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的认定

【摘要】刑法中的“户”,与宪法所保护、作为非法侵入住宅罪对象的“住宅”具有一致性,故应在“住宅”意义上把握“户”;相对于入户抢劫,入户盗窃中“户”的范围可适当放宽;未经允许或者采用欺骗手段违背居住者真实意思,非法进入他人住宅的,即为“入户”;开始侵入住宅即为入户盗窃的着手,但出于抢劫的目的开始侵入的,认定为抢劫预备为宜;无论入户盗窃还是入户抢劫,不管财物体积大小,均应以财物转移到户外为既遂。

【关键词】入户盗窃;入户抢劫;入户;着手;既遂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条文进行了修改,在1997年刑法规定的“多次盗窃”基础上,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三种特殊盗窃行为类型。相对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普通盗窃行为类型而言,成立特殊类型的盗窃罪,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这意味着,在盗窃未达数额较大时,是否认定为“入户盗窃”,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区分(不考虑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及扒窃的情形)。此外,刑法第263条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之一,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是否认定为“入户抢劫”,直接影响到是适用抢劫罪的基本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抢劫罪的加重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刑法理论与实务普遍关注“入户抢劫”的适用,最高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但迄今仍然纷争不断。“入户盗窃”入罪后,有不少论着主张参照“入户抢劫”的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入户盗窃”。[1]不过也有人认为,“入户盗窃”中的“户”的认定应比“入户抢劫”中“户”的范围宽泛一些。[2]2013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盗窃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看来,司法解释完全沿用入户抢劫的相关规定。可是,入户盗窃只是盗窃罪的基本犯,入户抢劫则是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而且“盗窃”明显不同于“抢劫”,在同一部法典内,刑法用语的含义固然具有统一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相对性的一面。“为了使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都置于刑法的规制之下,以免形成不公平的遗漏;为了使刑法整体协调,以免自相矛盾,不得不对相同用语做出不同的解释。”[3]因而,对于“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的含义,必须根据立法目的,考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要求,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立法目的

入户盗窃与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同为特殊盗窃类型,成立犯罪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相对于普通盗窃单纯着眼于被盗物品的数额,即财产法益侵害性的大小而言,必然存在其他因素的考量,才使得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大致可以认为,多次盗窃入罪的主要考量因素,一是多次盗窃所形成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性较大,二是多次盗窃行为彰显行为人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即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较大;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主要考量因素是,相对于未携带凶器的盗窃而言,携带凶器对被害人身体、生命安全形成的危险性较大;扒窃入罪的主要考量因素是,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一方面造成民众的安全感下降,另一方面,丢失出门所随身携带的财物,如路费、银行卡、身份证、工作证、驾驶证、出入境证件、车票、房门钥匙等,往往会给被害人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不同于其他三种特殊盗窃,入户盗窃发生的空间为“户”。而“户”,对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人情冷漠的现代人来说,乃倦鸟之归巢,飘荡灵魂之归属,烦躁心灵停泊之港湾,安身立命之处所。[4]“户”系“家”之所在,而“家是人们在外奔波打拼后得以休养生息的避风港,是人们最基本、最为信赖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同时也是人们安全、隐私的最后保障”[5]。家中进贼会致人心惶惶,而暴力、胁迫行为一旦发生在作为封闭空间的“户”内,在现代社会邻里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残酷现实面前,被害人更是直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再是顾及老弱病残家人之安全,即便家有壮丁,也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砧板上的鱼肉。

综上,相对于普通盗窃、抢劫,入户盗窃、抢劫规定的立法目的,旨在突出对公民人身权的保护,增强公众的安全感。

二、“户”的界定

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此外,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抢解释》)指出,认定“入户抢劫”时,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户”的范围。“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

如前所述,虽然有不少人主张,关于入户盗窃中“户”的范围完全可以参照入户抢劫的司法解释规定,[6]但也有人认为,相对于入户抢劫,入户盗窃中的“户”应作延伸理解,还应包括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的工棚,以及机关、团体、学校、单位、商店等禁止外人进入的办公地点或非营业时间段的商业性经营场所。“因其同样是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这样的场所盗窃,对办公室使用者或者看管者同样存在着潜在的人身危险。此外这种案件的发生会加重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不认同和不信任,社会危害性更大,这完全符合‘入户盗窃’入刑的立法本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户的范围作适当的扩张性延伸,才能更好地体现立法的本意,做到保障行为人的自由和保护一般人的法益二者之间的均衡。”[7]

