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总结诗学问题的意义

摘要：古希腊在由文艺时代转变到哲学时代之后，诞生了总结性的关于诗学的理论著作，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欧洲美学史上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献，无论是理解它的时代意义还是它对于哲学家本人的意义对于今人来说都并非易事。为了深入探察哲学家身份的亚里士多德写作诗学理论的本末，本文将回到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从希腊文化的概况、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美德伦理学这三方面来探讨《诗学》的意义问题，以期加深对于作品的认识。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诗学 哲学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在西方思想史或者说学术史上，有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专业的文艺理论家产生以前，对文艺问题的探讨大多由哲学家来承担。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对文艺问题的热衷自古希腊开始就一直未完全断绝，像尼采和黑格尔就对希腊悲剧有着作为哲学家的独特见解。我们知道西方近代作为学科的美学自诞生之日起便隶属于哲学，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拥有哲学用以思考问题的那种审慎和严谨，但是由于美学诞生的时代（18世纪）哲学作为一种研究宇宙根本规律和道理的学科已经在人文领域拥有了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地位，因此将美学安置在哲学麾下就成为一种必然。然而，在美学为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之前，也即那些对之的思考存在着却散见于一些重要哲学家的著述之中的那些年月，美学上的问题（就古希腊来说是诗学的问题），它们是怎样能够被哲学家来进行探讨的呢？哲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也即它们对于哲学家而言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何意义？这样一些与艺术相关的问题与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可以这样提问：艺术或美学方面的问题在哲学家眼中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些问题在早期并非是由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来进行理论方面的总结或者说建构的，于是就必须考虑到哲学与文学艺术由于在本质上的隔阂所带来的看待问题视角的不同。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势必要从古希腊开始，这要源于希腊文艺曾经所达到的无法企及的高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希腊哲学的兴起。我们说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它独特的土壤，西方思想史上长达两千年的“诗与哲学之争”其产生的首要条件便是“诗”与“哲学”的相继繁盛（以及并存）。而哲学作为后起之秀，以它坚实而强大的理性主义精神和怀疑的热情对诗以及诗人进行了审判，诗人被柏拉图“逐出理想国”却又遭到亚里士多德的赞扬和推崇，这种看似对立的观念背后隐藏着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本文即是从希腊文化的概况、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美德伦理学这三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希腊文化的概况：从文艺时代到哲学时代的转变

希腊文艺中的荷马史诗于公元前六世纪写成定本，而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在公元前五世纪达到了顶峰。“希腊文艺到了公元五世纪前后在雅典达到了他的黄金时代，即所谓伯里克利斯时代”①，这一时期，“希腊的音乐，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也都很繁荣，特别是雕刻，它发展到欧洲后来一直没有赶上的高峰”②然而就是在这个时代，希腊由文艺时代转变到哲学时代。这种转变的原因首先是自然科学研究不断深入的推动，其次是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在“民主运动”过程中促成了批评辩论的风气，再就是它与腓尼基、波斯、埃及等国的贸易和战争的密切所导致的不同文化和思想的碰撞。公元前500年出生于伊奥尼亚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将哲学介绍给雅典人的，“他的一生有三十年是在雅典度过的，约当公元前462―前432年”③这三十年就属于伯利克里当政时期的雅典的黄金时代。在这希腊最为辉煌的文艺时代结束之后，才迎来了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47年）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时代。于是可以看出，希腊文艺创作的鼎盛时代与哲学家进行理论总结的时代有着一种先后的关系，或者说二者是分离的。明确这一点对我们讨论后面的问题将有很大的助益。因为正是因为两个时代的分离才会产生诗与哲学的纷争、亚里士多德对诗学理论的建构这样的问题。

