叫戴戈之,与我在京城某媒体共事多年。老戴不“老”,就是有些气喘加耳背眼花。他人瘦,中等个儿,面色红润,精气神十足。如今,85岁的老戴退休在家,却闲不住,骑辆电动车,驰骋京城。

1986年初,我刚到报社工作,老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爱跟领导叫板,凡事总要辩出个子丑寅卯,是典型“杠头”。老戴常为一篇稿子的取舍与人争得面红耳赤,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的信徒。有位编辑刚到报社工作不久,发稿时总编建议换下一篇稿子。那位编辑不同意,坚持己见。老戴见状大为赞赏,引为知己。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势头正猛,年轻编辑喜欢扎堆探讨国内外形势,阐发新锐观点。年轻人思想活跃,不同观点碰撞,火药味十足。人群中常能看到老戴,与人争论两眼放光,两手来回比画,情绪慷慨激昂,完全没有上岁数人惯有的暮气和成熟稳重。有人告诉我,老戴曾被打成。我心说,“就他这脾气,他不是谁是。”人说“性格即命运”,老戴就是证明。

一、少年识得愁滋味

人的性格多由家世、经历塑造。老戴1925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萧山,父辈迁居杭州岳家湾,家里花亭、鱼池、楼阁……构成上千平米豪宅,据说这是宋朝名将岳飞住过的院子。老戴的父亲戴俊卿是绸庄老板,戴家在杭州开丝绸厂,上海设批发部,产销一条龙。老戴的父亲虽为老板,却不善经营,对中医情有独钟。家里堆满医书,许多沪上名医也是其父的朋友。他父亲曾向上海杨派太极拳嫡传后人学习拳法,老戴也因此会些拳脚。老戴从小患哮喘,太极让他终生受益。江南山水秀媚,气候温润,老戴骨子里浸润更多的是率性而为、性情真直的“少爷”脾气。

老戴的”少爷“生活到1939年戛然而止。老戴的父亲在这一年因病去世,绸庄也因经营不善走向破产,老戴和母亲只好从繁华南京路搬到偏僻之处。家庭变故迫使老戴休学,只好到绸庄学做买卖。18岁那年,老戴考取浙江省政府主办的会计训练班。毕业后分到浙江某县当会计。1945年10月,杭州《东南日报》营业部招人,老戴凭借会计资历被录取。当练习生的老戴不安于本职工作,从营业部“跳槽”到校对科。老戴自己有个相机,他希望能当记者,去反映社会现实。搞校对在晚上,白天没事儿,老戴就向编辑学习新闻业务,有时还挎着相机协助记者采访。以新派武侠小说闻名的金庸(查良镛)当时在《东南日报》以“博士”为笔名,在副刊开设专栏,并负责接收外电广播,把有价值的新闻由英文直接译成中文见报。每天老戴校对完后,就睡在报社一间小屋,与他同屋的另一个人,就是这位“金大侠”。与金庸共居一屋的往事,老戴几乎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当年的舞技:“有一次浙江有个空军单位办舞会,他和我都去了。他一上场跟舞伴跳,别人都停下来在旁边看他跳,因为他跳得太棒了。”

二、出师未捷身先病

俗话说“赶早不如赶巧”,老戴白天没事,常在东南日报编辑部看一些进步报纸,编辑部有位搞电讯的老大姐是地下党,注意到老戴这一情况,有意接近他,跟他聊家常,灌输革命道理。经观察考验,老戴1949年4月加入共产党。

5月杭州解放,老戴和杭州地下党及南下工作团作为军代表接收了《东南日报》。5月9日《浙江日报》创刊,老戴进入浙江日报,任财务室主任。南下同志对老戴非议颇多,认为他总穿一身西装,举止懒散不像党员,倒像资产阶级公子哥,以至在预备党员转正时,支部几乎无人同意老戴转正。幸亏上级文件规定,地下党员如无特殊情况必须按时转正,否则老戴党员身份十有八九要泡汤。

