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功能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马锡五审判方式有效地发挥着司法与政治的双重功能。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涌现的“回归马锡五”现象，使得这一审判方式再次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因此，从功能维度审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期实现司法功能与政治功能的良性互动，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马锡五；审判方式；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161－04

严天何（1988―），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北京 100081）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马锡五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中创设的一项审判制度①。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审判方式进行了深层次研究。如有学者对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社会经济、司法实践、个人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1]。有学者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髓是司法便民，它作为一种民事纠纷解决途径应当逐步纳入法律程序的范畴，因此，当前重彰马锡五审判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还有学者立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自身的特点及当前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原因，认为“马锡五”回归缺乏现实性，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总体上不能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3]。

本文试从功能维度审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期为该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当代中国司法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陕甘宁边区特定的经济社会、法律及政治背景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显著特征，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将无法还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原貌，本文的研究也将失去基础。

（一）经济社会背景

陕甘宁边区位于陕西的北部、甘肃的陇东和宁夏的东南部，属于黄土高原区，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业耕作区之一。边区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仍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状态，边区民众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然而，恶劣的自然条件、原始的生产工具、频繁的自然灾害及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边区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往往连“自给自足”都难以保证。从诸多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生产力低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为了维持边区最基本的供给平衡，保障边区军民的日常生活，边区民众必须竭尽全力发展农业生产，映射到司法活动中，则应减少诉讼，提高司法效率，以期不违农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边区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必然导致边区社会结构单一，人口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封闭的“熟人社会”中，家庭和亲情的纽带维系着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社会环境中。而通过调解等方式来解决社会纠纷，往往更有利于这种熟人关系的维系。

（二）法律背景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直属行政单位，但实际上边区政府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在边区几乎没有得到适用，同时由于战争、财政紧缺、专业人员匮乏等诸多原因，边区立法严重不足，可以直接用于审判的成文法数量极其有限。如绥德司法处在总结材料中指出：“我们处理案件除婚姻、土地租佃尚有条例可以遵照外，其他问题尤其刑事部分就没有根据，以致处理时无所适从，只依本地风俗处理，结果就会有轻重不一等倾向。”②立法空白、立法技术落后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即是“无法可依”，从而为主要依靠裁判者个人的能力与品格来解决社会纠纷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提供了直接的司法土壤。

边区各级审判机关所审理的案件均以刑事案件为主，其中又以涉及政治原因的案件居多，如涉及土匪、汉奸、逃跑、破坏边区的案件等。民事案件发生数量少且类型较为单一，案情亦相对简单，多属婚姻、继承、土地等纠纷，对司法专门化的要求并不高。③

（三）政治背景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革命政权之一。在这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第一次承担着管理与革命的双重使命：作为管理者，已执掌边区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一定层面上放弃或改变自己以往的一些做法和形象，通过建立起诸如司法机关等大致完备的政权组织将自己同社会建立一种新的联系，并保持必要的距离，唯有如此，它才能真正实现对边区的管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起必要的社会秩序，并以此向世人昭示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水平与能力，从而得到更广大的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民心与拥护。但作为革命者，它又必须借助司法机关等政权组织打破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分配机制来发动人数占绝对多数的下层民众，使他们能坚定不移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终夺取全国的政权。[4]（P335）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所承载的这种双重使命，必然要求其司法制度突破仅有的司法功能，创造性地发挥政治功能。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司法功能

和其他审判制度一样，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本功能也即是解决社会纠纷。毋庸置疑，为边区政府所极力推广、为边区民众所积极拥护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定纷止争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而言，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时边区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充分发挥了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如在“封捧婚姻上诉案”中，华池县司法处未作详细调查，即以“抢亲罪”，判处张金才六个月徒刑，宣布张柏与封捧的婚姻无效。对该判决封、张两家都表示不服，附近群众也很不认同。马锡五在受理封捧的上诉后，向当事人了解情况、深入群众进行调查，重新作出合理判决，赢得了涉案当事人及周围群众的一致认同。马锡五在办案中根据当事人的不同特点，有的放矢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利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调解或裁判结果，有效地化解了矛盾。[5]据边区高等法院统计：1942年全边区共发生民刑案件1832起，1943年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到1944年，全年共发生1244起案件，与1942年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一[6]（P143）。

侯欣一教授所著的《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第三章“有关大众化司法制度的争论”详细介绍了1942年前后李木庵等人在边区开展的司法改革。对于这次改革的功过是非，本文在此不做评述。笔者认为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即是，李木庵等人的改革在短期内未能明显达到减少诉讼、化解社会纠纷的功能。如在1944年边区参议会工作报告其对最近一两年来边区司法的评价里指出：“司法工作没有迅速解决人民的问题……处理案件不迅速，既耽误生产，费用又多，有的民事案件只需政府一句话，有三五天就能判决，但延迟到十天半月才能决案。冬春天还不要紧，夏秋天就太妨碍生产。”④这与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达到的迅速、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效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笔者认为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一点即是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是，诉讼爆炸、高上诉率、高申诉率以及中国所特有的高上访率，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中国对于有效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需要，也唤起了人们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怀念。虽然笔者并不认为这种怀念或者回归是解决当前司法困境的有效途径，但这无疑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曾有效地发挥了其司法功能。

