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

摘 要：学习了梁思成先生对首都的规划、首都的性质、现代中国建筑风格的探讨等文献后，阐述其对中国现代建筑文化所做的贡献及对后人的启迪。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 历史文物保护 城市规划 “中而新”的建筑

Abstract: Through study of documents re Mr. Liang Sicheng on the planning and characteristicsof the capital and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style of China the author explainscontributions by Mr. Liang to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enlightenmentto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ar chitecture, 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city planning,hinese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2001年4月20日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政府和各界人士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去年底，国家以梁思成先生之名设立了我国建筑师最高成就奖“梁思成建筑奖”，以表彰那些对建筑学科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建校90周年之际，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4月8日～13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梁思成纪念馆概念设计”作品展；4月2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了“梁思成先生100周年纪念会暨《梁思成全集》首发式”。由他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于4月28日在建筑馆东侧大阶梯教室，举行了“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并出版了《梁思成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4月28日～5月5日在建筑馆，举办“梁思成先生生平展及第一届‘梁思成杯’竞赛作品展”等。许多报纸、杂志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图片……。那些激荡的话语、感人的文章、生动的图片，将他热爱生活、开拓进取、不畏艰险、刻苦钻研、坎坷壮丽的一生，一幕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梁先生对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城市规划、历史文物保护等事业都做出了首创性的贡献，作为中国现代建筑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受到这么隆重的纪念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现在仍念记不忘他的可贵之处还有什么呢？那就是他对建筑事业发展的预见性。正如他的学生张大师所说:“一代名师，在寿命上是有限的;而他的思想作风、修养气质是永存的。他生前不少正确的观点，已被发展中的历史证明是有英明预见的。这正是一代大师的可贵之处。”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回望几件事。

对于首都规划的建议

1999年9月，贝聿铭先生来到北京，有记者问他：“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样，把新的商业大楼都拿到外面去盖，您对此有何评论？”贝说:“太迟了！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的外面。但晚了，来不及了。……”记者又问:“您的观点与梁思成先生很相似，195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旧城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儿去建，从整体上保护古城”。贝聿铭说:“太迟了！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古建筑，高楼做在外面，这样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大概是1947年、1948年间，梁先生在联合国作建筑顾问，我跟他见过面。”此事缘由应从50年前说起。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梁先生除在清华任教外，还担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最关心北京的发展前途和规划原则。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考察，使他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他既了解西方建筑发展的趋势，又深知我国建筑发展的桎梏。

他对北京旧城规划布局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三海白塔、四坛八庙、九门城墙及四合院和园囿等遗物，了如指掌，爱护极深，认为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规划设计、充分反映封建社会刑制的绝无仅有的灿烂文化。为此在讨论新都建设以适应新中国首都地位的规划时，主张把北京的中轴线从故宫西移至三里河一带(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这样既可以达到保护北京历史名城的目的，又有利于新区的自由建设，与首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相衔接。1950年在梁先生领导下，由陈占祥与其他同志提出这一新、旧结合的方案，并与陈占祥联名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报送有关领导审阅。但是，这一《建议》却被视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面倒”方针“背道而驰”遭到否定。因为苏联专家主张，仍要弘扬首都已有的，以故宫为主的南北中轴线。更为严重的指责是“梁陈方案”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由于北京城墙宏伟壮丽、举世无双，在《保护城墙议》中，梁先生夫妇反对拆除所有的城墙和城楼，并亲手绘制修建北京“城上公园”的构思方案。试想留下内城全部城墙，疏通护城河道，蓄水通航，河内绿化到城根，把旧城与市区用绿色项链隔开，河外新开快速路，或利用城墙作为高架车路解决城市立体交通线路，登城可以揽胜，沿河可以休息……。遗憾的是，人们当时没有理解和采纳这些建议，认为城墙妨碍交通、阻碍北京的发展，逐步把城墙、城楼等拆除，所剩无几，也无法将古城作为整体加以保护了。如果从现在开始，妥善地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关于首都性质的建议

2001年5月29日的《北京日报》第13版“工业企业‘大挪移’”一文中指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北京有不少国有工业企业占据了市中心的重要位置，这种布局的不合理性，造成了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堵、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不符。为解决这一问题，计划从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中，将134家企业通过转让原址，启动污染扰民搬迁项目，加快北京住宅、商业、文化等建设布局的调整。

北京上述的发展趋势，在50年前，梁先生也提醒过。他说:“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梁先生说：“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优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一个旅游城市。除了上述建议外，梁先生还提出应限制旧城区内新建筑的高度，不得超过三层楼等。这些建议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被采纳。以至到1980年代，各类烟囱已达 14 000多根，北京上空，烟雾迷漫。

