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京城管吐槽》中映射出的“爱即公正”论

摘 要：当代国外公正论的研究学派纷呈，本文欲以弗莱彻的“爱即公正”论对南方周末作者陈一鸣的这篇题为《北京城管吐槽》的新闻报道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与解读。“城管”一词逐渐被妖魔化，陈一鸣的这篇报道却是从一个较新颖的角度，以理性的、适度的爱对城管和小贩群体进行报道。

关键词：“爱即公正”论；“公正”价值取向；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是以公正为核心，构建了包括善、权利、义务、良心、荣誉、幸福等在内的范畴体系。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描述：“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科学，道德的本质要求是行善去恶、扬善抑恶，而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善是公正（公正的根本方面是社会公正）；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看来，公正或社会公正就是要实现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个体的道德意识和信念上对权利和义务之统一关系的牢固把握形成为人的良心；凡按照良心的指引而选择道德行为的人们，终将得到道德舆论的褒奖而获得社会荣誉，从而享受到人生的真正幸福。”[1]

当代国外公正论的研究学派纷呈，本文欲以弗莱彻的“爱即公正”论对南方周末作者陈一鸣的这篇题为《北京城管吐槽》的新闻报道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与解读。“城管”一词逐渐被妖魔化，陈一鸣的这篇报道却是从一个较新颖的角度，以理性的、适度的爱对城管和小贩群体进行报道。

1 弗莱彻的“爱即公正”论

约瑟夫・弗莱彻，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伦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著述家、演讲家。他在1966年首版的《境遇伦理学――新道德论》一书中着力论证“爱即公正”，反对把两者分开，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悲现实。他目睹千百万黑人在种族歧视下受苦受难，而种族主义者却在高唱“爱”黑人！弗莱彻由此痛切地感到，离开公正的爱，有多么虚伪。他不禁喊出了黑人内心深处的呼唤：“让你的爱见鬼去吧！我们要公正！”

弗莱彻认为，“爱和公正是一回事，因为公正不是别的，就是对爱进行的分配。”爱是最大的公正，公正是最适度的爱，又是最低限度的爱，是理智的爱。爱必须预测未来，难免有某种优先，爱先给谁后给谁，爱是要通过理性计算的。理智的计算离不开公正，公正就是要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而每个人应得之物就是爱，“除了爱，我们啥也不欠别人的”。因此，爱必须应付类似功利主义的利益分配，常常要在二难困境、三难困境或多难困境中寻求正确的抉择――做到公正。[2]

2 《北京城管吐槽》的“公正”价值取向

2.1 报道选题对“公正”价值观的体现

美联社著名记者泰德・安东尼说，“有两个因素可以使一篇报道与众不同：如果你所写的事情完全的独特，你就可能会抓住读者的目光；如果你是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却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你照样可以吸引读者。不过，真正的技巧是将这两种情况合二为一，即写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一种罕见的情景，但同时要保证主题思想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所说的“普遍意义”即社会共享价值。如果媒体舆论全然忽略这种社会共享价值权衡，将所有境遇中“爱”之举措不加辨别地加以推崇，会对理性的公正价值观产生误导。[3]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媒体处理有关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报道题材时，都是从感情出发，偏向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商贩，一边倒的为商贩鸣不平、呐喊助威，而城管被塑造成洪水猛兽，“给我三千城管，复我浩荡中华；剑指天山西，马踏黑海北……（引自网络热帖）”。但是弗莱彻认为，“如果不同时计算所做决定的最近的和长远的结果，爱就会变成自私的、幼稚的、软弱的，就会暗中破坏爱自身的包罗一切的无限作用。”媒体舆论对街头商贩过分泛滥的爱，从长远看，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管与商贩两者之间的冲突，无形中导致了恶性循环的结果。这一点在《北京城管吐槽》一文中有所体现：“如果货车顺利出门，顺利堵住小贩，那往往意味着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女的扑在三轮车上，男的高声叫喊，一起喊‘城管打人了’。‘海淀这边高校特别多，知识分子正义感特别强，一听城管打人马上就指责我们：你不给老百姓活路！’宋志刚说，围观起哄局面形成之后，一般由女的把东西抢到手，迅速撤离现场，留下城管队员在群情汹涌的人群中百口莫辩。”

