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摘要]归纳梳理了国内外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最先引起广泛的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制度层面均存在导致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因素。美国经济的调整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多国协调行动有利于失衡的有序调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包括亚洲地区盈余的可持续性、失衡政策原因的考察等等。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实体经济；金融制度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４６１（２００8）12－００17－０7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引起了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讨论。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失衡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相应的风险。如何深入地认识本轮失衡，以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以期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给出背景性的认识，第二部分论述失衡的出发点，即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问题，第三部分讨论学界从实体经济层面对失衡问题的研究，第四部分为金融制度层面的分析，第五部分探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影响及对策，最后是简评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缘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常账户一直处于赤字状态，其中1997年之后赤字占GDP比重不断扩大，2001年来该比重急剧上升，到2006年达到6.15%的峰值。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家和亚洲地区出现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其中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3,718亿美元，这些盈余资金通过种种方式回流至美国，持有美元资产。此种一国赤字和多国盈余并存的现象被称为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失衡，随着失衡的扩大日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Macfarlane[1]（2005）认为是国际收支的失衡。IMF的Rato[2]（2005）认为主要是指美国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即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盈余日益增大。欧洲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Issing[3]（2005）指出失衡体现在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两方面。李若谷[4]（2006）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应包括所有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贸易不平衡，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不利；国际资本流动和收益不平衡，全球财富由穷国向富国聚集；国际货币体制不平衡。施建淮[5]（2006）指出，广义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世界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

关于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理解，Bracke[6]等（2008）做了框架性的研究，他们认为失衡反映了一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并把全球经济失衡定义为重要经体之间不断扩大的外部不平衡。通过从历史的视角分析过去几十年外部失衡的发展趋势，他们指出今天的失衡与历史上几次失衡相比具有新的特征：中印等新经济体的出现、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截止2007年全球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失衡的加剧是结构性因素（金融全球化的不完全、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商业周期因素、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周期性因素（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储蓄―投资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性因素在周期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的驱动下使全球经济在短期内风险加大，有可能产生突然性的巨烈波动。张燕生[7]（2006）在分析决定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因素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全球化内在的总量失衡、系统失衡和制度失衡而不是暂时性的市场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分析之出发点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之起点是巨额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由于本轮失衡是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对应着美国一国的赤字，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自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是否值得担忧、是否具可持续性、若不可持续应如何调整等等。

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在世纪之交即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注意，随着近几年赤字占GDP比重连续突破国际公认的5%警戒线，学界对此问题愈加关注。围绕该赤字是否是个严重的问题，学者们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派别，由表1可以看出担忧方认为赤字不可持续，将会引发风险、危机等等，而另一方认为赤字具有可持续性，不必担心。

Eichengreen[10]（2006）指出标准的分析表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是不可持续的，然而考虑到投资美国的资产回报率，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又是可持续的。施建淮[11]（2005）指出，如果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增长是为国内投资融资，而这种投资又是集中在贸易品部门，用于增加国际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这种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如果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的是外国私人长期投资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也可不必太担心；然而实际情况是2001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主要是为美国家庭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大融资的，并且投资主要转向如房地产这样的非贸易品部门。据此分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无疑是不可持续的。Holman[12]（2001）认为一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是指它引起国内利率迅速上升、本币快速贬值以及国内外其它的经济混乱。他认为美国生产率的提高是解释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股市高涨引起家庭财富增加，带动居民消费增加，这使得赤字更加扩大。通过考察经常账户与GDP的比率和净外债与GDP的比率，他认为经常账户赤字在短期内是可持续的，并将有序地减少。

可持续的赤字不必引起忧虑，若不可持续其应如何调整呢？表2列出了为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率降为3%，有关学者计算的各货币真实汇率的调整幅度，由此表可以看出，无论幅度如何，美元均是趋于贬值，而其它三种货币需不同程度的升值。此外，Obstfeld和Rogoff[13]（2005a）构建亚洲、欧洲、美国三地区的模型，结果三地区经常账户余额均调整为零，美元真实汇率需贬值33%。若美国赤字下降一半，美元真实汇率需下降17%，亚洲货币兑美元真实汇率需升值35%，欧元兑美元真实汇率需升值28%。如果亚洲货币钉住美元，欧元兑美元真实汇率将升值50%。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不应以美国经常账户为分析起点，或者认为其纠正是解决失衡的关键，如Macfarlane[1]（2005）不赞同解决全球失衡最常见的药方，即美国缩减财政赤字以减少其对世界储蓄的需求，他认为如果亚洲国家地区的政策不改变，亚洲将继续保持盈余，美国财政紧缩将对当前高储蓄低利率的世界经济产生紧缩效应；他也不赞成低利率政策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低利率是全球失衡的结果而非起因。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实体经济层面