可喜的是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强调了“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限制了工业的发展。目前北京旧城新建筑高度的限制办法早已公布，经过近十几年的治理，北京已改头换面，可见梁先生在早期对首都性质中的预见，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

对“中而新”的建筑风格的探讨

2001年5月15日，“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由群众评选揭晓，评选结果反映了一定阶段大众喜爱的建筑形式。对融入中国传统建筑语言的一些建筑，人们还是情有独钟的。这也反映出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中的一些探索和尝试。这些探索和尝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1944年梁先生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认为研究建筑史的目标有两点：一是认识古代建筑在工程、技术及艺术上的成就，确认其客观价值，保护古代遗物；二是为了创造中国今天的新建筑。其中以最后一点成为全文的重点:“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一方面他为1920年代出现的北大燕园、协合医院等“宫殿式”建筑感到高兴，认为那是为探索创新迈出了第一步;另一方面也认为“宫殿式”的大屋顶“糜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希望建筑师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有了了解后，找出它的特点，发挥它的精神，而不只是模仿它的外貌。

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中、青建筑师(包括境外的)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这一没有终结的难题，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艰辛的劳动，不断思索、领悟其中的奥妙，建筑作品层出不穷、千姿百态，走着一条曲折的路。

1950年,代建国初期，苏联专家将“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创作方针带到我国，并要“一边倒”地贯彻执行。许多建筑的民族形式，以宫殿式的“大屋顶”来体现，如亚洲学生疗养院、友谊宾馆、四部一会办公楼等。这种做法由北京传到外地，引起全国追求“大屋顶”之风，造成严重的浪费。在经济上，中央发出号召要即刻制止这种铺张浪费在全国蔓延；在政治上，针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在全国展开。由于批判运动声势浩大、言过其实，并没有从理论上、实践上弄清建筑形式与内容、传统与革新的关系。学术上的探索，以政治上的批判而告终。

1958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家决定自力更生兴建十大国庆工程。建筑创作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民族形式”，又提到了日程上。

1959年梁先生又积极倡导组织了在上海召开的建筑艺术座谈会，在会上他对学术问题提倡：“百家争鸣、独立思考、畅所欲言、各抒已见”，认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才能发展、繁荣和提高。并说：“不批判的继承是不行的，一味照搬遗留下来的模式自然也是不行的，既要珍惜过去的优秀遗产，也要发扬光大，超过前人，创造‘中而新’的建筑风格”。梁先生也参加了召开的研究1959年国庆工程的会议，在形式风格上提出“中而新”是上品，“西而新”为次，“中而古”再次，“西而古”是下品之下，不可取。会上，指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张大师当时主持人民大会堂工程，他说：“在恩师的批评、启发下，努力运用中国建筑词汇，在西而古的胎子上进行改造，限于水平，成果尚未令恩师满意。”人民大会堂在十个月内如期完成，在庆功宴上，举杯祝贺说：“给打满分――五分”。并指出可在一年建成、五年修好的基础上，更加完善。

建筑思想的解放，使五十年代“十大建筑”在民族形式、建筑艺术创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完成了庆祝国庆的政治使命。不幸的是，随着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设计革命”开始，批判“封、资、修”和“洋、怪、飞”，鼓吹“干打垒”，建筑师的创作热情又一次遭到打击。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建筑业进入又一次繁荣时期。大批新建筑，丰富了北京的城市面貌，巨大的变化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北京和“现代化”接近了。就建筑风格来看，可以分为两大体系，即欧美现代建筑形式与我国传统建筑形式。

中国传统体系的建筑主要运用大屋顶，或屋面亭子。如琉璃厂一条街、华龙街、王府饭店、新大都饭店及“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评选中，高居榜首的中式屋顶的北京图书馆等，这些建筑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探索民族形式的继续。1982年贝聿铭在完成北京香山饭店设计后，曾发表这样的看法:“我们不能每有新建筑都往外看，中国建筑的根还在。我通过一年多的探索知道，中国建筑的根还可以发芽。当然，光寻历史的根是不够的，还要现代化。有了好的根可以插枝，把新的东西，能用的东西，接到老根上去。”建筑创作的路子是很宽广的。

在“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评选中，位居第二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亚运村中，有造型奇特的体育馆和游泳馆。对其构思，马国馨院士曾解释说：“有人看它们像飞机，有人又说像大庙，我反对索引派。建筑当然要表现一定的特征，但它表现的东西还很有限，应当为旁观者留下想象的余地。你觉得它像什么就是什么好了。”要说表现，只能是一种氛围和感受。“建筑物的中国味儿很重要，所谓中国味，就是民族特色。”大屋顶是中国建筑风格中最具有传统特色的典型，游泳馆和体育馆使人想到青砖大瓦房，然而那条条钢索，却又表现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力度。