部分商贩试图浑水摸鱼，城管的合理执法无从进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无故指责……上述这些行为与媒体报道的预期目标背道而驰，媒体的初衷无疑是善的，是有爱的，但此处的“爱”与“公正”被剥离。硬要把爱和公正分开，而后突出强调其中一个（这里强调的是“爱”），这是不行的。爱肯定要从待人公正起步，这是最低限度的爱。何况，“爱不允许我以牺牲第三者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减轻自己的伤痛。‘邻人’一词包括我们的一切邻人。”[4]这里的“邻人”不是指鼻尖下的那一个“邻人”，而是指一切世人。城管、商贩都应该是媒体关心的对象，“爱邻人”自然不光是爱商贩，也要爱城管，这才是公正。

《北京城管吐槽》这篇新闻作品没有对商贩施予过量的爱、无限的宽容，而且让作为北京海淀区城管代表的宋志刚拥有适度的话语权，借他之口说出所属城管群体的无奈：“小贩和居民都需要同情和理解，可同情一个往往无法兼顾另一个，这些事是城管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不盲目偏向于商贩的爱是适度的爱，是理智的爱，是公正的爱，是值得提倡的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陈一鸣并没有试图让宋志刚一人代表全体城管，没有借机大唱赞歌。文中引用的宋志刚所言：“《城管来了》讲的只是北京城管，甚至只是海淀分队，再小点就是我自己。外地城管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从而可以看出，陈一鸣“爱”城管也是爱得适度，爱得理智，爱得公正。部分城管对商贩粗暴执法、一些商贩恶意阻挠城管的合理执法――这些不道德的行为都客观存在着，作者并没有刻意隐瞒一方而夸大另一方，这里也是对“公正”价值观的充分体现。

2.2 报道叙事框架对“公正”价值观的体现

框架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大众传播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框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名词， 即指框架是待分析的新闻文本；作为动词，框架被理解为一系列的动态过程――选取、强调或重组，即新闻生产者通过选择、强调或重组新闻事件、新闻话语及叙事手法等形成新闻叙事的框架，以此赋予新闻文本特定的意义，从而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解读与诠释。[5]当众多的新闻事实经过记者所构建的叙事框架重新诠释之后，新闻事实反映了特定的价值取向――记者的价值取向或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

为了获取最佳的传播效果，新闻叙事框架所框限的价值取向应符合受众的立场，以最接近真实的新闻叙事来最大限度地还原事件真相，达到自己所预期的传播效果。然而什么才是媒体与受众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上文所述的社会共享价值，即“公正”价值观可以胜任。

在新闻叙事框架的诸多建构因素中，政治体制、媒体定位等都是属于相对稳定的不变因素，然而对具体的新闻叙事框架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记者对新闻事实的价值判断。在《北京城管吐槽》中，记者在第一段中以如下的文字――“但想让商贩不违法又能体面生存，这并不是宋志刚或“三千城管”的分内工作”，为全文定下了基调，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当受众对新闻事实进行二次选择和理解时，就基本上是“受制”于记者的选择和理解了。这样的开篇是在记者预设的框架之内的。

此外，记者通过宋志刚女友、母亲、朋友、辖区商贩这几个不同的人物从不同角度来反映普通城管日常生活中的灰与白。从宋志刚与女友的冲突中可以看出“城管打人”是个扎眼的词，只要这四个字被呼出，“呼啦一下，围上来一大群人”就成为常态，城管已经被贴上“恶霸地主”的标签。接着，记者摘取了朋友聚会时，一位友人的玩笑话――“咱这儿缺点白菜，你上街抄点儿去”，为城管又贴上了“巧取豪夺”的标签。随后，记者用了一小段文字来表现了母亲对做城管的儿子被误解时流露出的不舍之情。最后，记者用大段的事例描写了宋志刚与商贩之间的恩怨纠葛――宋志刚的无奈、商贩的不理解。虽然是不同身份的人物，但记者在决定“报什么”和“怎么报”的时候都是在预设的框架之内：要公正地评判城管这一职业，城管也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

记者在构建框架时，足以反映主题的事实材料被选择性留下，与主题有悖的事实材料被剔除，记者向受众传达的就是“公正评价”的态度，然而这种公正的态度恰是受众都认可的“公正价值观”。没有人不想被公正的对待，推己及人，受众也就可以理解作为城管期待被正视的心理。总而言之，记者在新闻的构架上本着对社会和公众负责的态度，从公众利益出发，以公正为原则，成功地选取了这样一个最佳的角度进行报道。新闻工作者不应该人云亦云，而应该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公众的利益鼓与呼。

[参考文献]

[1]程立显.《伦理学与社会公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2]程立显.《伦理学与社会公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3]陈堂发.《新闻舆论引导与公正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4]约瑟夫・弗莱彻.《境遇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五章.

[5]初琦，张晓宇.《试从新闻价值标准看新闻叙事框架的意识形态属性》.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