三、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政治功能

在1943年前后诞生于陕甘宁边区中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种种政治话语的阐述中，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技术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7]司法与政治的互动映射于马锡五审判方式，使其超越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功能，创造性地发挥了政治功能。这种政治功能可以具体化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以教育群众、改造群众。⑤

如前所述，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落后、边区民众素质较低、各种“封建陋习”仍然根深蒂固。边区法律规定与边区风俗习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民间的文化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这一点在婚姻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以下简称《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以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但买卖婚姻在边区由来已久，早已成为普遍为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风俗习惯。在《婚姻条例》颁行之后，边区买卖婚姻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在买卖婚姻中，男方通常需要给予女方巨额的“彩礼”，因而一旦离婚，男方（特别是贫、中农）往往无法再娶[1]。面对这些买卖婚姻，若女方提出离婚，法院应判离还是判不离？判不离有违《婚姻条例》中规定的婚姻自由及禁止买卖婚姻，判离则易引发男方的不满，甚至助长女方家长以买卖婚姻获利，处理不当还可能激化矛盾、引发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往往处于两难境地，不仅要依法判案，更要考虑判决后果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权稳定等政治性因素。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承载着管理者与革命者双重身份的特殊历史时期，完全遵从法律规定、固守意识形态、不考虑边区风土人情或是一味向民间传统文化观念妥协，都不是解决上述冲突的最佳方案。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为解决这些冲突找到了新的出路。它通过裁判者积极主动向群众调查情况，进行群众性的公开审判，与群众一起讨论案件处理办法，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路线，使群众逐步理解并接受。⑥通过马锡五式的司法审判过程，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由外在强制内化为群众的内心接受。在内外的双重引导下，这些方针、政策和路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逐步完全融入中国最偏远的乡村社会中。群众在司法审判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改造，进而使整个社会得到了改造，最终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如在“封捧婚姻上诉案”中，马锡五同志不仅对案件作出了判决，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很好地利用审判的过程抓住时机对涉诉当事人及当地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宣传了边区政府的《婚姻条例》。通过对封彦贵的处罚，群众认识到买卖婚姻的违法性，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给子女带来不幸，给家庭带来纠纷；通过张金才的事例教育群众“抢婚”行为亦是违法的，应该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解决纠纷、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就使得所有参与案件审判的群众对《婚姻条例》的相关内容，产生内心的认同。

对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政治功能，马锡五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一文中也有诸多体现。马锡五同志写到：“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法律则是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就把本阶级的意志制定为法律，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就地审判：这是初审机关走出法庭，携卷下乡，联系群众，处理案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进行政策法令宣传，教育群众，借以减少纠纷，增强群众团结和促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就地审判案件并不是案案就审，而是有计划地选择有教育意义的案件，或是比较复杂的案件，或是一般案件而当事人思想阻力较大者，或是带有普遍性并有发展局势的案件，才实行就地审判的……所以，这种就地审判对于提高群众的法律认识和守法精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⑦。

四、结语

笔者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承载着司法与政治的双重功能，中国共产党巧妙地运用马锡五审判方式，一方面，定纷止争、解决社会纠纷；另一方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以教育和改造群众。应该说，这种创造性的司法制度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司法功能与政治功能都被发挥到了极致。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功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完整地融合于司法审判过程中。社会纠纷的解决、社会秩序的稳定，进一步促使群众自发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产生内心的认同，进而有利于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而在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对群众进行教育，无异于在思想源头上解决社会矛盾，反过来又有助于减少纠纷、预防犯罪。

从功能维度审视马锡五审判方式，笔者认为它实际上是司法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结合体，忽视其中任何一面都无法呈现其历史原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运用政治力量解决司法问题，通过司法制度巩固政治基础的伟大创造，是司法与政治良性互动的成功典范。因而无论是基于现代民事诉讼理论对马锡五审判方式提出系统批判的观点，还是立足于政治理论口号空泛强调“马锡五审判方式之回归”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龚定庵先生曾言：“一切学术皆为史。”如何实现司法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也许马锡五审判方式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注释：

①1943年3月，马锡五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庭长后，经常有计划地下乡，深入调查研究，进行巡回审判，及时纠正一些错案，解决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使违法者受到制裁，无辜者获得释放，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因而受到群众欢迎。人们把这种贯彻群众路线，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法，亲切地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它有三项原则：一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二是就地审判，不拘形式；三是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参见张希坡著：《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1页。

②《绥德县司法工作总结材料》，陕西省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卷45―1，转引自强世功著：《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③参见侯欣一著：《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208―210页。

④《陕甘宁边区两年半来的工作报告》，1944年9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5，转引自侯欣一著：《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64页。

⑤参见强世功著：《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于《北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第46―51页。

⑥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司法适用的主要是边区政府制定的各种条例，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条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而且上述条例通常具有简单、抽象的特点，在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还需要借助于相关的方针、政策。

⑦《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载于《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转引自张希坡著：《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 1983年版，第90―91页。

[参考文献]

[1]李娟．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背景分析[J]．法律科学，2008，（2）．

[2]江伟，谢俊．“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意义及实现[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

[3]张卫平．回归“马锡五”的思考[J]．现代法学，2009，（5）．

[4]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押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5]张．司法为民的楷模[J]．中国审判，2006，（10）．

[6]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M]．北京?押法律出版社，1987．

[7]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A]．北大法律评论[C]．北京?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