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家社会历史观内在矛盾综述

“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建立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是这一成长过程,也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1](P3)我们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时,历史就停滞发展了。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历史观里,存在历史发展和历史停滞的矛盾。

历史进步与历史退化的矛盾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和进步的,这在他对古代人类社会中的评价中能得到体现。“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类,不论其为‘土生居民’或为‘某次灾劫的遗民’,一般都可想象为同当今偶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相似,在原始‘土人’间流传的故事的确是蒙昧的。”[1](P80)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人类智力的发展水平无疑要比原始社会高。同样,在风俗习惯上,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古代社会不如他所处的社会。“古代的习俗是很野蛮简陋的,希腊人在古代都剑不离身,他们娶妻都必须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1](P80)另外,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渐趋完善的。“初期的法令律例都是不很周详而又欠明确,必须由人类无数个别经验进行日新的变革。”[1](P81)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承认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但在亚里士多德社会历史观里,又存在历史退化论的痕迹。亚里士多德认为,“治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家务管理有关的部分农、牧、渔、猎,另一种是指有关贩卖的技术经商。……前者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须,这是可以称道的。后者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物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乎自然而应受到指责的。至于由贩卖发展起来的治富的极端方式———钱贷,则更为可憎。”[1](P31)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介绍了古希腊城邦经济的发展过程。人们首先是自然地,不凭交换和经商取得生活资料,即从事农、牧、渔、猎。为了“以有余而换不足”,人们进行物物交换。又由于某种原因,大宗物品远距离运输不便,就产生了金银等一般交换媒介。这使得物物交换被物与货币交换所代替。人们的财富观念从占有物到占有货币。于是产生了牟取货币而从事贩卖的商人,以至产生“以钱生钱的”的“钱贷”。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由自给自足的农、牧、渔、猎,经济由物物交换———物与货币的商品交换———钱贷。尽管现代经济理念将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过程看作是生产力发展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这是一个历史退化的过程。这些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是一个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将这种否定和延伸与亚里士多德历史观相结合,这一过程就是历史的退化过程。与其历史进步相联系,就产生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历史观的另外一对矛盾历史进步与历史退化的矛盾。

