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背景下的公民道德发展

2013年9月21―22日，“公民道德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交流会在江苏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发展研究”课题组主办，东南大学“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协办。来自美国、英国、德国、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近百名学者、博士研究生及江苏省委、南京、苏州、常州市委宣传部官员参加了会议，为期两天的会议分为主题发言、评述、自由讨论、课题组专题报告等环节，专家学者们就大会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广泛交流，为公民道德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诸多的真知灼见。此次会议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特点，学者们与政府官员同时“在场”，官员们以学者的身份“在场”，学者们以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姿态“在场”，这是良好互动的开始，因为就此次会议讨论的公民道德发展主题来说，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需要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与合作。

江苏伦理学会会长，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教授主持开幕式和主题论坛，并全程参加了交流会。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组首席专家王燕文作大会主题报告，从加强公民道德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当代公民道德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公民道德发展的探索与思考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但是也存在诸多的道德问题，公民道德素质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同步提高，当代中国在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成长中的烦恼”，这些“烦恼”表现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难以平衡、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突出、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之间难以统一等，这都需要从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双重互动的结合上作出思考和探索，将培育与发展公民道德，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作为国家战略。王燕文部长的演讲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充满实践智慧，更多的是为交流会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会议期间三十多位专家作了主题演讲或专题报告，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近60篇论文，这些发言与文章聚焦了“公民道德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或提纲挈领，或细密人微，或形上探幽，或形下究诘。试归结之，专家学者们观点围绕的核心是何谓公民与公民道德，如何成为公民、成就公民道德，关键点是如何建构公民之“公”的伦理，如何生成公民之“民”的道德，公民道德是伦理与道德在公民身份上的合一，涉及的具体研究内容非常广泛，现综述其中主要观点。

一、公民、公民道德与现代文明

概念的清晰是研究的前提基础，大会主题内在要求了公民、公民道德的概念需要放在“现代文明”之中加以把握，学者们在坚持这一立场之下，分别从历史溯源、中西对比、哲学辨析等角度对何谓公民、何谓公民道德展开研究。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首先点出了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文明即是全面的现代化，现代化又体现为全球化、专业化和公民化，因而公民对人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代化身份。江苏省委党校杨明教授从中国本土语境出发，回溯了中国公民身份变迁的历史并认为相对于削足适履地使用西方公民概念，这才是中国公民道德研究与建设的现实起点。中国的公民概念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臣民一国民一人民一公民的演变过程，直到1982年宪法“公民”内涵才得以确立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一身份标识成为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每一个个体的“元身份”，是人们身份的最大公约数。而公民道德的生成是中国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自然结果，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第一次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概念，详细论述了其意义、方法、原则等问题，并从操作层面提出了20字的具体规范。公民道德的提出凸显了对“公民”这一道德主体的关注，使得道德建设与发展有了最广泛的基础，也体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思路。

与杨明教授不同，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认为公民是一个西方社会思想史的概念，最初发祥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人，这从源头上规定了公民概念的政治性，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参与权上的平等性，同时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公民概念与臣民相对。公民身份是一种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群教授进一步指出法律承认的公民仅仅是一种公民资格，要成为现实的公民则需要相应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通过接受教育和个人的行为实践达到好公民的境界，但是我们也应当区分公民的政治教育和公民的道德敦育之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培养好公民，后者是培养一个善者，道德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政治教育目标的前提，好人是好公民的前提，最好的境界是好人与好公民的同一。

尔南大学樊和平（樊浩）教授提供了系列研究文章，以道德哲学之思辨把握公民道德的内涵。他认为从语词结构上公民道德不能一般地诠释为“公民之道德”，而应该诠释为“成为公民的道德”或“作为公民条件的道德”，“公民道德”既是“公民”与“道德”的同一，更是“公”与“民”的同一，其同一体不是道德，而是伦理。公民道德的尖端性难题是伦理之“公”如何存在，道德之“民”如何生成。伦理之“公”既存在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辩证，又在中国社会具体呈现为“计划经济――单位制”――“市场经济――后单位制”的现实形态，伦理之“公”既存在于客观上、制度上的公正、正义、伦理善、社会善，又要求个体将伦理之“公”变为道德上的“公”之造诣。道德之“民”是一个诞生的过程，诞生于伦理，并由“伦理人”向“道德人”进发，最后在“成人”中最终完成。公民道德既是公民与道德的同一，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同一，同一于精神。由此，中国社会期待着伦理的涅磐，精神的日出。

