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已处于“经济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不能再单纯依靠出口、基建、房地产这“三架马车”来拉动。必须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十两年来，中国经济挥别“4万亿”，GDP增长率从高速逐渐过渡到中高速，形成“经济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新一届政府顺势而为，大刀阔斧推动改革。放开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审批制改革等可圈可点，上海自贸区则需要顶层设计，户籍改革、国企改革等仍可更进一步。同时，收紧货币成功迎来地产调整；但通缩风险露出苗头，货币政策或可适度放松。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竞相亮相：制造业升级、服务业扩展、京津冀一体化、中三角崛起、企业走出去等，中国经济的更大格局呼之欲出。

经济进入“新常态”

近两年，中国经济正经历调整期。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世界经济都在调整。中国经济本应同步调整，却在2008年、2009年推出了“4万亿”。但是大规模财政刺激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经济调整只是稍微滞后，近两年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

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弹性大概是0.1，即出口增长10%，GDP要增长大约1%一1.2%。中国的出口在金融危机以前每年的增长速度接近30%，现在跌到不到10%，因此GDP的增长率最少跌两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也在下滑。房地产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比出口更大，弹性在0.15左右，即房地产业的增速下降10%，GDP就得下降1.5%。

所以房地产和出口两个部门的下滑就会使中国的GDP增速从将近10%跌到7%-7.5%之间。

除了出口、地产，“4万亿”之后，基建的增速也在下滑。

总之，今后房地产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可能只有1.2%-13%，出口对GDP：～曾长的贡献可能也就0.7%-0.8%，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可能再猛上了。

所以我们的的确确到了一个“新常态”。

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经济新常态”，这是顺势而为的提法。中国经济在调整，进入了一个较低速度增长的时代，从之前接近10%到7%，可以把这称为“新常态”。

“新常态”的另一层含义是经济结构调整，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或者两者并重的过程。未来，服务业大有可为，我们应大力发展。目前，总理正在主抓，就是要放开服务业的进入管制，医疗、律师、咨询等等都应该降低门槛，这既可以解决大量就业，又能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三方面，“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加关注内涵的发展，而不是外延的扩张，要注重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让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跑平甚至跑赢GDP的增长。

这是我理解的“经济新常态”的三个方面。

至于这种“新常态”是三五年的低速调整，然后又进入中长期的较高速增长，还是此后20年中国GDP的增速就维持在这一水平，这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如果世界经济又复苏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又能达到10%，GDP增速就会提高一些，可能会接近8%。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就在7%-7.5%之间，估计不会掉到7%以下，当然这是潜在增长速度。有人会说，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会在6.5%左右，我觉得太悲观了。

改革超出预期

十两年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届政府在经济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很多改革已经超出预期。

金融改革走得非常快，比如放开所谓的影子银行。以前这都叫非法集资，是可以判死罪的。曾成杰最后被执行了死刑，这一事件震动很大，就发生在2013年。最近讨论集资诈骗罪可能要取消掉死刑，等于是可以去做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银行也跟着市场走了。基准利率只是对国有企业有用，其他都是随行就市的。

由于影子银行开放，存款利率也等于在边界上开放了，投资者可以不把钱存在银行，而是到影子银行投资。这一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只不过没有把它叫做金融改革，等于悄悄地就把这件事做了。

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甚至超出预期，但也要小心走得太快，相关配套―定要跟上。一般情况下，当利率市场化改革时，利率都会上升，然后下降，有一个调整的周期，全世界都如此。中国目前采取了非常紧的货币政策，就容易使得利率上升过高，这是需要小心的。

余额宝等“宝宝们”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银行的冲击很大，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革。当然我们还期待能继续推进，对真正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革。我想虽然没有在名义上，但是实质上已经在进行，因为放开影子银行，对正规银行冲击就很大。

总理推进审批制改革的力度也很大，都在亲力亲为。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想取得更大的效果，还需要进行系统的顶层的改革。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现在还是有点长。症结在于负面清单一定要由中央层面给，不能地方给，地方给就违规了，因为地方说不需要某项审批，但中央可能还要审批，所以―定要中央给授权。

另外，自贸区的定位要更清晰。生产型的自贸区，投资可以免税，这是优惠政策。而上海自贸区主要是搞服务业、金融业，它们的影响超出了自贸区的边界，自贸区之外的银行就会有意见。所以需要在中央层面有一个顶层设计。

最后，要让上海自贸区真正起到效果，就必须推广，否则会引起很大的矛盾。比如资本管制，搞试点反而可能乱，完全可以中央出一个政策，大家都去做，没有必要让一个地区先试点。我们看到中央最近已经提出要加快推广了。

改革未来仍可完善

户籍改革、预算改革、国企改革等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经出来了，但地方上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最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颁布的《户籍登记管理条例》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修改这部法律，它当时是人代会通过的，所以必须人代会才能改。中国有很多改革需要先改法律，现在我们讲依法治国、依法改革，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不能这边法律还在实施，那边就做了。

户籍改革没有真正落实，除了法律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利益还没有摆平。地方政府会说，我的人口增加以后，各方面支出都增加，所以必须增加我的财政收入。这种利益的调整还没有协调好，而这背后又涉及到财税改革、社保医疗改革等。

《预算法》的修改方面，除了让地方政府自借自还，还―定要有相应的后续措施。比如发债一定要在地方人大通过，地方人大不通过，不能报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预算改革也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平台应该跟政府脱钩。

对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中石化卖掉了一小部分资产，但是对中石化没有根本触动，企业治理没有改变，干部还是中组部任命，甚至国资委都没权任命。而且央企太大了，靠民营企业去稀释它，这不容易做到。

