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掀动了浪花

十三年前，我十八岁，一个瘦瘦的小伙儿，自信夹着狂妄，到西直门火车站坐上了开往京西煤矿的那列慢腾腾的列车——生活的道路就是这样展开了。

生活的道路上，等待我的是什么？

顶着凌晨寥落的寒星，在高亢悠远的汽笛声中跑进更衣室，赤条条地穿上那件汗湿未干的井下工作服，真象穿了铁皮铠甲一样冰凉、梆硬。操着百十斤重的凿岩机打眼放炮，汗水顺着脊梁沟流淌。衔着哨子，在如梭奔驰的矿车间跳上跳下——直到最后被撞翻在铁轨上，险些丧命……说过多少错话，干过多少蠢事？无知、幼稚。后来呢？不公正的怀疑、整治。痛苦、愤怒，想擂着墙壁哭吼！忽而又被“重用”了。烦人的公文，无聊的——更痛苦，更愤怒，更想擂着墙壁哭吼！另一方面，粗手大脚的矿工们，为人的真挚，对职业的自豪，在他们中间，真像变成一块煤，投入炽热的炉膛……我也学会了对着酒瓶酣畅地豪饮，学会了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讲粗话、骂大街、装“骚达子”；当然我也曾独自躲到一边，苦读、练笔；思索，探求……

就这样，十几年过去了。这十几年里，我的心虽然也曾陷入碌碌无为的惶惑和苦闷，但当我拿起笔，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我忽然感到那样庆幸——我在生活道路上所经历的一切仿佛都被唤醒了：时而使我悲伤，时而叫我愤怒，时而引我沉思，时而令我神往。这就是生活！正是它不断掀动我激情的浪花，逼迫我去哭，去诉，去喊，去叫，写出我的小说来。

我忘不了一起去当矿工的一个伙伴。和我一样，他心里也燃烧着“大革命”留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却又不乏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他跌跤，爬起，摸索，前行，终于决心为老百姓干一点实事，试验“煤炭地下气化”……可是“”横行的时代那样不公正地对待了他：泯灭了他开拓的热情，理想的火焰。这一切使我联想到包括我在内的中国青年的命运。我不平，激愤，要为被扼杀的千千万万青年的理想呐喊。于是，我写了小说《流水弯弯》。

我的心中还久久萦绕着一位老矿工的形象。他的身上，有许多可悲可笑的缺陷：他怕老婆；他胆小软弱；他低声下气。可是，一个经常拿他开心的小伙子工伤死亡的时候，那些常常尾随其后起哄的小伙子们都吓哭了，只有他冲上去，抱着死者的脑袋嚎啕大哭：“大兄弟！大兄弟！你可不能走哇！你走了，咱们怎么一块儿混哇！”事过以后，可惜人们并没有从中悟出一点做人的道理，这位老矿工仍然扮演着可悲可笑的角色，仍然是人们嘲笑和耍弄的对象。我每念及此，潸然泪下，为被生活扭曲了的人的尊严而悲哀。于是，我写了小说《盖棺》。

我又想起我的许多朋友。多么好的小伙子，交个女朋友却那么难—一因为他们是矿工。我知道他们经历的许多“恋爱悲喜剧”，眼前闪现着一个又一个值得自豪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形象里，蕴含着对以地位、职业衡量人的价值的偏见的莫大蔑视。小说《丹凤眼》里的辛小亮和孟蓓，正是生活中我所熟悉的朋友的写照……

生活的宝库是多么绚丽多彩啊。它仿佛每天都在向我敞开，逼迫我在这里面眼花缭乱地挑选。在美不暇接的生活面前，我恨自己的笔拙，也恨自己的胆怯和犹疑。我写得很慢。三思而落笔，生怕歪曲了生活。我情愿让那些使我激动的人和事在心里多酝酿一些时日，于是，只好求助于笔记记下它们了——这里面，有的是某个人物性格发展的线索；有的是零碎的场面，片断的感受；有的甚至是流行歌曲、政治谣言，及至姑娘们如何由时兴擦“面友”而改兴“珍珠霜”……有的，在往笔记里记的同时，已经敷演成较完整的小说梗概；有的还是“半成品”，不过又加进了我的分析、估价，设想出在未来创作中可能的几种处理方法……我觉得这一切不仅仅是生活素材的积累，而且是学习怎样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基本训练。它养成了我的敏感。正是这种敏感，使我在香山红叶林中看红叶时，因为看到一个盲人也来“欣赏”红叶而怦然心动。为此我写了《秋天交响乐》，歌颂那顽强的人生。它也使我在北戴河看见一个领着孩子嬉戏时，捕捉到了她的眼睛里流出的淡淡的忧伤——我写的《衷曲》即由此而生。它使我几乎每天都往笔记本里添加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新的情节和新的感受。我只恨自己这支拙笔难以把这一切艺术地表现出来。