全球经济失衡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主要源于一国国民经济的恒等式Y=C+I+G+（X-M），其中经常账户余额CA=X-M=Y-（C+I+G）=（Y-C-G）-I=S-I，CA作为衡量一国外部平衡的重要指标，是国内平衡状况――储蓄、投资余额的反映，因此对外部不平衡的分析，除了直接分析经常账户本身，也可转化为对各国储蓄率、投资率的考察。此外，资本流动、全球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可部分的解释失衡。

经常账户角度。Yu[14]（2008）从中美两国的视角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指出中国对美国经常账户的盈余实际上是亚洲地区的盈余，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外国投资者的经常账户盈余。周小川[15]（2006）指出近几年全球化、跨国外包、供应链重组处于加速阶段，比较优势格局的重组出现时间差，即劳动成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外包至中国、印度等地，而发达国家（高劳动成本地区）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往往滞后一段时间，这期间贸易不平衡扩大。吴晓灵[16]（2006）认为亚洲国家的对外、对美贸易顺差，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是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

储蓄投资角度。李扬、余维彬[17]（2006）认为在美元占据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东亚与美国的储蓄差异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李向阳[18]（2006）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美国的低储蓄率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认为2000年之前，美国经常账户恶化主要源于私人投资率太高，投资率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下降，此后经常账户恶化更多反映了储蓄率的降低。Bernanke[19]（2005）质疑了那种传统的认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恶化主要反映了美国国内储蓄和投资失衡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储蓄过度”（包括发展中国家储蓄的增长）是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上升以及现今世界长期实际利率水平偏低的原因。IMF的《2005年亚非地区报告》认为，近些年来美国投资率保持稳定，是储蓄率（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下降导致了失衡；亚洲地区储蓄率保持稳定，而投资率下降，因此问题不是储蓄过剩，而是投资匮乏（Investment drought），该报告给出失衡的解决方案是增加美国的储蓄和亚洲的投资。胡晖、张自如[20]（2006）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中心国在金融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及国在产品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导致储蓄-投资缺口，同时在美国过度消费和国储蓄过剩的情况下互为补充，形成了共生模式和双赢格局，而这种储蓄-投资缺口的产生，既有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原因，也有国的汇率及出口导向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引致资源重新配置和资产选择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宏观经济结构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的储蓄率问题。Cooper[21]（2005）不赞成美国储蓄不足的观点，他指出如果加上居民耐用品支出、教育支出、R&D支出，美国为未来储蓄得足够多，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是当今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一种自然表现。Williamson[22]（2007）指出Cooper是在消费投资两个方面同时加上一定数额，为作对比也应在其它国家相应账户上作同样的增加。修订后的数字没有影响消费和投资账户的差异，也就不能解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GDP的6%是否可持续。值得注意的是，Cooper[23]（2007）认为从全球化和人口变动两方面可以解释美国及其它国家储蓄投资的变化趋势，美国的储蓄相对于其GDP非常低，但是相对产出很多，也即美国储蓄的利用效率很高，言外之意是其认可了美国的储蓄不足。

新兴市场国家的储蓄。Miller和Zhang[24]（2007）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家积累储备的预防动机，一般均衡模型显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比美国更大的风险，这些国家会出现轻微盈余，但由于新兴市场明显地避免损失的动机，他们预防性的储蓄可能引致重大的全球经济失衡。Ferrucci和Miralles[25]（2007）考察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储蓄行为的背后动因，其模型结果显示人口因素和金融市场发展将引起新兴市场国家储蓄率降低，这些国家的外部盈余是内部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储蓄投资失衡的显现，且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有限，因为公共部门储蓄的减少将会被私人部门的储蓄增加所抵消。