现在国企已经成了中国经济里的一个疙瘩，造成了很多扭曲，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因为国企领导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过程到了就行，盈利多少跟他没多少关系。这必须改。

我建议，可以进一步把国企变成公众公司，让它们缓慢上市，让老百姓分享国企增长的红利。这样国企就会既向股东负责，也向政府负责。

宏观调控要有新思维

2014年前几个季度的GDP增速下滑明显，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可能有通缩的风险。现在整个房地产价格在往下走，租金也在往下走，其他物价也没涨，食品价格也是稳定的。所以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真的有可能进入通缩。我们不愿看到1998-2001年那几年通缩的状态，现在应该吸取教训，预调微调，看到有通缩苗头就赶紧放松货币。

我不敢说是否这次收紧货币、调整地产的结果超出了政府的预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速不应该这么低。

中国近两年的潜在增长率，应该还在7.5%-7.6%。2014年前三季度平均不到7.4%，估计全年至多7.4%，所以比潜在的增长率略低一点。这当然是需求不旺造成的。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可能稍紧了一点。

本届政府一开始可能认为我们的货币太多，货币增速太快，但是对货币去哪儿了没有完全准确的认识。政府大概看到这些钱一部分进入房地产，一部分在金融体系里空转，没有真正到实体经济。所以想通过紧缩银根促进地产调整，并把一些空转的资金挤掉，让它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但是用M2的增速来说货币太多，可能是有问题的。M2增长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地产业吃进了一部分，变成了固定资产，这部分问题不大。

但是还有一部分钱可能完全沉淀了，成了中国经济里的暗物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路不正的钱，不能存到银行，没进入流转。到底这种钱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我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最近媒体报道的河北省某科级干部家中就搜出上亿元现金，就是一个佐证。另外，每年还有很多钱流到海外。

所以，认为把货币总量减少了，实体经济的钱就多了，这就不太可能了。货币一紧缩，最后发现最受挤压的反而是处于边缘的中小民营企业。

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再宽松一点。这样好多企业就活过来了，经济增长就上去了。

对于放松货币的方式，增加货币量比调货币的价格可能更管用。因为利率现在已经非常高了，市场上的贷款利率普遍在11%-15%，所以降基准利率一两个百分点，作用不会很明显。但如果货币数量增长，因为有乘数效应，取得的效果就会比较大。

我不建议用财政的方式刺激，因为这还是老思维，不是市场的思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明白、不相信市场自发的调节能力，一看经济下降，就赶紧上投资项目。但这些投资，很多都没有起到拉动经济的效果，造成大量浪费。

即使采用财政政策，也应该引入新的模式。新一届政府在基建领域推广PPP模式，即引入社会资本和管理机制，这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应该划清与市场的边界，能PPP的就PPP，商业公司可以做的就完全放手。现在好多老板去搞工业地产，运营得也很好，可见工业园区也可以由私人来做。新增长点应全面开花

在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会有哪些新的增长点？我认为，中国的增长不可能再靠某个行业引领，就像过去的“三架马车”――出口、基建、房地产。有人老间新的增长点在哪儿，想再找一个，这种想法要变一下。以后可能是全面开花，每一个行业都小长一点，这样集腋为裘，整体经济就增长起来了。

如果再像以前的思维，又会出问题，比如可能又会拼命搞城市化、区域开发、猛上基建，又重复“4万亿”。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容易使用财政政策，结果留下很多后遗症。这轮抓贪官，有很多就是“4万亿”闹出来的。

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企业走出去等都值得关注。

制造业现在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但压缩产能不应由政府去做。因为现在处于经济的低潮期，产能是过剩的，可是经济一旦进入上升期，就会发现产能又不够了，所以应该让企业自己去压产能。

另一方面，制造业的的确确进入了调整期，增长已经达到顶峰，制造业的比重会逐步下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制造业，恰恰相反，制造业还应加强。现在一提创新好像就是仅仅指服务业、互联网，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这不是一个好事情。中国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要先把制造业搞好。而且制造业还有很多潜力，有升级的可能。中国的传统产业现在慢慢地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地位，如三一重工、等企业，都成为了_一个产业的主导。还有造船业等，也都应该坚持下来。

区域开发方面，我们知道直接抓的京津冀一体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三家已经坐下来谈了，开始建立起协调机制。

另外，“长江经济带”也应该好好开发。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株洲这一带，江西、皖江这一带，工业基础良好，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很有发展潜力，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要发展长江中游，就应该把南京长江大桥等一些老桥拆掉重建，因为桥太矮，万吨轮船过不去。如果万吨轮可以直上武汉，武汉的经济立刻就会打开，很多出口立刻就会转移到湖北、湖南一带，长江就成为一条海岸线，华中地区就是沿海了。长江是条黄金水道，三峡大坝修建后，本来江海联运可以大发展，但是我们没把它用起来，很可陪。

这几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和国际化进程非常活跃。政府不要只关注国企去海外买资源、买土地等，其实这是最坏的做法，外国会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土地和资源不是一般商品，容易拨动民族主义情绪，试想如果一家国外公司大量买中国的土地，国人会怎么想。

对于企业走出去并购等，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更多的便利，不要换个外汇都审批来审批去。一旦有并购机会，都是在一两个月内拍板，半年间钱就到位；审批一圈下来，机会早没了。

中国2014年会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个历史性变化之后，政府应该有一些举措来帮助我们海外的企业。我们也可以效仿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成立一个机构来专门支持企业的海外发展，现在这方面还是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