重新剖视中国建筑的精神

近年，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极大的发展，各种新型建筑材料不断涌现并广泛应用，这势必导致建筑艺术的多样化。建筑艺术的探索贵在百花齐放，即使是民族形式的建筑创作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梁先生曾指出：“表现中国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建筑的结构系统、平面布置、构架组织、轮廓以及各种细部装饰等，工程上、美术上的措施中，都包含着中国的素质、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重新剖视。

亚运村工程主持人宋融曾说：“亚运村，是一座北京的大四合院”。乍听起来，让人觉得不着边际，但细细想来，确是精当。五洲大酒店、康乐宫、运动员村、汇宾大厦、国际会议中心座座相拥，院内中心曲径通幽、小桥流水、亭台玉立，不是大四合院又是什么呢？

然而宋融又说：“我是反对仿古的，沿袭旧时代的建筑缺乏生命力、感召力，可是过于超前又容易丢掉我们民族的文化特征。”中国，是用建筑物围成空间，庭院在其中；西洋，是花园、庭院包住洋房，各有优劣，但关键是扬我精华、博采众长。同样是建筑物，其色彩搭配也大有讲究，并能形成不同的艺术效果。梁思成先生曾说过：“从世界各民族的建筑看来，中国古代的匠师可能是最敢于使用颜色、最善于使用颜色的了。”北郊两大块主体，亚运村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筑物基本采用白色，其缘由是北京秋高气爽、天色湛蓝，在此衬托下，白色的群体建筑将显示出一种神圣、高雅的气氛，配以绿树、鲜花，这幅画将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无独有偶的是，去年贝聿铭来京考察位于西单路口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时，记者问他在中银大厦的设计中有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他答到：“民族的东西我把它做到里面，楼内有园，是空的，像四合院，四合院里面就是空的，有天井。在建筑里面做花园，国外也有，可是我们是中国的做法。中国的园林在艺术上，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地位。”

“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中”具有中国传统意向的还有北京新世界中心、首都图书馆新馆、北京国际金融大厦。它们都匠心独具，各有特色。北京新世界中心层层出挑的檐口，使人联想起斗拱飞檐；首都图书馆立面中央高大的牌楼造型，成为人们的视觉中心；北京国际金融大厦玻璃窗的划分试图用现代材料表现传统木制窗棂图案等。

美国SOM建筑事务所在中国的作品也力图表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金融中心隔路相望的中国工商银行，采用严谨的三段法：基座部分有中国长城的印记和收分；标准层占的比例很大，但钢框架和玻璃幕墙主次分明；屋顶只是在局部挑出曲面的屋檐，表现了中国建筑的传统韵味。位于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也是受到中国高层建筑――塔的启示，外形呈柔和的阶梯韵律，明快的节奏向上、向内伸展，在加强高度感的同时，勾勒出刚劲有力的轮廓线。由于他们对现代材料运用娴熟，建筑显得简洁、新颖、精致、秀美。

对于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如何与周围环境协调，安德鲁的解释是:“这恰恰是我首先关注并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与周围建筑联系对话有多种方式，形式上的简单模仿是最初级的，功能不同、本质不同、时代不同的建筑无法用表面看上去类似来协调。”他的设想是：人大会堂西侧与历史博物馆东侧全部作为城市绿化，形成一个大的城市公园，一直延伸至前门。实现后，天安门广场处在三面绿化包围之中，弥补了天安门广场大面积花岗石地面枯燥的状况，可以吸引更多的公众漫步其中，并成为市中心的肺脏。建筑个体采用了椭圆的构图，使得轴线关系不那么强烈，容易做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椭圆的长轴与人大会堂的东西轴线重合，有机而完整，是浪漫与现实的结合。

对建筑风格的探索，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人们可以看到各种风格的现代建筑在表达着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世界的热烈渴望，人们也能看到，中国民族风格建筑艺术的探索虽然历经了挫折，却依然迈步前行。

本文引用老师、学长的文章，没有一一注释，敬请谅解并致以谢意。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⒈梁思成.梁思成全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⒉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土木建筑学会，清华大学建筑系联合举行纪念大会编印.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01～198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

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梁思成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1901～2001).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⒋王军.贝聿铭――我不会给北京建筑戴个小帽子.北京青年报，1999-09-16(24)

⒌陈昭.运动城之魂.北京日报，1990-10-22(3)

作者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收稿日期：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