资本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Summers[26]（2006）认为，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前者积累大量储备且储备资产的收益率非常低这三方面构成了“资本流动困境”，是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下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Kregel[27]（2006）认为应分析资本流动对国际贸易及经常账户的影响，因为资本流动不仅是经常账户赤字的映像，也是资本在全球投资和生产产品的体现，因此，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分析不应仅集中于外国投资者是否愿意继续为美国赤字进行融资，也应从外国投资者把盈余投资于美国以支持他们出口的角度进行分析。Ansari[28]（2004）估计了1973～1999年外资流入美国对美国国内投资的数量和效率产生的影响，其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资本流入大大增加了美国的投资，表现为可利用的投资资源增加、国内收入及储蓄提高。Taniuchi[29]（2006）从国际资本流动性视角考察亚洲经济，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由突然的大量外国资本撤出引起，近年来亚洲国家普遍出现贸易盈余、外储增加、资本外流，并成为美国赤字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中1998至2000年资本流出主要是私人部门，2001年至今政府是主要的资本出口者。

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角度。赵夫增[30]（2006）指出亚洲依赖美国市场来弥补需求，美国依赖亚洲的廉价出口和官方储备来抑制通胀和实现低成本融资，二者形成共生模式，经常账户失衡是枢纽，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膨胀。Rato[2]（2005）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不断拉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最近几年失衡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全球经济过分地依赖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而石油输出国、欧洲和日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李稻葵和李丹宁[31]（2006）分析了政策界和学术界对中美贸易格局成因的四个非常流行的理论解释，分别是汇率论、储蓄论、结构论和重商论，认为双方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是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其次才是双方储蓄率差距加大所带来的影响。

四、全球经济失衡的金融制度层面

从金融制度层面来看，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与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等有关。

汇率制度必然导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吗？Corden[32]（2007）持否定观点，因为全球失衡与很多种汇率制度并存，比如西班牙出现大额贸易赤子而新西兰是盈余，然而二者均执行本币汇率与欧元固定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日本为盈余，日本遭受到来自美国的指责，如今日本又成为较大的盈余国之一，美国仍是主要的赤字国，然而美国和日本都是浮动汇率的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汇率明显不能阻止经常账户的失衡。他指出，汇率与美元挂钩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常见现象，甚至该体系解体后有些国家也实行该种政策，并没有引起美国指责，并且IMF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实行该种政策，所以国际上真正反对的是中国经常账户大量盈余，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只是幌子而已。针对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大幅升值的言论，Park[33]（2005）运用牛津经济预测（OEF）模型，模拟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10%和20%情况下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和亚洲邻国的经济有重要影响，但对美国经济仅有很小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全球失衡的万能良药，由此也可得知中国央行在调节全球失衡中的角色。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失衡具有鲜明的特征。Obstfeld和Rogoff[34]（2005b）认为虽然美元下跌的情形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但当前的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更相近。祝丹涛[35]（2007）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重演历史的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Dooley[36]等（2003）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历程，认为如今的变化不过是原来体系的自我调整完善，国由原来的欧洲和日本演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他指出亚洲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使美国确立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中心地位，而国家均是建立在汇率低估、资本控制、积累储备资产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这样的格局下，美国可以继续保持经常账户赤字，国际收支不需要调整，美元也不需要下跌，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将抵制本国货币相对美元升值。Eichengreen[37]（2004）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历史，认为新的国亚洲国家不可能把本国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而争取集体的利益，美国不会主动调整失衡，调整将由亚洲推动。当亚洲地区认识到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带来的收益递减时，就会增加向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如软件领域、教育领域、基础设施等，而这将引起本币升值，为保持物价稳定，央行将减少外汇市场的干预，一旦亚洲央行共同支持美元汇率防止本币升值的卡塔尔出现瓦解，储备资产将逐渐由美元转向欧元，美元汇率下跌，从而有利于全球失衡的调整。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引致失衡主要是由于它的不对称性。Fan[38]（2006）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原因在于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责类似于20世纪对欧洲、日本的指责，中国不过是一个新的被指责对象。当前主要问题不是人民币需要升值，而是美元要贬值，前者是新近出现的，后者是一直都存在的，因此不能认为是中国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他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如果美国不做出一定调整，没有其它任何方法可以长远地解决全球失衡。方明[39]（2006）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其实是美国对全球经济金融支配的格局，或者说是美国利用市场化手段、利用全球资源而产生的结果，是美元、跨国公司和美国金融体系等共同造就的美国霸权实力的体现。李扬[40]（2006）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全球经济增长需要货币，需要储备手段，现在世界货币主要是美元，储备手段也主要是美元定值的资产，美国怎么能够不断地向世界增加供应呢? 如果不依靠其他条件的话，只能靠贸易逆差，所以美国的逆差也为世界经济运行所必需。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视角。张礼卿[41]（2007）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因为金融全球化使美国等一些国家很方便地得到国际融资，进而其国际收支调整被推迟。Oh和Jeong[42]（2007）认为东亚和美国间的金融一体化导致了全球失衡的扩大，而东亚地区内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却很低。解决全球失衡意味着东亚需增加投资，需要为资本注入（如FDI）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就要求消除跨边界的壁垒，推进地区内金融合作，以促进资本市场一体化，使资本在本地区流动。Mendoza等[43]（2006）指出由于各国金融市场拥有不同的特征，巨大并且持续的全球失衡可能是金融一体化的结果，特别地，拥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的储蓄率会更低，并将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

