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锡五审判方式再研究

摘要：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了司法便民理念，井将这一理念表选为方便人民诉讼，发扬司法民主。马锡五以其特有的亲民形象和人格魅力回应了司法便民理念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就地审判，运用调解，贯彻群众路线，促使以他名字命名的审判方式得以成型和推广。在法律日益健全和多种司法理念并存的今天，马锡五审判方式不再是普适性的审判方式，但在“司法为民”理念下其仍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关键词：马锡五审判方式；司法便民；调解；就地审判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063－04

诞生于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疑曾对根据地乃至新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新时期，随着西方司法经验与理论的大规模输入以及专业化司法的推进，马锡五审判方式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近年来，在社会矛盾增多、司法公信力下降的情况下，“注重本土经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次拨动人们的思索之弦。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何在建国后甚至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仍能成为审判方式的蓝本?本文以司法便民理念为切入点对马锡五审判方式重新分析，并反思当今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条件。

一

司法理念是一定时期的人们对同时期司法的观点、看法和信念。它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作为一种观念模式，任何时期司法理念的形成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休戚相关。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法律制度不健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决定了边区政府工作的重点不在司法方面，在诉讼程序的构建上不得不与注重形式正义以及专业化的国统区司法新型化道路分道扬镳。这种情形下，边区政府决心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即“司法机关从受理案件一直到判决，一切必要便利于诉讼当事人”，从而使边区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有了全新的理念――“简便利民”。

(一)诉讼程序简便，方便人民诉讼

为了阐释边区的司法理念，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颁布)中提出：“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诉讼程序简便。“一、诉讼当事人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小孩子、老婆婆、成人、男的女的，假如他们受到侵害，就有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只要有理由有事实，各县司法机关就要受理。二、边区没有规定统一的状纸，诉讼当事人不管用什么状纸都有效力，老百姓感到很方便。三、可以口头。四、假使案件不属于司法机关受理，我们应当告诉清楚，转到别的地方。当事人自己能转的，由其自己办理，当事人不能办的，由承审的司法人员办理。五、诉讼文件的抄写由司法人员办理。”为方便人民诉讼，边区政府要求司法机关“从边区实践出发，从便公利民、息事宁人、安定社会秩序出发，从真正的为老百姓负责出发解决问题。”其二，不收讼费。为实现方便人民诉讼之目的，边区法院不收取任何诉讼费用，当事人进行诉讼，“除必要的盘缠外，其余什么钱都不要花，用书面告状也好，用口头告状也好，并无讼费、送达费、抄录费、状纸费等名目”。

(二)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司法民主性

为了发扬司法的民主性，边区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其一，司法工作要以保护人民利益为目的。“边区司法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人民与政府的利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是教育争取已违犯法律行为的罪犯。”“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我们的司法方针是和政治任务配合的，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算越做的好。”，坚持群众路线，即司法与群众相结合。在边区政府看来，“和群众结合的司法：条文不是第一，第一是群众的实际；经验不是第一，第一是到实际中去获得新经验；形式(组织、手续法等)不是第一，第一是能解决问题。”要在司法中贯彻群众路线，必须作到以下两点：一是就地审判。边区政府提倡法官深入农村，改变坐堂办案的作风，到案发地点解决民间纠纷。二是发扬司法民主。边区政府要求司法人员在案件审理中要吸纳群众和下级干部参加，实现与群众共同断案。司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询问，应当采取“坐下漫谈式、解释说服及探问方式，绝对禁止刑讯、诱供，谩骂亦不许可”。此外，判决案件应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为群众谋利益。“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则这个‘断官司’、‘写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多数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

二

司法理念必然是贯彻在具体的制度和司法实践之中、并作为其基石而存在的，它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边区司法便民理念必须通过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才能付诸实施，得以践行。马锡五正是回应了边区司法理念的要求，在司法工作中开展实施多种便民措施，从而创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第一，马锡五具有践行司法便民理念的亲民形象。马锡五是陕甘宁边区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出身贫寒，参加革命后又长期工作在艰苦的农村，和贫苦的农民吃、住在一起。他的出身和工作经历，使他比别人更加了解边区的民风民俗，懂得民众的要求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长期的革命工作经历，使马锡五具有亲民、为民的优良品质。马锡五身上所透露出的亲民作风以及他的亲民形象也赢得了边区民众的极大信任。正如谢觉哉在对马锡五的悼诗中所说：“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马锡五的人格魅力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创造了现实条件。

