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易费用的涵义、功能与理论启示

摘要：交易费用历来是经济学研究领域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交易费用概念得到广泛应用，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而权威的定义，在交易费用测度方面也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阐述了作者对交易费用与分工、交易费用涵盖范围与分类的理解，以及与交易费用理论相关的几个经济学流派。最后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由于各项制度处于转型调整期，交易费用理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 键 词：交易费用；分工；机会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F2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3-0012-05

Ronald Coase在其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这一革命性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借助于“市场”组织经济生活、配置经济资源虽然卓有成效，但利用市场机制同样是有代价的，即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企业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但是，企业组织的费用又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因而企业的最佳规模取决于两种费用边际上的比较。[1]

尽管交易费用概念自诞生以来获得了广泛应用，经济学家们也对交易费用作了实质性涵义相同或相近的各种解释，但至今仍没有对交易费用概念给出清晰、统一的定义。交易费用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它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也有人认为它毫无用处。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状况受到了费雪(S. fischer)与西蒙(H. Simon)等大师的严厉批评。[2]下面将围绕与交易费用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交易费用是阻碍还是推动了分工？

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可大大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显著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加剧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信息传输的费用和机会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诺贝尔奖得主Arrow(1969)指出，交易费用在通常情况下妨碍了市场形成，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形成，因而可定义为“经济体系的运行费用”。[3]Williamson(1985)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意思是经济世界中的交易费用如同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是无处不在的。[4]但“摩擦力”的说法是将无交易费用的理想社会作为参照系，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中，必要的交易费用不仅不是摩擦力，而且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剂。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交易费用，人类的交易将无法进行，从而也无法获得分工及专业化的巨大利益。

总交易费用可用交易次数与每次交易的费用之积来计算，其中交易次数取决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单项交易费用的大小与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有关。随着专业化程度提高和技术进步，虽然单次交易的平均费用在下降，但为了维持以前的多样化需求，借助于市场进行交易的频率、规模不断增加，所以总的交易费用还会持续上升。如对美国市场交易费用时间序列的分析表明，1870年美国的交易费用为GNP的25%，而1970年猛增为50%，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近25%，[5]Dollery和Leong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从1911年的32%上升至1998年的60%，[6]而缪仁炳和陈志昂对我国的研究表明，这一比重从1978年的28.4%上升到2000年的43.2%。[7]总之，今天绝不能再对交易费用视而不见了，而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交易费用对经济体制运行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8]

可见，在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费用与专业化程度成反比关系，而交易费用与专业化程度成正比关系。正是交易费用的增长推动了专业化程度不断攀升，使人类可以享受更多的分工收益。

二、交易费用涵盖的范围

Coase虽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但从来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他认为，交易费用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费用，最明显的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其中包括获得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搜集有关价格分布、产品质量和劳动投入、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环境的费用，这是交易准备阶段的费用；还有“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其中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约、监督合约签订者，了解他们是否遵守合约条款，在对方逃避责任时强制执行合约，并检查所造成损失等方面的费用，这主要是交易活动进行时所发生的费用；“利用价格机制也存在其他方面的费用”，主要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测困难等因素而引起的费用。

张五常认为，交易费用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的孤岛经济中的费用。他认为，这样宽泛地界定交易费用是因为常常无法将各种不同的费用区别开来，交易费用被看作是一系列制度费用，其中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监督管理的费用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简而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9]

但交易费用毕竟属于一种费用，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支付的一种代价。而一切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的费用，应当包括人类之间提供服务和精神产品的情况。如果医生为患者治病、人类的旅游休闲活动也算交易费用的话，那么人类支付费用后的收益是什么呢？伴随着不进行物质生产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我们应该看到，服务产业中有一部分是为直接生产和直接消费服务的，如法律、行政、教育、金融等，但也有一部分是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如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是人类花费代价而获得的一种消费，它直接标志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即使是一些物质产品的生产，因为其用途在于人们之间传递信息以及防范机会主义，所以也应归入交易费用，如通讯设备、防盗设备、军事武器等。

Wallis和North认为，交易行为由购买投入品、中间投入、协调生产过程、获取信息、进行市场营销、产权保护等行为构成；转化行为由对自然物质的开发研究、变换和位移、消费的生产等行为构成。他们还从具体经济行为出发来定义交易费用和转化费用：交易费用是与交易行为相联系的费用，是执行交易行为而投入的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的耗费；而转化费用是与投入产出相联系的费用，是执行转化行为而投入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耗费。[5]这个交易费用概念将交易费用限定在孤岛经济不可能存在而只有多人社会存在的一种费用，而且将生产费用更准确地命名为“转化费用”。

图1 转化、交易与消费的关系示意图

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等于社会总费用，交易费用在人类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生产费用中，由于“要界定、保护产权及实施合约是要耗费资源的，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这些交易费用。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转化为物品和服务这类产出要耗费资源，这一转化不仅是所利用技术的函数，而且也是制度的函数”。此外，在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间，往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选择的也许不是使交易费用达到最小的生产技术与制度结构，而是交易费用上升但转化费用更快下降的生产技术或制度。

