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我国城市贫困新解读

摘要：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两个层面分析的，“制度性贫困”把“雇佣劳动”制度看成贫困的根源，论及的是相对贫困的范畴；而“失业性贫困”把“雇佣劳动”制度看成失业发生的制度环境，讨论的是绝对贫困的范畴，这也是马克思对市场体制下贫困的一般规律的揭示。我国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应主要以“失业性贫困”来解释，以扩大就业政策来化解。

关键词：马克思贫困理论；城市贫困；“失业性”贫困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B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贫困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我国城市中有261万人口领取失业保险金，有2 334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1］。这意味着最保守的估计，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在2 600万以上，因为还有大量的城市贫困者尚未包含在救助和估计范围；而且城市贫困规模扩张的速度较传统的农村贫困更快，因此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多更复杂。近年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从贫困的“制度决定论”出发，对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作出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此类分析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全面把握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是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制度性贫困”把“雇佣劳动”制度看成贫困的根源，是为了说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论及的是相对贫困的范畴；而“失业性贫困”把“雇佣劳动”制度看成失业发生的制度环境，关注失业对失业者带来的苦难，讨论的是绝对贫困的范畴，也是马克思对市场体制下贫困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两个层面，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性贫困”只能是“失业性贫困”分析方法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分析转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必须在厘清马克思“失业性贫困”逻辑内涵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符合经验事实的解释。

一、 “制度性贫困”理论解释中国转型期的城市贫困为何乏力

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与经济危机理论相比，马克思的贫困仅散见于他的著作与报告中。《神圣家族》首次提出“雇佣劳动”这一范畴，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报告――《工资、价格和利润》，再到《资本论》对资本积累规律问题的分析，马克思都谈过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这一基本的观点被现今学者专家们归纳为贫困的“制度制度论”。周怡（2002）在《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中提出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制度性贫困”，“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2］。王大超（2002）也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的分析是从制度角度进行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的基石，是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和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锐利武器”［3］。两人都把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归结为 “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怎样看待这种“制度贫困论”呢？

首先，应该肯定贫困的“制度决定论”的确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理论依据。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首次提出“雇佣劳动”这一经济范畴。他指出:“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4］。在《资本论》中他也指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无产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5］。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他又指出:“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整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5］。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是用“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来说明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论及的是“相对贫困”的范畴。其次，贫困的“制度决定论”也有深刻的反贫困政策内涵：既然制度是贫困的直接诱因，那么贫困问题的解决就要依赖于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在中西方反贫困实践中，分配制度的改革与社保制度的完善都是重要的内容。

虽然“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能够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出处，也为我们指出了反贫困的途径。但它只挖掘出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一个层次，用它解释当代转型中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有以下的不妥当。第一，“制度决定论”把贫困归结为“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在原因解释上既单一又不符合事实。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制度框架里既包括政治规则与经济规则等组成的正式约束，也包括由价值信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组成的非正式约束。具体到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既有劳动就业制度变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的影响，也有贫困文化的诱因。同样发生在公有制企业内部的贫困，显然不能用剥削理论来解释。第二，“制度决定论”把贫困体群界定为无产阶级，对象指向太宽泛，也与转型中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构成不吻合。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贫困概念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谁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6］。不管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认为我国转型中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为公有制企业的内部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失业与下岗工人。这部分人员相对于广大的工人群体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就是要说明这一群体为什么沦为贫困。第三，“制度决定论”没有挖掘出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另一层面上的涵义。马克思强调“雇佣劳动”制度是为了说明“失业性贫困”产生的制度环境，他把绝对贫困群体明确指向失业工人，跟当代学者们对贫困的定义也吻合。因为目前公认的贫困定义有以下三种：一是朗特里和布思在1901年撰文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7］。二是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专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8］。三是中国学者关信平认为城市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的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9］。这三种贫困定义都认为绝对贫困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焦点。

因此，对我国城市贫困只从“制度性贫困”分析显然是不科学的，解释转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把握马克思的属于绝对贫困范畴的另一层面――“失业性”贫困理论。

二、马克思的绝对贫困问题：“失业性”贫困的理论逻辑

《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用了五章篇幅论述了“资本积累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状况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部分内容是他对“失业性贫困”理论的论述，也可以归结为其的绝对贫困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0］。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马克思所关注的贫困群体是产业后备军，并与现役劳动军相比，这显然一种“失业性”贫困；其次，产业后备军跟资本积累密切相关，这里就是要说明资本积累带来失业，为“失业性”贫困的技术基础何在；最后，马克思认为官方需要救济的贫民来源于产业后备军，就是把失业群体界定为贫困群体。所以，《资本论》中贫困根源不仅指向“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更为关注“雇佣劳动”合同的解除后，也就是说失业对工人带来的苦难，说明他在这里关注的是绝对贫困群体。