第二，就地审判、灵活运用调解彰显了边区司法的便民性。如前所述，边区民众居住稀散，交通十分不便；经济文化落后；人们饱受战争、动荡之苦。在这种情形下，尽管边区诉讼不收任何费用，但是，当事人为诉讼所费的盘缠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建立适合边区的司法制度”，边区高等法院在指示信中强调：“我们边区的司法工作作风，要以能替人民解决实际问题为主，不以判决形式为重。司法人员能多尽一份心力，社会即多蒙一份福利。不可沿用旧时代一判完事的老办法，我们要转变旧的观念，实行新的策略，因而特重为告，注意调解，以期普遍实施，普遍减少讼累。”著名的“封棒儿和张柏儿的婚姻案”，马锡五融边区的风俗习惯、情理、法令于一体，使当事人重归于好，收到了“十年纠纷一朝了，和和气气重归好”的社会效果，满足了边区民众的需求。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

以近半版的篇幅发表信息和社论，把这种审判方式命名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并总结了这种审判方式的特点：不坐堂办案，深入基层调查；坚持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生活习惯以及维护群众的基本利益；诉讼手续简单轻便，不拘形式。更有意思的是，随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盛行，调解一度成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标签。边区民众以各种方式对调解制度进行歌颂：“调解好，调解好，群众闹纠纷，法官找上门来调。省时、省钱、和跑路，省下时间把生产搞。

第三，吸纳群众参与司法，发扬边区司法的民主性。在边区，群众路线不仅是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也是司法工作的基本路线。边区政府所倡导的司法群众路线，就是司法工作应该真正为群众解决问题。如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所说：“第一，我们的判决应站在群众立场，为群众计谋利益；第二，应便于大多数群众，便于穷苦人民；第三，要保证群众利益，注意到诉讼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第四，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过去根本不理，这是不好的，应了解下面的情况，尊重地方的意见，根据民情习惯，但不能迁就落后，这是群众路线。”对于群众路线，马锡五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关起门来把玩旧型法律条文是无济于事的”，“办案要走群众路线，如果不走群众路线，任何‘天才家’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于是，他深入案发地点，在群众中建立起司法工作的基础。“只一个推事，一个书记员，带上笔墨案牍，走到任何一个村子就可开庭，……这样遍历农村，免除一切困难障碍，使受冤抑者随时可以申雪。”此外，马锡五在司法工作中。调查、审讯都要有群众参加，认真聆听群众的意见，竭力求得全面正确，是非曲直摆在明处，然后把调查研究过的情形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使多数人认识上一致，觉得公平合理，再行宣判。正如他在总结办案经验时所说：“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马锡五在办案中坚持群众路线，受到边区民众的称赞：“马锡五审判方式真正是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真正替人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制造麻烦的。……是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一句话，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诉讼手续力求简单轻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马锡五在司法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使边区人民成为司法的主人；同时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推广积聚了力量源泉。

三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它反映某一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在边区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就地审判、灵活运用调解、群众路线)巧妙地缩短了边区司法与现实的差距，契合了边区司法便民理念的要求，从而使这一审判方式与边区简化诉讼程序之要求异曲同工，满足了边区民众的行为方式和特有的心理，进而使边区的司法工作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拥护。

近年来，随着法制的日益健全和人们权利意识的加强，追求公正、高效、权威毋庸置疑是多元化司法理念中最基本的理念。在这些理念指导下，现代审判程序的程序性和法官中立的形式化仍是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毕竟，诉讼与程序及形式化要求相伴而生、如影相随，离开正当程序和专业化司法队伍也就无诉讼可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少程序”或“程序简化”的作法与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相悖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官的非中立性和非程序性。因此，试图将马锡五审判方式重新推为普适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然是不理性的。因为“一个理性的政府没有理由拒绝程序的建设。如果国家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积极、越重要，那么对于程序的要求也越强烈。不按程序办事尽管可以带来一时的方便，但这样做的代价非常高，甚至会危及社会统治体制的正统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时下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仍具有时代意义。

其一，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的民主精神与当前司法为民理念契合。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高度重视推进司法便民工作”的语境下提出来的，与边区司法便民理念的内涵一脉相承。客观地讲，边区司法便民理念要求司法人员在情感上、政治立场上必须和人民同心同德，用谢觉哉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真实替人民解决问题的心思”是相当进步的。特别是，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着一种勇于创新、埋头苦干、廉洁自律、肯为人民着想的民主精神，是它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是一切司法人员都应该学习的，而不是要求机械地搬用他的就地审判形式，因为任何形式是要依据具体情况和具体需要来选择的。”

其二，马锡五审判方式本身所具有的解纷功能仍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地区差异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文化水平(尤其是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对于居住在农村绝大部分人口而言，他们的诉讼技能普遍较低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一特征又因地区差异而被扩大，最终将对司法样式或审判方式的型塑产生深刻的影响。鉴于此。在乡土社会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更能满足“秋菊”们“讨说法”的要求。从这一层面讲，马锡五审判方式仍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当然，正视历史和现实，从构建和谐社会与探索有效纠纷解决体系的目的出发，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马锡五审判方式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并存和联动，最为关键的是。要超越非此即彼的对立语境。唯有如此，才能为“回归”后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