当上财务主任的老戴提出到编辑部当记者,领导同意了。1952年“三反五反”,老戴被派往上海华东记者报道组的摄影组,报道华东地区运动情况。当时新华社也派出两名记者。任务完成后老戴回到报社,不久接到新华社调令,让他到新华社摄影部报到。老戴的摄影才华得到认可。

老戴1952年9月到新华社,10月被派往哈尔滨,报道“中长铁路”交接仪式。当时苏联要把他们掌控的中长铁路还给我们,也参加移交仪式,可见这一报道任务的重要。关键时刻老戴却掉了链子,一病不起。老戴回忆:“10月的哈尔滨已经很冷,我到那的第二天就病倒了,住进苏联人办的医院。我从小有哮喘病,这回又犯了。住了一个月院,回来就不让我当记者,改编业务刊物了。”

老戴说的业务刊物是新华社摄影部1953年创刊的《摄影业务》,老戴为它付出极大心血,不但对来稿精心修改,还撰写大量摄影理论文章,受到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赏识,当了石少华的秘书。摄影学会(摄影家学会前身)成立时,石少华作为筹备主任主持其事,老戴作为秘书参与筹备。后石少华任摄影学会主席,老戴被选为理事会候补理事,人们将老戴与狄源沧、吴颂廉、阙文并称为摄影理论界“四大金刚”。此时的老戴意气风发,前途一片光明。

三、“失踪的摄影批评家”

1957年反右,把老戴从青云打落谷底,成为新华社“失踪的摄影批评家”。在最近出版的《红旗照相馆》一书中,作者晋永权讲述了老戴“失踪”的原因。

“摄影批评家”是反右积极分子扣在老戴头上的一顶帽子。当时为了政治需要,摄影界流行照片“造假“与毫无创意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老戴看不惯,认为新闻应传递真实,并强调摄影的艺术性。反右前搞大鸣大放,老戴憋不住,又给领导贴出“放手,放手,再放手!”的大字报,要求取消对摄影的许多限制。反右开始,老戴的同事说老戴“从个人野心出发想当摄影批评家”、“把做摄影批评家当做一条得到个人名利的近路”。并批评说:“他写的文章是不愿别人修改的,最多也只能稍作文字修改,原意是不能动的”、“戴戈之长期以来骄傲自负,目空一切,拒绝思想改造”、“他的态度时常是粗暴的,有时甚至拍桌子”。

以我对老戴的了解,觉得批评者有些话说得挺传神。其实,老戴不过是个性张扬实话实说罢了,但在非正常环境下,却被解读为主义,导致老戴在新闻界“失踪”几十年。

四、落难人在农场

反右后期,老戴被划为,,保留原行政工资。1959年2月,老戴和李慎之、郑德芳等几十名新华社被送到渤海边上的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著名刘宾雁、钟惦斐也在这里。

1960年,老戴被摘掉“帽子”。然而,这“摘帽”也如《水浒传》里被发配江州的宋江,走到哪儿也去不掉脸上“金印”,脱不了“贼配军”恶名。老戴摘帽后留在柏各庄农场文化馆管理图书,有人说像老戴这样的人搞文化工作不适合,又把他安排到农场物资局当会计。后来,索性把他赶到大田干农活。1965年北京净化政治环境,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是五类分子离开北京的,其配偶也要赶出北京,老戴与老伴章梅相聚农场。章梅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摄影部当记者,年轻时不乏追求者,却偏看上一无学历二无权势的老戴,俩人于1956年结婚。新华社一些夫妻在男方被打成后妻子闹离婚,章梅不为所动,如戏文里王宝钏寒窑苦守薛平贵。

老戴从1959年2月去农场,到1979年国庆前夕改正回京,差不多整20年。尽管历经磨难,如今的老戴依然精神抖擞,对国家前途的关心一如既往,不懈追求社会正义与公平,跟人争论还是那么慷慨激昂。有人劝他,“你这么大岁数了,就少操心点国家大事吧。”他听了只是笑笑,我插话说:“这么多年,老戴就指着关心国家大事活着呢,你不让关心,这不是要他老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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