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及其《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是二月河帝王系列的最后一部。从创作上来讲，作者已从《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前两部的技巧上更进了一层，不仅笔法渐趋老练，创作思想也进一步的成熟，以极其从容之笔塑造了清朝乃至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杰出帝王。从创作理念这个层面上，来关照文本，不难发现，作者是以一种悲悯的态度来审视、塑造这位帝王，用悲剧的手法来解读历史，进行历史小说的艺术创作。

首先，文本的标题往往能显现出文本的主题，二月河很明显地在利用题目这个窗口来标明自己的一种创作意图：用它来显示结局，显示人物的命运。

从作者为《乾隆皇帝》这部书的命名上来看，多少已显露出作者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乾隆王朝就像天上的晚霞一样，很美好可是也很短暂，晚霞褪尽就是无边的黑夜。第一部《风华出露》这个名字还带有许多少年意气。第二部《夕照空山》的命名中“夕”、“空”二字的使用，其实已显露出作者的创作态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中已有了一些慨叹。第三部《日落长河》命名的寓意更加明显：乾隆的政治虽然越来越成熟，但也越来越黑暗，不是盛极，而是步步在走下坡路。第四部《天步艰难》这个名称体现出的是盛世的艰难，历史已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任谁想挽住历史的尾巴，拖住历史的脚步，也是枉自费力。所以从作者给作品的命名当中，就可以看出：任是乾隆再精明强干，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脚步。作者越是把乾隆描写得能干，越显出他的悲情意味。正如在《天步艰难》的三十八回中，乾隆与其弟的一段对话的描写：“……‘天步艰难，我知道，天步艰难也要走下去’……不要紧，还是要走下去的……弘昼没有说话，行宫的铜马在风中叮咚作响，涟漪秋波一浪接一浪拍岸涌来，忘神之间仿佛又觉得湖水动荡，像是湖岸在逆水行而进似的……”这一段中乾隆的要坚持走下去与湖水的逆进的描写，既是说乾隆的生存状态的艰难，又是说整个时代，他也感到了这是一种不可为的事情，但是却又身不由己，而且再加上他的雄心壮志，就为自己和国家选定了一条悲壮的不归路。这条不归路的艰辛，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结局，也是一种“落霞”般的壮美。

其次，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的语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时的悲剧心态。这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物对乾隆的评价上。

张廷玉这个三朝老臣，四十年的太平宰相，在乾隆朝为要入贤良祠一事让乾隆十分不高兴，差点不能圈一个完美的圆。而从张廷玉这个历尽宦海的人眼中审视乾隆，初登皇帝宝座的乾隆“……不愧是圣祖爷亲手调教，久经朝务的……这些事……被弘历说了个滴水不漏”。[1]在定了雍正的庙号后，张廷玉“……往日只觉得弘历温和儒雅精明聪慧，此时见着真颜色，才知道是个比之雍正更难伺候的主儿”。[2]

刘统勋在《天步艰难》第四回中走近乾隆身边，看到“……已经年过不惑的人了，看上去还是那么硕秀……坐立行走，都显得十分精神……刘统勋不禁暗自掂掇，这主儿每日要披阅七万字奏折，还要接见大臣，骑射布库样样不误，吟诗弄赋棋书自娱，亏他怎么打熬这么好的筋骨……”

作者通过这两个不同的大臣的角度，描写了一个勤奋能干的封建帝王形象。而乾隆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精神，也确实给臣子们一个好榜样，清晨很早起床，练功上早朝，晚上批奏折到深夜，的确是一位能干的皇帝。而他的能干，也使国家的门户闭的更紧，使历史的车轮转的更慢，在整个的《乾隆皇帝》里几乎没有与外国的任何交流的描写。

乾隆之弟弘昼，对其兄是这样评价的：“……私底下，臣弟常把皇上、李世民、朱元璋还有圣祖相比，……皇上处处比他强。朱元璋洪武之治……不可同日而语。圣祖……开国不久……，若论滋繁百务兴隆天下熙和，皇上之治已远过圣祖。……兄弟虽不管事，心里给您叫好儿呢！”[3]这一段话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都可看作是对乾隆的评价。作为乾隆，他也需要这样的话来坚定自己的信念。而信念越坚定，他离悲剧人生就越近，就离真正的富强越远。

在《夕照空山》第十回中，太后与乾隆提起周口赈灾一事，乾隆表明要狠杀一批贪官。后宫中人感到：“……他的语气很重，……别看他温文尔雅，而且可亲可近，可要说声杀人，半点也没迟疑过。”这是后宫人对这位皇帝的评价，结合作品中对乾隆的工作的描写，也确实如此，他的行动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封建帝王。