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角度。金融发展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初衷，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即是金融开放。Chinnt和Ito[44]（2007）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开放和预算平衡在全球失衡形成中的作用，他们分析了金融发展的不同主体（股市、债券市场、保险市场）和不同方面（成本、大小、有效性）的效应，指出金融发展、金融深化及金融开放的程度会影响储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外部平衡。进一步的讨论认为，一个拥有高竞争力低开放度金融市场的工业国家，将会出现经常账户赤字，而一个拥有高竞争力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出现大量经常账户盈余。工业国家金融市场规模越大，经常账户平衡越小，而发展中国家却通常相反；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度越高，经常账户盈余越小。发展中国家中，拥有发达金融市场，好的法律体系和机构，以及封闭的金融体系通常会出现经常账户盈余。

五、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影响及对策

没有哪一国家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可以无限期地保持，美国也不例外。格林斯潘在2004年即指出美国不可能无限期地借入这么多资本，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或许在某一天突然下降。毋庸置疑，当前全球失衡的格局调整得越晚，世界经济剧烈波动的风险就越大。近年来学界广泛讨论了美国经济的调整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及各国应采取何种政策来推进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等等。

美国经济调整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Gregorio[8]（2005）主要考察了美国外部失衡调整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调整将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美元贬值、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而利率的提高将引起这些国家出现金融秩序混乱。通过考察汇率与净国外资产的动态关系，他认为汇率调整主要通过传统的贸易渠道产生作用，美元贬值有助于失衡的调整，但汇率效应的大小非常有限，虽然在短期内效果显著，但从长期看并不重要。与之相似，Eichengreen和Park[45]（2006）认为失衡调整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将主要通过贸易渠道而非金融渠道，因此应对策略应针对实体经济层面。他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要防止经济增长大幅下滑，需把需求由国外转向国内，因此应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不应等美国调整了再调整。

汇率与失衡调整。EEAG报告[46]（2008）从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角度，讨论了为纠正全球失衡，美元汇率需要贬值多少？通过考察多国模型下的汇率调整的效应，他们的结论认为美元贬值10%～20%已足够调整其经常账户赤字。Obstfeld和Rogoff[13]（2005a）认为亚洲地区实行钉住汇率制下，如果美国储蓄率上升以缩小经常账户赤字，亚洲将会出现更大的盈余，而欧洲将承受这种政策的冲击，最终出现比今天的美国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同时遭受大量的外汇资产损失。汇率效应并不能使美国避免贸易失衡的调整。如果美国短期债券的相对利率轻微上升，这种相反的效应就会抵消汇率调整所得的任何收益。尽管与欧洲相比，亚洲有更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但由于更大的贸易开放度，亚洲地区的汇率需要调整的幅度并不比欧洲大，即欧洲也需要调整汇率。

