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为什么不感恩

因缺乏普遍感恩的群体意识而缺乏公德心与社会责任感，所以国人有稳劲无闯劲，有制度无公德。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成风之问的良性互动，感恩推动施恩，施恩产生感恩，良性互动乃成。应该说，就当前文化建设而言，感恩乃是较有操作性的一个切入口。

高健民先生早年服役于所在部队。病退后每月不过1200元退休金，医药费就要花去一半左右，但他20多年来，倾全力先后资助了130多名素不相识的贫困生。然而，当这些受助生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示谢的，还不到10％。2003年，西北老区的黎岳(化名)考了高分，被东北一所重点高校录取，因拿不出路费，其父羞愤自杀，高健民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决定资助这位女生。但黎岳入学后不太喜欢老人往她寝室打电话，她也从未主动给老人打过电话。2005年中秋节，高健民拖着病体，拎着几斤月饼照例去看她，虽然事先打过电话，但黎岳却连寝室门都没出，接过月饼，看都没看，随手扔在桌上，直到老人离去，一声“谢谢”都没有。另一位接受老人四年资助的初二学生，高健民不仅为他买文具买球鞋，逢年过节还给他家买米面食油，也从未主动来过一个电话．高健民坦言：“在学雷锋这各路上，越走越累，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

另一则极端的反例――震惊全国的“中将女儿诈骗案”。山西吕梁姑娘李晓艳，因自觉无家庭温暖，15岁初中毕业即捏着打工所挣的300元闯京，钱很快花光了，正当她蹲在路边一筹莫展，一位好心武警给了她300元，劝她回家，但她接过钱并未回家。军人的善良真诚不但未使她知恩图报，反而触发员感，认为“军人很傻”，专门铆上了军人，冒充空军中尉(空军政治部干部调配处)专找军人行骗，自称父亲是中将(军区副司令)，能给尉官们调动工作，但需“活动经费”云云。共骗了4位军官，在一军人身上成功行骗5．9万元，总骗款15．8万元，并自认为有足够智商对付警察。

另一实例是西南财大2006届毕业生小唐，一位来自四川汶川山区的贫困生(其父8年劳教，1996年车祸而死，家贫如洗，9岁弟弟7岁妹妹全部失学，后以阿坝州理科状元身份考入西南财大)，高中阶段即得社会资助，就读的中学不仅全免学杂费，每月还资助300元生活费。大学期间，共得社会资助5．1万元，足够支付一切开销，但毕业前居然还欠学校6000元，无法领取毕业证。便向长年捐助者――73岁卖茶老汉吕恒威索款9000元(称尚需缴纳7000元档案费，2000元毕业后房租)，老汉生疑，请求记者了解情况，《成都晚报》以“爱心被忽悠”为题将小唐挥霍捐助款一事曝光，小唐每月生活费超过800元，大大超“贫困标准”。据小唐自己报账，购西装1100元，购手机1000元，玩网络游戏无法计算……小唐除了要钱，从不给吕老汉打电话。原拟资助其直至研究生毕业的某制药企业也发现小唐并不珍惜这份资助，不肯履行协约中假期在企业打工的规定，故于第二年中止资助。小唐于毕业时4―6科补考，成绩为全班倒数第二。西南财大辅导员认为由于社会捐助大多，小唐习以为常，感恩教育又没跟上，弄得他只有索取没有回报的意识。

应该说，我们近年在这一问题上，社会宣传方面确实有点跛足，贫穷似乎成为必须受助的绝对理由，接受爱心的同时没有携带上传递爱心的责任，过多强调“贡献爱心”的必要，弄得受助贫困生认为理所当然受之无愧，毫无感恩回馈意识，极大伤害了捐助者的爱心，并大大阻止了社会“献爱心”的后继动力。

一位教育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资怪孩子们“冷漠无情”，要从更深处寻找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原因。这么说，固然十分深刻，但等于没说．就像刑案侦破，摸排范围划得太大，最后很难破案。将孩子们的“冷漠无情”，推给社会、家庭，学校，范围过大，谁都有责任等于谁都可以免责。认识虽然可以宏阔放大一些，但解决对策必须具体到位，具有操作性。对待任何病症，最难最重要的是确切诊断，即找到最主要的病源。无论如何，90％的孩子不会感恩不知感恩，成因固然多多，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认为不需要感恩，或者说父母师长们没有教会他们感恩。否则，何以受恩不谢呢?如上海有一位RH阴性AB稀有血型的张瑞林，20多年间无偿献血救活5位幼婴，总献血2100CC，然迄今只有一位孩子(24岁)寻访恩人登门致谢。歌手丛飞向贫困学子捐助300万元，亦未得相应感谢。显然，我们社会本身就缺少感恩氛围．再进一步剖析：因为人们很少施恩、也就不可能理解感恩。不可能认识到感恩的必要性。

