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洋为纽带：近代山东经济重心的转移

[内容提要]山东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后，不仅建立了与海外 市场 的直接联系，而且扩大了与国内各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往来。胶济铁路的开通，拓展了山东沿海口岸的市场腹地，使山东内地乃至整个华北地区迅速地脱离“边缘化”的状态，整合到以海洋为纽带的国内国际市场 经济 体系中。而20世纪初期新式 工业 的兴起，最终确立了口岸城市作为区域 社会 经济重心的地位，为现代山东经济的发展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和发展空间。

[关键词]山东；海洋；社会经济

清嘉道年间，大运河由于日益频繁的黄河水患及淤塞等原因而衰落，导致了周边地区经济的急剧衰退。与此同时，官方的海运活动和频繁的民间海上贸易，促使山东沿海地区一批港口城市相继兴起，导致山东社会经济重心逐渐东移，这也是西方殖民者谋求开放烟台和青岛为通商口岸的根本原因。山东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后，不仅建立了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而且扩大了与国内各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往来。胶济铁路的开通，拓展了山东沿海口岸的市场腹地，使山东内地乃至整个华北地区迅速地脱离“边缘化”的状态，整合到以海洋为纽带的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山东沿海地区作为联结内地与海外市场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而20世纪初期新式工业的兴起，最终确立了口岸城市作为区域社会经济重心的地位。

一、贸易与 运输 ：

近海与海外市场的变化

1861年烟台的开埠，为山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从此开始，山东沿海地区进入了全新的海洋时代，与国内外市场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联系。

烟台开埠后，山东沿海各州县与国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的增大和货物种类的增多方面。据史志载，道光末年烟台还未开埠通商时，其进口货物大部分是“粮石与粗杂货”①；烟台开埠通商后，山东本地和外地的商人往来于国内各个省区之间，他们贸易的货物品种和数量都大为增加。如在山东沿海地区与宁波的传统海上贸易往来中，山东有140艘木船来往于宁波贸易；而从事于山东贸易的宁波木船大约有140艘到160艘②。另外，福州有13条帆船专门从事于福州与山东之间的直接贸易③。山东沿海的烟台、掖县和胶州等港口，也有来自汕头的船只在此贸易④。

青岛开埠前，烟台与国外市场联系比较少，但是它与国内开埠口岸和未开埠各港口间的贸易仍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在1895至1898年的三年中，烟台的洋货进口量翻了一番，主要来源于国内通商口岸的土货进口量也增长了45．65％，而在年之前的30多年中，烟台洋量增长都极为缓慢⑤。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岛的开埠使山东社会经济面临新的契机。优越的港航条件和贸易基础，吸引各国来青岛发展自己的航运势力；青岛港的近海和远洋航线因之增加。这些定期和不定期近海和远洋航线的开通。使青岛与国内烟台、天津、牛庄、大连、海州、上海、汕头、香港诸港的货运联系加强，而且也使青岛的贸易范围扩展至热那亚、马赛、利物浦、伦敦、安特卫普、不来梅、新加坡、槟城、科伦坡、亚丁、塞得港、鹿特丹、汉堡等著名港口，青岛从而融人国际海运贸易网络中⑥。

1901年青岛人港轮船，共有219艘，载货吨位229，715吨，到1913年增至865艘，载货吨位1，338，799吨，每年都有稳定的增长。民船贸易由1901年的3，062只，增至1913年的5，350只⑦。从这个时期的贸易数字，也能看出历年贸易额在不断增长。例如1902年的贸易额为关银lo，344，642两，到1913年时达到关银59，168，880两。1922年

代，在与外国的战争中，他们就已认识到坚船利炮的重要性。如果说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官僚把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落实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行动，是从军事上着眼，那么到70年代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蕴涵了统治阶层“商战”的思想。