失衡调整的多国方案。IMF的Rato[2]（2005）指出在当今各国经济联系紧密的条件下，出现全球失衡不应指责任何一国或地区，失衡各方共同努力采取一致性的应对策略才是最需要的。他认为美国应削减财政赤字；欧元区应推进结构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刺激内需及增长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另一引擎；日本应加强金融部门的改革，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增加对投资的信贷支持；中国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稳步迈进。Agarwala和De[47]（2005）不赞成解决全球失衡的标准的方案，即亚洲货币特别是人民币升值，欧盟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减少赤字。他认为这些政策将无效甚至产生相反效果，亚洲货币的升值无益于解决美国的赤字，结构性改革是个长期的问题，而如果只把重点放在减少美国需求上，将会导致全球衰退。他给出的药方是在采取需求转移政策的同时应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即增加投资。南亚地区有巨大的潜在投资需求，仅仅本地区盈余的一小部门即可满足这一需求，这将提高这部分盈余的收益率，推动地区增长并减少全球失衡。Buira和Abeles[48]（2006）分析了IMF在调整全球失衡中的责任，他们建议应在IMF的技术支持下设立一个多边合作机制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外部冲出，进而纠正全球失衡。Cline[9]（2006）指出美国经济一旦硬着陆，发展中国家也将面临巨大风险，因为他们已非常依赖美国作为其出口的重要输出地，并且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对世界利率水平存在双重的敏感，而尽早对美国赤字进行平滑性调整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G20应采取共合作性的汇率安排，如签订“广场协议Ⅱ”以协助美国外部经济进行调整，美国则应做出承诺在四到五年之内消除财政赤字。

东亚各国及中国的应对策略。Oh[49]（2006）认为东亚各国应加强货币合作，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以推进全球失衡的调整。Liu[50]（2005）考察了中国在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中的所处的角色，他认为中国、美国、东亚地区之间的三角贸易使得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减少美中贸易赤字；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大量的资本将持续地流向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中国退出当前汇率体制需要与东亚地区的货币进行合作，一致地做出调整。华民[51]（2006）运用世界经济均衡的宏观模型IS―LM模型，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状况，认为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美国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而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原理是，世界有了一个其货币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美国和一个人口众多、从而其劳动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应对策略是“对内改变增长方式，对外保持稳定汇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是在继续工业化的前提下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保持稳定汇率是指坚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六、简评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纵观全球失衡问题的已有研究，最初主要围绕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展开，然后转而分析经常账户对应的国内储蓄投资关系，这涉及到美国和盈余国家两类主体。鉴于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之间仅是恒等式关系而不能表明孰因孰果，资本流动、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等外生因素进入了学者们分析的视野。如果说上述分析属于实体经济层面的探讨，也有不少学者从金融制度层面进行分析，诸如汇率制度、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等视角的分析大大拓展了理解失衡的思路。如何有序地调整本轮失衡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基本的共识是通过价格和数量两种方式，即汇率调整和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由于失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调整需要各国共同应对。

综合已有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越大，潜在的风险越大，其调整将不可避免，早调整优于晚调整；②实体经济和金融制度层面均存在导致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因素；③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内外部经济失衡的一种体现，前者的调整有赖于后者的调整；④汇率在失衡的产生和调整中的作用尚存争议；⑤失衡的调整需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关于进一步的研究，以下几个方向有待深入：①在关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可持续性的同时，亚洲地区盈余的可持续性需要考察；②国际货币体系、经济金融全球化等均是较长时间段内的大背景，本身不会直接引起失衡，因此失衡的政策性原因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③与全球经济失衡相对应的是主要经济体的内外部失衡，深入分析后者有利于对前者的理解；④虽然已有学者从IS-IM模型出发分析全球失衡，但运用开放经济下的IS-LM-BP模型进行分析或将得出更加适中的政策启示；⑤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该危机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影响尚待学界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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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Global Imbalances

Dang Yin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um up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global imbalance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firstly arouses many discussions.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nancial economy is to some extent the cause of the current round global imbalances. The adjustment of U.S. economy will have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world economy.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should be needed to prevent disorder. In the future resear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Asian surplus, the policy reason for the imbalances, and so on.

Key words: global imbalances;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eal economy; financial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