如图1所示，人类社会所有资源可用于消费、交易和转化三种用途，但转化和交易的目的是创造财富，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最终目标还是消费。因此，交易费用是指直接或间接耗费于交易活动的费用，其目的在于使消费和转化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如法律、商品流通、金融、行政以及战争耗费的资源等，都是交易费用。即使是一些物质产品，如果用途在于人们之间传递信息以及防范机会主义，比如防盗设施、军事武器等，也应该归入交易费用的范畴。

尽管交易费用的概念自诞生以来，获得了广泛应用，经济学家们也对交易费用作了实质性涵义相同或相近的各种说明，但至今仍没有对交易费用概念给出清晰、统一的定义。

三、交易费用应该怎样科学分类？

根据张五常的观点，所有鲁滨逊世界里不存在的费用就是交易费用。但鲁滨逊是一个人的世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交易费用概念，可以在鲁滨逊的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加上一个纯粹想象的多人社会，这个社会里有分工，即是说，人们利用专业化方式创造财富之后，也要经过交易等活动，才能消费。但是，这个社会具备两个重要条件：(1)任意两人之间，信息可以迅速地、无成本地传递；(2)人们虽然有利己之心，但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有行为都符合大家公认的规范或准则。

将有外部约束的现实世界与上面的理想状态相比较，其中资源损失的部分就是交易费用。根据以上两个条件，交易费用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人们之间传递信息和取得共识的费用，即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费用；二是防止人们机会主义行为的费用，用于平衡人们的成本收益预期的费用。

1. 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体决策者都具有“完全理性”，“完全理性”的前提是“完全信息”，但是现实情况并不这样美好，最大化是人类经济行为意愿不断趋近而永远不能实现的一个目标。而“有限理性”的概念表示，人类通常不可能想象出决策所面临的全部备选方案，也不可能具备关于未来各种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完备知识。为了做出尽可能科学的决策，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搜集信息、掌握更多知识。

将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而需支出的、克服交易不确定性的费用，称为“外生交易费用”。它是指在交易决策前可预测到的、在交易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直接或间接费用，它不是因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从而区别于内生交易费用。由于现实中人的“有限理性”，因而存在着“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为机会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机会主义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它包括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违背承诺等。

可以将这种在交易主体之间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称为“内生交易费用”。它是人们机会主义自利决策之间交往的结果，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人都希望分得更多，而不惜减少他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以致大家不能得到分工的所有收益，使资源分配背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可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减少内生交易费用，是可大有作为的领域。

2. 必要的交易费用与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Williamson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但这种说法是相对于无交易费用的理想社会而言。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中，必要的交易费用不仅不是摩擦力，而且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剂。只有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在现实世界才会构成经济运行的摩擦力。必要的交易费用是指在给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对应于给定的分工水平所必须的最低交易费用，是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是人类为达到更富裕状态而必须支付的代价。不必要的交易费用是指超过这一数额的交易费用，是由人类失误造成的、原本可节约的那部分交易费用。研究经济的目的就在于找出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该费用，以便留下更多的净财富。

张五常认为，由于专业化的利益巨大，能弥补各种交换造成的巨大交易费用，这样交易费用作为专业化利益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之外的盈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们看到的各国财富的差别。在不同的体制下，作为专业化利益的一个比例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这一比例稍微下降一点，就会使财富大大增加。[9]当然，此处可下降的应该是特指不必要的那部分交易费用。

四、与交易费用有关的经济学流派

通过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交易费用概念，经济学家们在团队生产理论、产权与国家理论、委托―理论和市场信号传递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团队生产理论

Alchian和Demsetz注意到在组织内部交易同样会产生外部性问题，这有效地说明企业内部为什么要有监督，即说明内部监督产生的原因。在他们合作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中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在这种团队生产中，由于不可能精确地观测和计量最终产品中每个成员的贡献，这样就会有“搭便车”的激励。为解决这一问题，Alchian和Demsetz提出让某些人专门从事监督工作，并赋于其剩余索取权，即监工获取扣除工资之后的剩余收入。[10]这样，团队成员的生产越有效率，监工的剩余就越多，监工就越有动机去监督团队成员的行为和努力程度，这又反过来促进团队的生产效率，形成良性循环。

2. 产权与国家理论

较之个人和家庭的自我保护，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可以获得产权保护方面的规模经济。当今的经济系统规模巨大、复杂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需要产权及其他法律规则进行有组织的实施和设计。“没有国家，没有它的制度，没有产权框架提供的支撑，高昂的交易费用会使复杂的生产系统瘫痪，涉及长期交易关系的具体投资将不会出现”。[11]国家机构包括制定成文法的政府系统及实施法律又产生习惯法的司法系统。一般认为，习惯法法院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法律，目的在于改进经济效率，国家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可能成为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成为“人类衰退的源泉”，这就是有名的“诺思悖论”。

North构建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将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结合起来。由于国家决定着产权结构，所以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者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North认为，国家有两个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又是相互冲突的，两者会产生矛盾乃至对抗行为，国家的兴衰由此产生。