我初学写作时也经历过这种情景：面对洁白的稿纸，冥思苦索，搜肠刮肚，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那时，我已经在矿山干了好几年了，生活的经历不能说没有。可是，“”横行的时代是不允许文艺正视生活的真实的，我又怎么可能向生活的源泉探胜求宝？写出来的作品不过是“两报一刊社论”的干巴巴的图解。后来，我工伤住院。住院生活给我提供了学习中外作品的机会，也使我接触了形形的病人们。那个时代，有一个“世外桃源”聊聊天，便是乐事。医院竟是这样一块乐土。同屋的病友们津津有味地谈起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中间，有闯过关东的，有当过劳工的，也有被抓过*，去过台湾的……这里面就有生动的情节，活生生的人物，不少素材稍加整理，就是小说。我这才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复杂、丰富。（我多傻！）我这才开始明白：所谓性格，就是“这一个”！每一个人物性格都有他独特的个性形成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所要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要求塑造具有高度社会凝聚力的“这一个”。要写出文学形象中的“这一个”，必须从观察生活中的“每一个”开始！我就是从这里开始观察生活的。我揣摸着、探询着我所接触的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过程，由此又带动了我去了解熔铸人们性格的整个社会、时代，以至民间习俗，自然风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的眼界逐渐打开了，我觉得自己有所充实了。我发现自己过去不过是一块生活之海里的鹅卵石。潮汐起落，浸漫而过，是那样冷漠，没有拥抱大海的热情，生活之海也不在我的身上激起任何浪花。也许我本来会这样糊里糊涂地了此一生。感谢文学，它使我努力成为一块礁石——即便是一块微不足道的礁石吧——当生活的浪潮奔涌而来的时候，我似乎可以感到它的力量，似乎可以把身子迎上去，让它飞溅起一朵朵浪花。这浪花不仅被摄取在作品里，供读者去欣赏。它首先撞击着我的心坎，使我得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喜悦——用自己的眼光，真切地认识了生活，认识了人生的喜悦。于是，这喜悦又促使我以更高的热情扑向生活的潮流，撷取更缤纷美妙的浪花。

到生活中去探胜求宝，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我常常为自己理论底子的不足和对生活认识的浅薄而苦恼。生动而深刻的素材象珍珠一样散落在生活的大海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捡拾起来。我们不是常常为许多大作家从我们身边的生活中捡起了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从中凿出了美玉而惊叹吗？这正是我们观察生活的功力不到的地方。这功力，我以为是从具体的平凡的事物中看出潜在的意义的功力——或者看出事物中蕴含的巨大概括力，或者看出某一细节对刻划人物性格的巨大作用以及其他。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有赖于创作实践的培养，也有赖于对生活、对人生认识的深度。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一位师傅很爱唱小曲儿，而反复唱的只是一句“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后来自己把唱词改成“×××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了。“”初，有人提醒他：“党委书记×××打倒了！焦裕禄也不是好人了！”他不敢唱了。随后来了军宣队，队长是××，他又唱“××是李文忠式的好书记”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价值。直到去年我写《盖棺》的时候，反复思索“”中被捧上天的工人阶级的实际命运，思索了“”横行时代对人的心灵的摧残，我忽然想起了这个素材，发现它具有很大的容量：它很有力地刻划了一个工人的悲剧性格。于是，我把它移植到主人公魏石头身上。这种情况，在我的创作中是屡屡发生的。我觉得，对生活的洞察力需要不断提高，对生活也需要不断地再认识，再发掘，可惜我在这方面的修养仍相差甚远，只好再努力。

最近，我陆续收到一些青年朋友的来信，希望和我交流一下这方面的感受。我不能一一作复，只能恳请大家原谅。恰逢《中国青年》杂志约稿，于是杂谈如上，算是一点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