对于负面事件，过于强调客观原因，乃是五四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动辄将原因推给“黑暗的社会”。徐志摩坠机而亡，明明是一次意外空难，郁达夫却坚持认为“是无理解的社会逼死了他”。抗战时期重庆，一美国大兵跳入河中救人，有人偷走他脱留在岸上的衣物。青年吴祖光竟评曰：“不要责难任何一个这样的偷窃者吧！只为了贫穷，在这个国度里，他们舍去这种铤而走险的偷窃则别无生存之道了。”偷窃一位行为高尚者的衣服也是有道理的、可原谅的，甚至似乎该鼓励的。一切都要怪社会如何如何黑暗，世道如何如何险恶，人心如何如何叵测……总之，社会不佳、世道不公、人心不古，统统亏欠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自己需要对社会作出支付，包括小偷撬盗乡镇政府机关。居然也给公安机关留条：“专取不义之财!”似乎大有侠盗之风。山东夏津县农村青年刘广礼(作案时尚不足18周岁)。伙同他人作案，杀死两人劫财逃窜，被捕后认为完全是家庭所逼，恨父母恨亲人，而其父母全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是无法满足他每日索财之需。

另有一则关于中泰两国社会诚信度的实例：某记者在北京街边假装等人，拦住行人求助：“对不起，我等人没等到，能不能借你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连问几十人，无一人愿意出借手机。而在曼谷机场，同样的理由，第一位被问者即毫不犹豫地出借手机。在中国，砍价不仅拦腰对半斩，最新理论要从“脚脖子”砍起。但若在泰国也这么砍价，则会被卖家认为对其诚信的污辱，会遭暴打。社会文明程度低下，需要架设各种防范性措施，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有碍人际沟通，大大降低各种社会活动的运行效率。

当然，我们也有反面例证：2003年以来，长沙黄小勇骑一辆改装三轮摩托载着患有绝症的儿子，一路风尘于70多座城市，行程万里。他们的“感恩之旅”只是为了向400余位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心人当面致谢。北大也有贫困女生刘默涵，加入阳光志愿者协会，创办“默涵助学金”，用筹集款项资助了37名贫困生，以回报社会对自己的资助。只是相比之下，“感恩之旅”、“默涵助学金”还十分稀少，没有学会感恩者的比例要大得多。某雷锋班战士复员后继续

做好事，居然被当作精神病，多次送入医院“治疗”。

最近，上海杨浦区200余名中小学生上街“采集微笑”――通过自己的主动微笑采集所得到的回笑，20多个活动小组，计划至少采集100个微笑，但很多小组都未能完成任务，因为“不和陌生人说话”已成为许多人的社交准则，缺乏微笑成为上海的“城市表情”。如此森严壁垒，防范之心远远高于施爱热度，何谈“人人都奉献一点爱”?献给谁，怎么献?为什么要献?会不会好心没好报?真是问题一大箩筐呵！当笔者习惯性绷着脸行走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一路所领受到的微笑与“Hi”，真是使我深感自身教养的不足。

其实，我们的祖先是一直强调感恩回馈的，我们并不缺乏感恩的历史资源。如“滴水涌泉”、“知恩图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等古训古诫。只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感恩带有明显的私德私圈，感恩对象具体固定，多为有恩于己的亲友师长，对公共事务相当冷漠，“私德丰厚，公德不足”；西方感恩则有明显群体特征，感恩对象抽象泛化。如感恩节就是在感谢上帝的名义下运行，宗教从一特定角度解决了“无缘无故的爱”，使之具有价值来源。专家认为：“群体性的感恩意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优点，一是使涉及‘公共’的事情好办，政治文明必须依赖这样的基础；二是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存留主观‘利他’动机供随时施用，市场经济必须依赖它来保持人际关系的基本热度。有此两点，一个社会才有人气有朝气有热情有公德有良俗，在公益和私利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状态，才不致在道德生活中‘播种高尚，收获。’”

因缺乏普遍感恩的群体意识而缺乏公德心与社会责任感，所以国人有稳劲无闯劲，有制度无公德。社会心态因防范堤坝高筑而易暴易躁，容易发生冲突，而且一旦发生冲突，自主解决的几率很低，矛盾激化的可能性甚高。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感恩推动施恩，施恩产生感恩，良性互动乃成。应该说，就当前文化建设而言．感恩乃是较有操作性的一个切入口。

“美国人爱宣扬自己的缺点”，被认为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人文基石之一，叨咕叨咕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醒自己，督促你琢磨着如何修正弥补。确实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一种舆情要求。最近，加拿大政府为他们历史上百年之遥的“人头税”向华人正式致歉，表示着重对历史错误负责，拨重款补偿伤害者与纠正性宣传。知耻近于勇，承认我们普遍缺失感恩，没有让孩子们学会感恩，是有点儿痛，但却是必须忍受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