3. 委托―理论

Micheal Jensen和Willam.H.Meekling以企业家拥有100%资本的情况为参照系，讨论了当企业还存在其他筹资方式时成本(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性质。他们认为，当企业家的资本在企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下降时，企业家的行为就会产生外部性，将会以种种额外津贴的形式去占用企业资源。因此，企业家在追求自己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总和的最大化时，所采取的行动将与企业其他资本所有者的要求发生矛盾：(1)不仅会产生剩余损失，即企业家不完全拥有企业资产时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拥有企业100%资产时企业的市场价值之差；(2)企业资本的其他所有者设法监督企业家的行动，他们为此要花费监督人行为的费用；(3)企业资本的其他所有者为了在人采取危及其利益的行动后有所补偿，往往要求人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12]他们将上述三个方面合称为成本。企业家拥有100%资本的情形之所以能作为参照系，是因为对经济主体来说，该情况下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成本与收益是完全对应的，不存在成本。

4. 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

自从提出著名的“柠檬市场”模型，结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且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指出，市场主体可以利用某些信号揭示机制来摆脱逆向选择的困境。信号的传递可抵消买卖双方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存在不对称信息的市场得以维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在现实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和不完全的，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13]

5. 超边际分析理论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华人经济学家以分工和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且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证明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他们试图将专业化经济、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结构引入经济学的核心部位，并以此解释企业、地区性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解释生产力、贸易依存度、专业化水平、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种数、交易层级系统和城市层级系统的层次数、生产集中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解释专业中间商、城市、货币、失业和景气循环的产生。[14]同时，杨小凯等还证明了市场不仅能有效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层级系统，并且确定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和景气循环模式，市场的功能要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复杂得多。

五、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各项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因而利用交易费用理论来研究相关问题，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盛洪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天则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等。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属于一种演进式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采取先易后难、由表及里的改革路径，在旧有制度的框架内审慎地、逐步地对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在保持传统体制运转的条件下，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和计划体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并存及此消彼长的状态中，直至最终建立起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新制度框架。其主要特点有：(1)双轨过渡，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量部分首先实行新体制，然后随着新体制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加大，逐步改革旧体制部分，最终完成向新体制的全面过渡；(2)试验成功后再大范围推广，即将市场化改革先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如地区、产业甚至是企业)内，取得经验后才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加以推广。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主要应用于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将制度变迁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加以考察。而且，这些研究以实证为特色，将一些经济理论假说推广应用到分析中国不太完善的市场制度环境。

在应用中，交易费用理论主要被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如周其仁、刘世锦和张维迎等对公有制企业的研究。刘世锦认为，公有制成员个人的行为后果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如果将所有者个人对财产的行为与行为后果的相关性称为“所有权强度”，那么所有权强度与公有制成员个数成反比。[15]隐含的结论是，在竞争性行业，乡镇企业比全民制企业具有制度优势，而民营企业比乡镇企业具有制度优势。张维迎的研究成果再一次论证了此结论。他指出，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16]易纲、林明则应用“国有企业费用最大化”的行为假设非常精彩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近20年来“宏观好，微观不好”的悖论。[17]上述研究使理论假说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可以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更有价值的政策建议，[18]也扩展了理论的适用范围，并根据中国的经验对原有理论假说加以检验和修正。

由于中国属于制度尚未成型的转轨国家，交易费用理论对研究中国现实具有更大的意义，与已经取得的成果相比，应该更有所作为。有人认为，交易费用难以度量，因而研究交易费用是徒劳无益的。本文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如果其分工利益减去交易费用的差值大小可达成共识，就可为我们确定改革方向提供理论支持。比如，研究我国村级干部民选制度对经济发展有无推动作用。选举是一种交易活动，耗费的资源属于交易费用，采用有参照组的事前事后比较法，选取有代表性的一组实验组和一组参照组，控制其他变量，在实验组里进行村干部选举，而参照组不进行选举，数年后对两组的经济绩效和居民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这样就可为今后乡村乃至城市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

参考文献：

[1]Coase，Ronald，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Coase， 1988，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33-5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约翰・克劳奈维根. 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M]. 朱舟，黄瑞虹，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61.

[3]Arrow，K. J.，1969，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s： The PPB System.

[4]Williamson，Oliver 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Free Press.

[5]J.J. Wallis and D.C. North，1986，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L. Engerman and R.E.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95-16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6]Dolley，Brian and Wai Ho Leong， 1998，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ustralian Economy： 1911-1991.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38(3)， 207-231.

[7]缪仁炳，陈志昂.中国交易费用测度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02，(8).

[8]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9]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9，(1).

[10]Alchian，A.And Harold Demsetz，1972，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2]Jensen，M.C & Meckling，W.H.，1976，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y.

[13]阿克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5]刘世锦.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J].经济研究，1995，(4).

[16]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J].经济研究，1998，(7).

[17]易纲，林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18]聂剑芳.论当前国企改革的障碍与突破[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

责任编校：周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