二、诗与哲学之争

诗与哲学之争最初源于柏拉图《理想国》卷十中“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这样一句话。“柏拉图所说的‘争吵’是指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希腊诗人和哲人之间发生的冲突”④“《理想国》对诗提出了两项谴责。首先，诗制造了影像（images），而非对事物原本的理解，换句话说，假象伪装成了真实。其次，诗有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因为它怂恿满足欲望，尤其（Eros）⑤即柏拉图认为诗歌是“摹仿”的艺术，它只是理式的影子，并非真实本身，与此同时，诗歌饱含情感，因此能煽动人的，甚或可能促使人做出不道德的事，因此应被逐出城邦（只有颂神的诗人例外）。在柏拉图这里，荷马和悲剧诗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他提到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神拥有嫉妒、愤怒、贪婪等种种缺点，而雅典的青年们以这样的作品为学习的蓝本是不合适的，他希望对神的描述应保持其威严和不可亵渎的神圣。于是就引出了哲学对诗争夺教育权的问题。“《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希腊人的‘圣经’，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希腊教育的基础，无论是正规的公民教育还是普通人的文化生活都离不开荷马史诗。无论是对受过教育还是未受教育的希腊人来说，荷马也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希腊人相信人们应该听从荷马的教诲，以荷马所描绘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从荷马史诗中摘章引句，用以解答人们有关道德与行为的问题，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方式。他们甚至在城邦纠纷中，也会引用荷马的某一诗句来作为对某项领土要求予以有力支持的证据。”⑥可以看出，荷马史诗在希腊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然而柏拉图认为，城邦只有由哲学家来治理才是最为合适的，因为在荷马史诗影响下的城邦，“由于诗迎合快乐的需要或煽动人放纵的自由，诗必然导致欲望、尤其是望的统治”⑦这对于强调克制和理性的哲学家来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在抨击史诗的同时，柏拉图对悲剧诗人也不放过，“（《理想国》）卷八提到悲剧诗人、尤其欧里庇得斯时还强调了这一点。从那段文字中我们知道，悲剧诗人之所以被拒绝进入城邦，是因为他们对大众发言，使‘国家转向僭主制和民主’”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理由中柏拉图并没有特别提到关于“摹仿”这一他所认为的诗的“不足”，或者说并没有强调这一罪状，而是将火力集中到了对政治的不利这一方面。如果说攻击荷马是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柏拉图认为通过史诗的教育不能够形成理想的城邦，那么攻击悲剧诗人则同样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那么，“摹仿”究竟能否从事实上构成诗人的罪状呢，或者说这一原因在诗与哲学的争纷中是否是出于次要地位或无足轻重的呢？事实上，就“真实”这一问题来说，实际的情况似乎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为了城邦利益替哲学卫士“医疗性”（medicinal）和高贵的“谎言”做过辩护。也即他认为只要是为着城邦的利益，城邦的治理者或卫士可以说谎，可以违背“真实”。哲学家以“不真实”、“谎言”为罪名驱逐诗人，却能以相同的行为为自己辩护，不禁令人汗颜。“显然，如果诗人能表明自己说出的仅仅是有益的和高贵的谎言，诗人就将获得公民地位。模仿问题因而似乎不相干了。”⑨这里是在说，诗人说的谎言只要是和城邦的利益一致，或是能够有助于城邦的统治，那么他们在理想国之中还是可以有一席之地的。同样是说谎，说着诗人自己所创造的饱含感情、甚或要冲破道德但事实上无害的“谎言”就是大逆不道，而说着能安抚民心或者鼓励战争的谎言就是可以允许的。从这些可以看出，诗与哲学之争其核心是政治的，无论是哲学家驱逐诗人还是允许他们做城邦的合法公民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非是出于对“摹仿”这一性质的鄙夷，或者说这一方面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在明确了上述内容之后，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诗与哲学之争看成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诗学》对悲剧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⑩从这个悲剧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可以明晰地看到两点：首先，亚里士多德肯定了悲剧是“摹仿”的艺术，其次，悲剧有陶冶人的情感的功用。与此同时，按照他对悲剧理论的总结，悲剧描述的事情是可然的或必然的，并且悲剧的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尤其是那些最优秀的悲剧。这首先已经在诗与哲学之争的核心层面即政治的层面给与了柏拉图以有力的反驳：悲剧并非只是煽动人的，令人一味的沉溺于之中而毫无约束，恰恰相反，通过欣赏悲剧，人们的感情能够变得更加适度，同时能够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其实仅悲剧对人的感情的陶冶、对于人心灵的净化这一个角度就已经击中了诗与哲学之争的核心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为了彻底回应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这一主张，便又在价值上对“摹仿”这一他所认为的人类艺术行为的实质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美德伦理学