其次是商人，他们视利润为最切要，轮船较帆船有许多优点，他们最终选择了轮船贩运货物，这样也导致帆船的减少，“自洋船通行以来，民船生理渐减。商民以洋船行驶迅速，无风涛之险，且洋税较常税轻重悬殊，遂皆趋之若骛。向以民船为业者，自知挽回无术，率多弃业改图，每遇民船行驶外洋，遭风损坏，概不修理添补，以故民船日益短少。”[22]郭嵩焘更看到，“远自牛庄、烟台以及江浙、福建，近至海西之高、廉、雷、琼，海东之潮州”，“各省商贩贸易，亦皆乘坐轮船，以取迅速”[23]。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清楚看出， 社会 不同阶层对轮船的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对轮船从排斥到接纳的过程，导致帆船的衰落。

然而，山东沿海地区的帆船业却出现与江南沙船业衰落不同的情况。19世纪70年代烟台已从帆船航运转变为轮船航运为主，但是衰落的都是外国的帆船，当时烟台的外国帆船最多，衰退也快，反而传统民船却迅速成长转型，成为轮船的辅助工具[24]，甚至20世纪以后山东沿海的民船仍占据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山东沿海民船在开埠初期也出现经营危机，据载，登州海船在山东最为著名，“自烟台通商，轮船飘忽，竞捷争先，亦受其困焉”[25]，但是，当

和蛋厂、青岛啤酒酿造公司、哥伦比亚股份有限公司等[40][41]，没有国人自己建立的工厂。

日管时代，各种制造 工业 都有发展，惟华商工厂少见；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青岛后， 民族 工业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以机器制造工业品有棉纱、本色棉布、面粉、火柴、蛋制品、花生油、啤酒、机器工具及精盐等。其中以棉纱、棉布为大宗，所以该项进口商品数量骤减，1934年由青岛进口棉纱三百担，占全国海关进口棉纱价值的o．03％[42]，几近绝迹。下面介绍几个主要行业发展的情况。

纺织品工业创于1918年，为日商建立的内外棉纺厂。1920年华商建立华新纱厂。之后，日商的富士、大康、隆兴、公大、宝来等厂相继开设， 市场 几乎全由日商操纵。此外青岛有六家染织厂，四家制棉厂，四家花边厂，二家袜厂，一家抢绒厂，规模都不大。上述纺织品工厂计有二十四家，为青岛重要工业之一。[43]1930年间，官商合办民生国货模范工厂一家，经营染织业，为提倡国货之先河[44]。

其他专门棉织工厂，以青岛、福山、长山、济南最多，其中青岛五家，牟平一家，福山十八家，益都二家，长山二十五家，济南四十一家，生产布、毛巾、睡衣、线毯、棉带等，多销往胶济沿线、东三省，以及冀、豫、晋、陕、苏、皖各省。[45]

青岛工业除棉织业外，以火柴为最著。德租借青岛时代，市场上只有瑞典和日本火柴出售。1916至1921年，日商先后设立山东、青岛、益丰等厂，分销省内各地。华商火柴公司也相继设立，1921年成立的鲁东公司最为先进，之后有振业、华北、信昌、明华、兴业、华盛等公司创设。其中以日商设立的青岛火柴公司规模最大，华商公司中只有华北、振业两家可与之相比，但其各种原料却购自日本。据1934年 统计 ，青岛有火柴厂十二家，即墨有七家，威海、福山、胶县、潍县、益都各一家，济南三家，产品大部分运销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关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等地。[46]

山东盛产大豆和花生，所以制油业极为发达，家庭工业所在皆是，规模较大者仅在青岛、济南、泰安三处[47]。青岛植物油厂计有十三家，规模最大的东和油坊由日人创办，资本额五十万元；其次为华商经营的昌兴油厂，资本额二十万五千元，此外都是资本为数千元至数百元之间的小资本营业[48]。

其它如 建筑 材料 工业方面，1934年春间，华商姚华孙、姚作宾等在青岛发起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