与“户”相关的概念是“住宅”和“室”。“室”只是个空间概念,不具有社会生活属性,比“户”和“ 住宅”的范围要大得多,用之代替“户”会导致处罚范围过宽。而“户”比“室”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8]对于“住宅”,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权不受侵犯,刑法第245条也规定了非法侵入住宅罪。既然“住宅”是一个现存的法律概念,为何立法者视而不见而采用“户”这个概念呢?“户”与“住宅”均为规范性概念,二者的含义是否等同,值得考究。有学者指出,需要从基本权利角度对住宅加以全面理解,即使不是通常的住宅,但是只要能够形成一定的长期居住的空间,就是宪法基本权利意义上所言的“住宅”以及刑法中所言的“户”。[9]这种观点显然是将“户”与“住宅”在等同意义上理解。笔者注意到,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21条规定,夜间侵入“住宅”盗窃构成加重窃盗罪。此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关于非法侵入住宅犯罪,均将住宅与建筑物、船舰、用于公共事务的场所等作并列规定,如日本刑法第130条、德国刑法第123条和台湾地区“刑法”第306条。而我国大陆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对象仅限于“住宅”。这说明,相对于其他建筑物和场所,我国刑法对宪法意义上的“住宅”采取特殊保护的态度。按说,为了与宪法保护住宅权的规定和刑法中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规定保持一致,规定为“入住宅盗窃”和“入住宅抢劫”更为准确。立法者之所以弃“住宅”而采用“户”,笔者以为,“住宅”是一个偏重保护隐私权等人身权的概念,而侵犯财产罪偏重保护的是财产,财产又是位于一定的空间内,而“户”兼具“住宅”与“室”两方面的特征,即规范性与自然空间性,因而是比“住宅”和“室”更准确、更全面的概念,相对于“住宅”也更简洁。另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家户户”这一概念也为公众所熟知,因而“户”更能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通认同。总之,“户”具有“住宅”的一面,即未经住居权的人的许可不得入内,也具有“室”的一面,即属于一定的狭小空间。由此,笔者赞同在“住宅”意义上把握“户”,其范围应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对象具有一致性。

既然在“住宅”意义上理解“户”,则非营业时间的商住两用场所属于“户”。[10]对于开设在家中、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的,仍是非法侵入住宅罪的保护的对象,属于刑法中的“户”。实践中有一抢劫家中的案件,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立峰等人抢劫家中案一审认定为入户抢劫,判决生效后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否定了入户抢劫,理由是“该案中的‘户’不仅仅是抢劫的场所,更是抢劫的对象,原审被告人有明确的抢劫场子的故意,主观上指向的抢劫对象是场子和参赌人员,不具有抢劫住户家庭成员的犯意。客观上也只抢劫参赌人员的财物,未对何某家庭成员及其财物进行侵犯。根据主客观要件相一致原则,该案应认定为普通抢劫。原审判决认定为‘入户抢劫’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了轻罪重判现象的发生。”[11]但笔者认为,该案仍属于“入户抢劫”。虽然家中场所被临时作为使用,但仍属于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的私密场所,而且“入户抢劫”的对象也不应限定于户内家庭成员的财物,即抢劫“户”内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的财物,也属于入户抢劫。

集体宿舍、旅店宾馆、办公场所之所以不成其为“户”,是因为客观上存在多人出入的可能性,一旦发生人身侵害,不至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属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对象,因而不宜作为“户”加以特殊保护。而人行天桥下乞丐用硬纸盒、木板等简单搭建的栖身之所,虽然简陋,甚至属于“违章建筑”,但仍属于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的受宪法保障的公民住宅,因而属于刑法中的“户”。总之,对于刑法中的“户”,应从宪法所保障的住宅权角度出发,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对象在同一意义上进行把握。[12]

不过,由于入户抢劫是加重处罚情节,法定刑很重,而入户盗窃不过是入罪的情节,法定刑要轻得多,因而相对于入户抢劫,入户盗窃中“户”的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斟酌确定。故而,《盗窃解释》将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进行同样把握,存在一定的疑问。

