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摘要：荀子作为先秦诸子集大成者，汲取了诸子百家的精辟论说，提出的社会语言观与两千多年后西方语言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正名篇》中探讨的“名”与“实”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语言使用中“约之以命”的社会性，强调了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语言从无到有遵循的任意性原则与言语群体的内在联系。同时，荀子关注到语言有阶层变体，提出“明贵贱”、“辨同异”，并藉此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突显其语言治政的目的。而且，荀子还发现语言不仅有地域变异的“楚语”、“越语”，还有专属于社会集团变体的共同语——雅言，语言在“循旧名”、“作新名”中继承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他的共时和历时的社会语言观。

关键词：正名；任意性；约定俗成；地域变体；社会变体

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14—04

一、引言

虽然社会语言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的，但是，在我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正处在西周奴隶制度走向崩溃，而新兴的封建制度酝酿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正所谓“礼乐崩坏”，一些蕴涵着社会关系的称谓，以及表述伦理道德的名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孔子从恢复周礼的角度出发，提出为政之先“必也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①。孔子将“正名”这一规范语言的行为，与维护社会政治伦理以及治国统民的政治举措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创了通过规范语言而达到匡正社会秩序的语言政治观。墨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孔子的复古思想，认为周礼之“名”不能约束新兴之“实”，提出“名必符实”和“名实耦，合也”的观点。《墨辩》中也提到了“君、臣、萌民，通约也”，意思是说社会成员中“君”、“臣”和“民”这些名称本身并不特指某一对象，但经过人们的普遍约定之后便有了固定的所拟之实。②这说明已经认识到“君”，“臣”和“民”这些语言名词反映了社会的共同约定，只是对语言的社会约定思想还很朦胧。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③强调凡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法则，都不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使名实之辨不再拘泥于谁第一、谁第二的静态考量上，而可以作动态与发展的纵深研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集大成者，汲取了诸子百家的精辟论说，从新兴统治需要建立新制度、树立新观念及确立新语言内涵的角度，探索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语言与语境的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揭示探索语言的社会意义。并作《正名篇》专章考校“名”与“实”的社会本质。其中的名句“名无固宜，约之以名。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从语言任意性与言语群体的内在联系、能指与所指的逻辑关系方面，阐述了事物名称命名的一般规律④。

二、语言的社会本质观

荀子在《正名篇》中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⑤关于“名”和

收稿日期：2012—04—16

作者简介：杨庆云，女，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实”关系的论述，揭示了语言的社会属性，即草创之时的任意性，使用中的强制性与发展中的因循性。对我国古代先秦诸子的“名”与“实”之争，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首先，“名无固宜”强调了语言在命名过程即语言符号产生时的任意性。语言是人类社会为了表达客观事物而假定的各种符号，它与被命名的客观事物本身，在一开始时没有任何本质的必然联系，更没有固定的、规律的法则可以遵循。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名无固宜”有着相似的说法，认为：“除了少数象声词以外，语言的词汇的意义与形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都是人为的，任意的，人类可以改变它，发展它。”⑥荀子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探讨，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最核心内容——“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也是一致的，他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既然我们所说的符号是通过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⑦

其次，“约之以命”，揭示了语言约定俗成的社会本质。某种客观的“实”由语言的某个“名”来表示，是社会力量集体约定的结果，一经约定俗成，“名”和“实”的关系就确立了。语言具有了客观内容和社会内容，也就不是空洞的符号了，这就是语言的社会本质。同时，荀子也看到，事物名称，一旦经人类社会“约定俗成”以后，任何人就不可以也不可能随便改变了。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指鹿为马”的案例，但鹿不能因此变成马，马也未曾由此而改称为鹿。此例之价值，不在于语言学上的正名或更名，而是秦权臣赵高在考量其权势的威力与甄别亲疏异己。然而，此例之精彩，却恰恰反衬出语言具有社会强制性的本质。早在此例发生之前，荀子就提出了“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的经典语言社会观。关于语言的社会约定性，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散名之在人者也。”⑨即是表明语言的社会存在性，语言不是某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客观存在。在他看来，《正名篇》中开篇“后王之成名”和后文“王者之制名”中权倾天下的君王，在制作新名的时候也不能超脱于语言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沉淀而任意制作，必须考虑到先前王朝的遗产、一般民众的既成习俗。这也正验证了法国社会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房德里耶斯（Vendryes）在《语言——历史的语言学引论》中的论述，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结合社会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依赖于社会集团的存在。⑩对此，索绪尔也有明确的论述：“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团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接着又进一步论述说“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这也就说明了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任意性和强制规约性这对矛盾统一体的体现。

因此，“名无固宜，约之以命”，潦潦八字，荀子破解了语言的社会本质，它既可以解释语言从无到有遵循的任意性原则，又可以解释语言强制性的根源在于约之以命的社会性，同时也诠释了“名可名，非常名”的语言发展动因。“名无固宜”依赖于约无固宜，语言的约定性变化了，旧名就需要正、异同就需要甄别，循旧名、制新名才可以被社会所接受并得到推行。所谓“命”即是语言的社会强制性，它来源于“约”，即语言的强制性来源于社会的约定性，符合约定性就可以成立新名，不符合约定性就不能成立新名。而“约”又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即所谓“名无固宜”。因此，荀子进一步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可见“名”与“实”的根本联系在于“约”，没有“约”则“名”、“实”是互不关联、互无所指的，也是不能达到尹文子所说的“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荀子提出的语言任意性和约定性的辩证观点，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要早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