人类社会历史的自身发展和神秘自然力量的矛盾

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遵循善的目的或善的原则。《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他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其目的,各事物的目的也就是各事物的“善”。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其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的。例如:教育的目的在于知识,医学的目的在于健康等。知识、健康的目的就是教育、医学这些活动的“善”。这里所说的“善”,与我们平常人所理解的“善”的意义不同。平常所说的“善”,也就是与“恶”相对的概念,非恶既善,这属于道德上的名词,为狭义的“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应该作广义来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考察宇宙的性质是以哪种方式包含着善和最高的善的;是否它乃是外在宇宙并自在自为的,抑或是作为一种秩序;抑或是两种都对,像军队的情形一样。因为一个军队的善在于它的秩序也在于它的领袖,并且领袖更为主要;因为领袖不依赖于秩序,而秩序却依赖于他。”[2](P302)善是一切事物之功用(或效用)。由于各种事物的功用(或效用)不同,所以善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食物可解决人的温饱,衣裳能祛寒,房屋可遮风挡雨。同时“普遍的善”是同个别的、具体的善不可分离的,“善”需要通过具体的、现实行动去实现。他形象的说:“如果一般地知道容易消化的肉可以消化而有益于健康,但不知道何种肉容易消化,那么你决不会由此得到健康。反之,一个人如果他只知道鸡肉容易消化而有益于健康,那么他还较可能得到健康”。[3](P319)亚里士多德的探讨与柏拉图一样,只是提出了一个空想的“善”的目的或原则,并没有系统的阐述、论证怎样成为宇宙的真正动力。这也影响了他以善做为世界原则或目的观点的说服力。虽然他从国家与公民两个维度进行了阐释了善的社会功用与价值。但是并没有从他的对立面“恶”,辩证地论证善的功用。这也降低了观点的影响。不过,在这理论前提下,他将统一的物质世界人为地分割为神圣的天上和物质的地下两个世界:一方面是人类有限的物质活动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神,是无限的、绝对高贵的,是全部天体、一切事物最终的动力因和目的因。一方面他肯定了人类社会活动对自身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神虽然不再作为控制人世轮回和历史循环的角色频繁出现,但是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国家形成的最深层的自然力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实现活动就是实现人的实践生命的目的“善”的活动。在其自身的即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人类“最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从个体到家庭、村坊、城邦依次演化的根本动力是人们追求需要的满足。男女两性的结合是处于延续的目的,家庭的形成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村坊的形成是为了追求更多生活的满足,城邦的形成在于追求“最优良的生活”。这充分说明,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类自身来解释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虽然,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来理解社会的发展。但是,他毕竟开始从人类自身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见,亚里士多德是从社会内部来肯定社会发展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宇宙“善”的运动。他指出,自然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是“内在变化的动力”,“凡是具有这样一种根源的东西,就是‘具有一种自然’”。接着亚里士多德又提出,合乎“自然”就是合目的性。甚至认为整个自然界的有规律的运动现象都是出自某种目的的结果,这就陷入了神秘主义目的论。“国家出自于自然的演化”。此“自然”不是客观存在的、被人类改造的、为人类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的自然环境,而是当时人类难以描述、但又能真切感觉到的某种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也对自然和客观规律做出安排。“自然对每一个事物各赋予一个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宇宙善的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力量安排下,人的命运是生来就具有的基本属性,“世上有一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则自然成为奴隶,”[3](P16)在他看来,奴隶缺乏理性,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根本没有上述过幸福生活的外在条件,理性的沉思这种最高的幸福则是连一般自由民都不敢企及,更别谈奴隶了;奴隶制度的产生是宇宙运动的结果,在“追求优良生活”的目的引导下,“一切城邦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安排者;“自然令动物各自按照觅食营生的便利而养成各自的习惯。”

结论

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历史观与柏拉图的相比,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然而,我们在肯定亚里士多德社会历史观与柏拉图的社会历史观相比时凸显出的进步性,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第一,亚里士多德已形成了独立的“历史”概念,对历史自身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在前面,我们已提及亚里士多德已获得“深沉的历史感”,他认为宇宙和人类均已历经了无数年代。并且“历史”这一概念已经单独出现在其 着作中。他认为历史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而是某一时期内某个人或许多人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显然这种论述极为简单肤浅,且没有预见更高级社会形式,但是在他所处的年代,能够对人类历史进行独立思考的哲学家是不多的。第二,亚里士多德已超越了古希腊大多数人的历史退化论,隐隐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即亚里士多德已经形成了历史发展感。然而,在经济发展这一层面,亚里士多德憎恨钱贷经济贸易运作方式。他认为交易方式的这种变化,即由原来的物物交换、物与货币的商品交换到现在钱贷的交换方式,这是历史的退步。笔者认为:如果现在我们追究世界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那么我们必须厘清钱贷、不等价交换的出现其历史意义及对当今社会的危害。然后再审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种历史进步都陷含其退化的因素在里面。用马克思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讲,事物都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统一。当肯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时,事物保持现有的性质、特征和倾向,当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并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时,事物的性质、特征和趋势就发生变化,旧事物就转化为新事物。事物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这一发展过程,它是事物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发展表现出周期性,即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是从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新的否定,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第三,在亚里士多德的历史观里,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人不是在神的控制和束缚下创造人类自身的历史的。神只是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国家形成的最深层的自然力量偶然出现。在其社会历史观中,处于主体地位的是人自身,人类追寻自身需要由低层向高层次的满足而实现由个体向家庭、由家庭向村坊、由村坊向国家发展。虽然神的力量只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配角,它悄然地隐退于人类社会之后,但是做为宇宙运动目的“善”,被人类用来解释靠当时人类的智力无法理解的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