二、“入”户的认定

《两抢解释》指出,认定“入户抢劫”必须具有“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即“进入他人场所须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抢劫行为虽然发生在户内,但行为人不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抢劫的,不属于‘入户抢劫’。”理论与实务中,有认为,只要是以犯罪目的入户的,如以目的入户后抢劫,都可以认定为入户抢劫;[13]有指出,行为人出于其他动机目的非法侵入住宅后临时起意抢劫,如为了报复伤害他人、妇女目的入户,均可认定为入户抢劫,只有基于合法目的或理由进入他人住宅后,临时起意抢劫的,不成其为“入户抢劫”;[14]有声称,应将“入户抢劫”限定于为“抢劫”而入户,为等目的入户后抢劫的,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15]有主张,应限于以财产犯罪目的入户,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16]有言道,“将‘入户行为的非法侵入性’作为认定入户抢劫时应当把握的重要特征。从实际情况看,其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非法闯入或潜入他人的住所实施抢劫犯罪,入户行为具有显见的非法侵入性;另一种是行为人故意隐瞒自己的违法犯罪意图,凭借谎言或伪饰骗得应允进入他人的住宅后实施抢劫犯罪,入户行为具有欺骗性和隐藏的非法侵入性;”[17]等等。

笔者认为,既然是将“户”与住宅在同一意义上把握,只要是违反住居权人的真实意思(如掩盖犯罪目的进入)以及未经允许而进入他人住宅,进而实施盗窃、抢劫行为的,均可认定为入户盗窃、抢劫;[18]不应限定于出于财产犯罪的目的,更不应限定为出于盗窃或者抢劫的目的而入户。实践中对于进入、出租屋、女的住所进行盗窃、抢劫,是否属于入户盗窃、抢劫,存在争议。

在家中聚众,固然是将住宅用于违法的目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营业性质,但只要不具有对外开放性,即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就不能否认这种场所仍属于宪法意义上的住宅和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保护的对象,进入这种场所抢劫,不管是否抢劫家庭成员的财物,均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实践中有判例,以这种场所具有相对公开性且用于非法营业为由否认入户抢劫。[19]应该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关于出租屋,江苏省海门市法院判决认为,进入被害人等四人合租的房屋抢劫的,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因为“本案中的‘户’是张某等人主要为工作之便而不是主要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而合租的房屋,张某等人是同乡关系,不是家庭成员,彼此生活在同一房间,几乎没有隐私的空间”。[20]另有观点认为,“二人以上合租而共同居住的公寓、套房等,虽然居住者之间并无家庭关系,但就居住者与外界的关系而言,完全具有生活居住和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征,应当认定为‘户’;对于近年来出现的群租现象,房主将一‘户’分割成若干空间分别租给不同的人或家庭,这种情形既类似于合租,又有集体宿舍和家庭旅馆的特征。从日前上海市有关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来看,已经把群租房作为一种经营活动加以管理。因此,笔者认为不能认定为‘户’。”[21]

应该说,在现在社会中,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日渐增加,不具有家庭关系的人合租居住,是很正常的现象,将户内成员限定为必须具有家庭关系的人,显然过于缩小了“户”的范围。另外,当合租者相互有独立的房间时,合租成员未经其他成员允许,进入他人房间内盗窃的,是否属于入户盗窃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不属于入户盗窃,因为该案中“杜鹃、赵玲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屋,除分别住一室外,客厅、厨房、卫生间都是两人共用,可以说两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户’,只是同‘户’不同‘室’,她们只是共同对外具有隐蔽性和独立性及与外界相对隔断联系的特征,而两人之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同住者进入对方独居的房间盗窃,显然不构成入户盗窃,只能属于一般盗窃行为。”[22]笔者以为,即便是合租者,只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这种房间中的“一室”也不失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对象,应评价为刑法中的“户”。至于所谓的群租房,如若功能与集体宿舍、宾馆相似,可以不认为是“户”。

关于女的住所,有人认为,行为人以嫖 娼为名进入女住所后实施麻醉抢劫的行为,因为“被害人危某某带他人到其暂住地,显然该地方此时已不具备‘供他人家庭生活’这一功能特征,其性质类似于商住两用的房屋性质,不能再认定为‘户’。”因而认定其犯罪行为系一般抢劫更为合理。[23]经过北京东城区法院一审、北京二中院二审的一个判例则认为,以为名进入女住所后实施抢劫的,属于入户抢劫。[24]笔者认为,即便是女的住所,也不失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住宅,以为名、违背者的真实意思进入后抢劫的,应属于入户抢劫。

需要说明的是,隐瞒抢劫等犯罪意图,如热情地对主人打招呼“晚上好”,主人说“请进”,这种情形属于法益关系的错误,此时允许进入住宅的承诺是无效的,仍可能成立非法侵入住宅罪,相应地也能成立入户抢劫、盗窃。