之前讲到，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希腊的文艺时代之后了，因此亚里士多德写作《诗学》是对之前文艺创作的理论总结，但同时事实上，他在《诗学》中表达出的一些观点与他的美德伦理学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美学与伦理学二者的关系并不难想象。

在希腊悲剧中，人要受到神以及另一种超自然力量即命运的制约和摆布。“表面上那些喧闹不已的英雄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但实际上英雄的一切行为都是早已注定的，只不过他们自己浑然不知。这背后的东西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人把它说成自然规律、外在环境，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自然界当中各种各样不可控制的力量，或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希腊人则认为――那就是命运”B11这便是希腊的命运悲剧观。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尤其是在谈到悲剧时，他并未过多谈到“命运”的相关问题，而是把悲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归结到情节这一要素中的“发现”和“突转”这两方面上。“悲剧所以能动人心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B12“‘发现’如与‘突转’同时出现〔例如《俄狄浦斯王》剧中的‘发现’〕，为最好的‘发现’”B13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与“发现”若安排的巧妙合理，则能够引起震撼人心的恐惧与怜悯。在经历过精神和灵魂上的极度震撼之后，观众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产生出一种高尚，并且适度的情感，并且加深对人与周遭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毫无疑问，如此经历过悲剧洗礼的人，在观看过那些比自己好的人所经历的生活的不幸之后，在经历了观剧的恐惧并战胜了这种恐惧之后，将会更加珍惜自己现有的生活，并且体验幸福的能力将会更强（毕竟自己还不至于遇到悲剧人物所遇到的那样困难的处境），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突转”与“发现”的理论关注与他的“美德伦理学”或者说与他以幸福为中心的伦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中，他认为“好的和正当的人类活动就是那些以幸福为目的的活动”“个人的根本利益与他置身其中的社会的福祉是完全一致的”B14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非常关注个人的幸福，并且把个人的幸福看做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可以说这一点与柏拉图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悲剧能够使人们的情感变得更加高尚，并能更好的感受到个人的幸福，那么对它的提倡就与亚里士多德“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这一伦理观达成了一致。那么《诗学》（尤其是悲剧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关系就十分明显了，那便是悲剧，也包括悲剧的观看是对以幸福为中心的伦理的实践。

总结：经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有力地回击了柏拉图驱逐诗人的主张，提出了文艺对于社会的功用。这种“回击”和“提出”放在诗与哲学之争的背景之下来看是政治性的，而若与他的伦理学联系起来看，又是一种对于“幸福主义”伦理学的实践，尤其是在承担悲剧精神最核心的“发现”与“突转”这两方面对观众情感的净化和对幸福感的体验上。就《诗学》自身来说，它是一部美学著作，但若把它放在更为宽广的脉络或者著作体系中，它将呈现出更多的意义与价值，更大的理解的空间。

参考文献

一、论著部分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3]（英）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蒋炳贤，郭智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英）罗素（Russell，B）.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8（2012重印）

[5]（美）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012.1重印）

[6]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7]朱光潜.西方美学史.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二、论文部分

[1]张计连.回归古典和“诗与哲学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4）

注解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1

②同上

③（英）罗素（Russell，B）.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8（2012重印）：77.

④张计连.回归古典和“诗与哲学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4）：51.

⑤（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⑥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3

⑦（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4

⑧（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3

⑨（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2

⑩（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9

B11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240

B12（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2

B13（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4

B14（美）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012.1重印）：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