二、公民道德研究的道德哲学立场

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可能演绎出不同的哲学体系，对于公民道德来说亦是如此，不同的道德哲学立场对公民道德的认知与演绎也不相同，进而会导致不一样的实践态度。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潘小慧教授认为在现代文明日渐开放与民主的全球化趋势下，在当代做/成为一个好公民比传统德性伦理学做/成为一个好人更加紧要，而做/成为一个好公民就要关注公共善，从“我们”而不是“我”出发。“我们”的范同是“我”加上“他者”，而且是“多元他者”，“多元他者”包括他人、世界和超越界。从西方哲学史被遮蔽的他者中重新阐发他者的伦理意义，潘小慧教授回顾了列维纳斯、德里达、德勒兹等对他者的研究，并认为当今我们需要的公民道德是一种“心中有他者”或“为他者”的伦理学。

与潘小慧教授的“我们”包含着“他者/多元他者”不同，德国Kassei大学的Philippe Brunozzi教授认为“他者”很难定义，也很难真正作为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我们”的立场是一个公共的、每个人关注他跟每个人相联系的立场，每个人都考虑到别人，这一立场不是为了证明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是为了辨识分享的经验，并试图创造我们分享的道德世界。这一从“我们”出发的共享理由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非常重要。

英国约克大学哲学系Christian Piller教授提供了一个修正功利主义的方案，他认为善恶是什么以及如何趋利避害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考虑，伦理学成了思考善最大化的练习。但是在进行功利考量的时候被认为是社会最大的善往往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善的，对另一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是恶的，因而在考虑goodness的时候还要考虑goodness for，即对谁来说是善的，要将对社会最大善的考量转向关注人及人与人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与制定也应从对谁有益（goodness for）出发，而不是善本身的最大化。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认为我们反思公民道德问题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道德哲学层面人手，即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伦理生活涉及了认知层面的人是什么，这是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尤其是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评价层面的人为什么活着，即人生目的问题；规范层面的如何活着，这关联着人的实践层面；最后就是活得怎么样的问题，与“生存感”相联系，生存感的核心是意义感。道德实践也涉及认知层面的是什么，评价层面的应当做什么，规范层面的盘如何做，道德实践要求人要有道德感，使得个人的道德意识“实有诸己”。当下的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要特别关注生存感和道德感。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资源

公民道德不仅是一个理论话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古今中外的公民道德建设资源都能为我所用，对“他山之石”可以加以批判性改造，对传统可以加以创造性转化。

成中英教授是海外知名新儒家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中国的，当人们没有历史身份认同的时候，现代化将变得空洞。因而在公民化要求我们实现“公”的权利，促进民主、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传统儒家的资源，要对儒家主动进行现代化转化。儒家的“五伦”与公民道德有点关联的是“君臣之义”，但这显然小够，因而要在“五伦”之外倡导第六伦，成教授称之为“公伦”。儒家能提供给公民道德建设最大的启示是从人的内在性看公民道德，注重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将内在性的道德转化为外在性的规范。这样使得公民道德既发挥了德性，又履行了责任，再主张了权利。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姚新中教授从“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谈起，他认为尽管“全球幸福指数”统计指标存在地区差异性以及民族适应性的问题，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德行导致幸福，行为良好的人更幸福，而幸福与否对公民道德有直接的影响，即幸福的人更容易成为一个好公民。“全球幸福指数”的五项指标有三项涉及到了伦理道德，即政府廉洁、个人德性以及生活选择的自由度，从中启示我们从公民的幸福促进公民道德的角度要完善制度层面，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培养个体的善恶心；提升公民的选择自由和选择能力。

韩国交通大学洪容教授提供了韩国公民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在韩国，公民道德教育一直是教育目标设定中最重要的部分，人才教育的本质是使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公民道德教育，具体方法是增加学生的道德性涵养，培养健全人格及民主市民意识，开放多方面的能力。台湾中央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叶光辉教授从台湾对待老龄社会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孝道双元模型，模型反映了孝道具有公德与私德的双重特征，在个人、家庭到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多元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孝道不仅仅是家庭的私德问题，已经是社会的公德问题，因而从双元模型来看。养老的责任要由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

从整体来看，与会专家学者关注最多的还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公民道德建设的资源意义。中山大学李萍教授通过对200名法律系大三、大四学生的调查发现，文化传统的预制性不容忽视，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植根于生活在某一文化体中人们的意识，因而公民教育要考虑文化传统预制性因素并以文化的本源性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肖群忠教授认为整合社会秩序、培养公民离不开社会教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当代中国有必要重建礼义之邦，以再显“礼义之邦”的风采；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另辟蹊径，从诚信的角度思考公民道德建设，“诚”来自于儒家，是发自内心的道德要求，“信”来自法家，是外在的立信，儒法结合才能解决诚信缺失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提出“道德殿堂”概念，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道德典范构成了“道德殿堂”的真实性内容，当下所提倡的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道德殿堂”的时代特色，能够为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道德教化。