四、着手与既遂的认定

关于入户盗窃的着手,有学者认为,“入户并不是盗窃行为本身的内容,只是限定盗窃罪成立范围的要素,所以,不能以开始入户作为盗窃的着手。”也就是说,“对于入户盗窃的案件,应以开始实施具体的物色财物的行为时为着手。”[25]还有学者指出,“把‘入户’作为盗窃罪的着手会扩大刑事处罚范围。而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26]台湾学者林东茂也认为,加重窃盗的着手,应该以基本的窃盗行为是否着手作为判断基础,而不能以非法侵入住宅为着手。[27]台湾学者黄惠婷则认为,“本款(指夜间侵入住宅窃盗——引者注)加重的目的不仅在保护财产之持有权,同时也保障特定空间(住宅、有人居住之建筑物或船舰)之安全,因此,私人之特定空间不像车站或埠头一样,任何人皆可随意进入,行为人只要一侵入或隐匿此特定私人空间内,对于此空间内之任何财物而言已丧失保障的功能,因行为人对此空间内的财物可立即、直接随意取得,故侵入他人住宅与隐匿其内的行为皆与窃取行为具有时空紧密联系,且如此行为亦足以震撼人心,应肯定已着手于加重窃盗罪。”[28]

笔者认为,由于刑法中入户盗窃、抢劫的规定不仅保护财产权,还通过住宅的保护而保障公民的生命、身体的安全及民众的安全感;[29]而且,一旦侵入住宅,在户内这种外人不能随意进入的封闭空间内,不仅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产生了现实或者潜在的威胁,而且对于被害人财产的威胁也具有紧迫性。也就是说,对于入户盗窃而言,开始侵入住宅就已经对被害人的财产和人身权产生了现实、紧迫的危险,应当认定为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行为。对于入户抢劫而言,由于入户抢劫是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不同于入户盗窃只是入罪的条件,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对于为了抢劫而开始入户的,认定为抢劫罪的预备,处以较轻的刑罚为宜。之所以同样的侵入住宅行为,入户盗窃时是着手实行,而入户抢劫时只是预备,还考虑到,盗窃预备在实践中一般是不受处罚的;开始侵入住宅的行为,在入户盗窃时认定为着手,进而可能适用盗窃未遂犯的刑罚,而入户抢劫时不认定为抢劫的着手,仅认定为抢劫的预备,也能以抢劫预备犯进行处罚,可谓殊途同归。

关于入户盗窃的既遂,目前理论上一般作为普通盗窃进行讨论,认为行为人取得财物时成立既遂;在被害人已经丧失对财物的控制时,即使行为人还没有现实控制财物(如从行驶中的火车上丢出财物),也应认为已经既遂;在被害人家里,将戒指藏匿在被害人家中的某个隐蔽的位置,也已成立盗窃罪的既遂。[30]但是,这种关于盗窃既遂的传统观点能否完全适用于入户盗窃,不无疑问。“在特定场所内行窃,应从是否将财物带出该场所作为认定既遂未遂的界限,带出者则可以认为排除了物主的控制。”[31]既然户内空间属于外人不能随意进入而由被害人单独控制的空间,财物只要还没有转移到户外,就很难说被害人已经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或者说财物已经转移到行为人的控制之下。换言之,只要财物还在户内,就还属于被害人能够有效控制下的财物。例如,行为人盗窃后揣着财物正准备出门,恰逢被害人下班回家开门,行为人乘被害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将财物丢在房间后逃走。若将这种情形认定为盗窃既遂,恐怕不符合一般人的法感觉。另外,关于在他人浴室内发现戒指后,藏匿在隐蔽处成立既遂的传统观点,[32]也不无反思的余地。因为即便被害人一时不能发现,但戒指毕竟置于被害人单独控制的空间内,包括行为人在内的其他人,未经允许都难以进入户内,更何况控制和占有戒指呢?理论上之所以认为,在超市和珠宝首饰店这类地方,只要将戒指、手表等体积小的财物握在手上、揣入兜内、放进包里,就已经既遂,是因为这些地方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即便是店主也很难对之进行有效控制(店主没有搜身的权利),明显不同于户内这种封闭的私密空间。因而,笔者认为,入户盗窃的既遂,应以财物转移出户外(有院落的转移到围墙外)为既遂。入户抢劫也应坚持同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