那么失业的原因何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失业人口产生的条件在于资本量及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相对过剩人口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0］。同时，“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10］。可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带来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这一变化“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10］。尽管由于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并不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但是单位资本吸收劳动力的数量则减少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失业的技术基础。

马克思还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表现形式。他说， “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10］。流动的过剩人口是指时而被解雇，时而被吸收，工作很不稳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工人；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农村的过剩人口，他们往往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掩盖着他们的失业状态；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为工厂加工但在家里干活的城乡居民，他们的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这里马克思又把贫困群体指向了失业与隐性失业人员。

从以上论述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关于贫困理论的三个要点:第一，“失业性”贫困的制度环境必须存在。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失业性”贫困就具备产生的条件。第二，“失业性”贫困的技术基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引起劳动者就业的困难，这是资本主义贫困的技术基础。一方面是新增就业人口要大于正常的退出就业人口，造成了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难题；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被排挤的劳动人口再就业问题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自然灾害到来时就会雪上加霜,难以克服。第三，贫困群体的表现形态。马克思总结了过剩人口的三种情况，这是从表现形态层面上对贫困所作的阐释。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表现形态三个不同的层次分析了贫困问题，构成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三、 “失业性”贫困对我国城市贫困的解读

城市贫困是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的，指的是城市人口的贫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贫困问题在我国出现出来，城市里便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11］。而且其规模扩张的速度较传统的农村贫困更快。城市贫困的加速对社会的影响强度与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并出现了许多改革开放以前所没有的社会震荡。因而成为公众与学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失业性”贫困如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读？

首先，“失业性”贫困认为制度环境是贫困发生的前提条件，技术基础是贫困发生的直接诱因。有了技术基础，没有制度环境，就不会有显性失业的发生，也就不会产生“失业性”贫困；两者都具备的时候，“失业性”贫困就会发生。这一观点可以解释改革开放前大面积的城市贫困为什么没有出现？而经济体制转型中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何以发生？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中，我国复制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走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按理来说，偏重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更有失业的技术基础。因为相比于其他产业，重工业的就业弹性水平较低，也就是说重工业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小。但由于国家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并体现社会主义能够“消灭失业”的优越性，政府设定“统包统配”的城市就业制度以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把经济增长中无力正常吸纳的劳动力硬性塞入国有企业或强制稳在土地上。并对城市居民实行多维度保护主义的政策，隐性失业问题没有显性化，大面积的城市贫困也没有发生。城市里“低工资、多就业”的劳动就业体制是“失业性”贫困群体没有出现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普遍的低工资政策释缓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就业压力。“改革开放”之前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历年的变化情况如下：1952年，货币平均工资是446元，到1954年提高到519元，而到1978年也才644元，增长的幅度一直不大。并且从1956年以后，职工的平均工资还出现过两次下降的情况，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每年下降了1.5％，十年“”期间平均每年下降了0.5％［12］。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以国务院《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为标志，1992开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次改革中，国有企业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直接控制和劳动力计划，引入经济效益与工资总额挂钩的分配机制，废除被称之为“铁饭碗”的职业保障制度等。到1996年底，在企业中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的工作基本结束，城镇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已经占职工总数的96.4％［13］。通过这些制度变迁，中国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正在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合同制使得传统的劳动关系从行政化逐渐发展为合同化。一方面，在改制后的企业中，工人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被雇用者。另一方面，自1997年开始实行的职工大规模“下岗、失业”政策之后，大量的国企职工失去了原有的身份而成为城市失业者，进而沦为城市贫困群体。

四、结论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两个层面展开的。“制度性贫困”强调“雇佣劳动”制度导致的收入差距，说明的是相对贫困的问题。“失业性贫困”把“雇佣劳动”看成失业发生的制度环境，关注失业对失业者及其家属带来的苦难，是其对绝对贫困的研究。本文认为，“失业性贫困”是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规律的分析，超越国体具有普遍性。分析我国转型中的城市贫困，“制度性贫困”只能作为“失业性贫困”的补充而是不是替代。实证分析也印证了“失业性”贫困假说的成立。以马克思贫困理论为依托，城市反贫困政策必须以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为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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