四、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

如何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或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何者优先的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如何操作的问题，更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关于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主张从底层设计开始，由基础而建设；二是主张先进行顶层设计，制度或体制优先；另一种与前两种的整体设计不同，而是从具体的现象、具体的群体入手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底层设计观点的代表者是中国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甘绍平研究员、清华大学吴潜涛教授。甘教授论述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把公民当公民看待而非臣民，这又取决于能否把公民当人来看待，是否把人当人看，意味着是否把人作为自由、自主的，具有个体之地位和价值的自我目的者来看待。回到中国社会，关键是要完成三大转换：由义务伦理向权利伦理转换；由血亲出发的特殊的、天然的伦理向普世伦理的转变；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这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必须加入这一全球的进程之中。吴潜涛教授认为公共性、公共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生活成为人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建设是要成就国家、民族的公民道德，具体做到三大结合：最底线的道德要求与公民道德的其他规范相结合；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与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相结合；最后是二者与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相结合。

顶层设计观点的代表者是中国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杨通进研究员、孙春晨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杨通进研究员认为制度层面的完善比个人美德的养成对公民道德建设来说更重要，因为制度的伦理功能大于个人美德，制度保障了人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制度是维护道德的中坚力量，同时制度伦理是判断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客观标准。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抓手应是制度创新，具体来说要培育公民社会，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以吏德建设为突破口。孙春晨研究员认为一个和谐、有序、安定和公平的社会环境必然有助于公民道德品性的培育和整个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社会怨气较重，信任危机存在，部分社会群体道德败坏，导致了道德状况令人堪忧，亟待以伦理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创新，为公民道德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王小锡教授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公民道德的自觉，“四位一体”（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个人美德）整体推进，创制道德实践体系，完善社会诚信建设机制，治理突出道德问题，关注“特殊群体道德”，切实规避道德风险等措施同时进行，不可偏废。

第三种路径的研究有很多，中国人民大学葛晨虹教授认为当下社会心态问题重重，这是转型期的特有心态，表明了公民意识的觉醒，道德要求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如果不积极疏导也会带来社会恶果，因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心态建设与疏导非常重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与葛晨虹教授观点相似，他认为对当代中国来说，除了中国经验，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中国体验，中国体验呈现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人格的边际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特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来自于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的Robert Weller教授从人类学田野调查出发观察到大型的宗教组织虽然人际关系主要由弱关系构成，但是能够发挥比小型宗教组织强关系更大的社会作用，强关系主导下的组织救助的多是熟人或者具有血缘、亲缘的人，而弱关系更容易救助陌生人，有助于推进更广泛的慈善，这恰恰是公民道德的特征，弱关系的宗教组织有助于推进公民道德的养成。华东师范大学余玉花教授从政务诚信的角度探讨公民道德发展的政治伦理条件，她认为政府的公共信任奠定了公民认同国家的道德基础，因而政府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坚持诚信的价值取向，方能增强公民国家认同信念。苏州大学哲学系李兰芬教授探讨了企业家的财富德性，生产财富是企业家的身份认定，财富的内涵要从创造财富的主体来规定，因而人赋予财富以终极目的，企业家对待财富应“取之有道”、“回馈社会”。南京大学林闵钢教授主张以中产阶级为道德的中间力量建设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基础性、主体性、合法性的地位应归属中产阶级。

五、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

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即是公民道德建设未来要达成的结果，与会学者们认为公民道德同样承载了“中国梦”的内容，因而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组成部分。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陈瑛教授强调公民道德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公民道德建设比任何经济建设更复杂，也更缓慢，我们要有耐心。湖南城市学院副校长、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认为公民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核心价值的基础，公民的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因而在公民认同推进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提供精神资源，为人们进入公共生活搭建平台，因此推进公民认同最终要建构核心价值，论证政治伦理基础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的稳定。

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认为公民道德的目标指向即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它也必须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实在内容。南京社科院叶南客教授认为道德体系建构过程与人的现代化内涵指向具有一致性，公民道德建设推动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同时也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这又回到了王燕文部长在开幕式主题演讲中所提到的，“提升人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过上有道德的幸福生活，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目标，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

最后由天津社科院杨义芹研究员主持了自由讨论环节和大会闭幕式，学者们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正如大会总结发言时姚新中教授所说，此次会议体现了“三多”：多学科，涉及了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人文与社会科学良性互动；多视角，从个人、群体、社会、政府等不同视角出发，同时又不局限于单一的视角，而是视角间的对话与沟通；多维度，个人美德、职业道德、制度伦理、公益伦理等，几乎囊括了公民道德研究的各个方面。

会议时间短暂，与会专家学者们意犹未尽，我们对公民道德的研究同样“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