从上述大臣亲王、后宫人的不同视角，描写了一位极有作为又十分能干的封建皇帝。而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文事武备，我都尽了最大的力。有人上请安折本，说如今国运如日中天。但‘日中而仄’可不警惕？所以，要把‘极盛’的峰尖拔得再高些，一直精进求治，一直到不了这个峰尖。你想，一旦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无论朝那边迈步，都是下坡道儿啊！”[4]

作者从乾隆的口中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信息：这其实已到了峰顶，盛极必衰，而由盛极到衰败的过程因落差之大就更显得悲壮。作者苦心积虑地写了一位勤奋能干的皇帝，但也精心地铺设了重重伏笔，无一处不在昭示着作者的“落霞”理论：因为有盛极之艳，所以衰落之惨也就让人很为叹惋。历史的空间中作者的想象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找到了新的解读历史的方法，就是用欣赏和批判的双重矛盾，再在矛盾中展现历史人物的必然的悲剧命运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创作理念。

因此，在面对结局时，作者也只能以一种悲剧的心态来关照人物，关照历史。虽然乾隆富有四海，至高无上，但是因为历史的不可抗拒，所以显出个人的抗争的渺小，而这种抗争也只是给百姓和大臣们一个形式上的交代。在乾隆朝，并非真的是百姓安宁，四海生平。虽然百姓的生活状态证明了君主的能力，然而人们的评价又否定了百姓的生活状态。这种矛盾的存在更加有力的证明了人类在无可预测的命运面前的软弱无助，但同时也会唤起更多的人的抗争。而当这种抗争失败后，更加显露出抗争与努力的悲情意味。

再次，从作者塑造的乾隆这一人物的精神内核上看，也体现着作者的一种悲情心态。

乾隆的治国，口口声声，无数次强调他要用圣祖的策略“以宽为政”，仁政来治国，然而在作品的阅读中，其实不难发现，他是有些“口是心非”。《天步艰难》第四回中，乾隆与刘统勋谈诛杀讷亲一事，他说自己以圣祖之法为法，作千古完人，然而即位不到二十年，已经显戮了五六个封疆大吏和一个大学士。《夕照空山》第十回中，乾隆对其母说：“有拿命案不当回事、渎职亵政的，儿子要很杀一批呢！”众人看他“说声杀人，半点也没迟疑过”。《风华初露》第四十一回中，有几个犯了事的太监，乾隆改了他们的名字“……就为太监都是贱种……乾隆轻蔑地一笑，所以提个醒，叫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下头八个太监……改名王孝、王悌……高无庸改名高大庸。”

从这几段文字来看，乾隆其实是个不讲“仁”、“宽”的人。虽然说为了政治的需要，需要树立皇帝的威严。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他无疑也是一个悲剧性的政权人物，不施仁政，何来的民心。更何况在他统治时期，异教“一枝花”犯乱多年，大小事务等等，他也是在风口浪尖上度过了他的政治生涯。

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来，太平盛世危机四伏，官吏也不是各司其职，仍有贪赃枉法之流，这也与乾隆的政治理想相差太远。从最初的初露锋芒到后来的天步艰难，是乾隆的人生悲剧，同时也是国家的悲剧。因为他的特殊的身份，国家的命运与他个人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封建王朝大厦将倾之时，他竭尽心力也无力力挽狂澜，个人的奋斗在历史面前显得那么地无能为力，他一生追求的理想盛世不是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

在对待三朝老臣张廷玉的态度上，乾隆也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心态。最初对张是礼遇，不肯放其归山，后来张廷玉要求入贤良祠，惹毛了乾隆，乾隆软禁、监视张，并令其悔过，后来才解除，到最后又怀念张廷玉。在这个过程中，纪昀、傅恒等人亲眼目睹了乾隆的变化。虽然是张廷玉一个人，但他是有功之臣，并且是一个汉臣，在其他的臣子眼中，如何对待张廷玉，就是如何对待他们。而又因乾隆的无常，让不少的臣子心中渐生凉意。到了最后，乾隆才明白“……他进贤良祠，可以安定官场，给臣子立榜样，也是他应有的英名……”[5]至此，乾隆才明白，清明政治不是靠他一个人励精图治就能实现的，还要有诸多大臣的齐心协力。这时乾隆政治上才真正成熟，可是已不能回头。他的自许的聪明拖住了历史的前进。

面对国家的政治，在《日落长河》的第十七回中，乾隆也是越来越不明白，好江山为什么越治越乱。然而，从文本中不难发现，虽然乾隆在政治上非常用功，但是由于政治手段的落后，无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所以在文政（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搞了许多文字狱等）、武政（攻打金川不力等）上都渐渐显出封建统治的弊端。作者在《文坛上没有不落的太阳》一文中这样表述：通过对专制的描写揭露封建专治的虚伪性，一方面从诗词歌赋中综述当时文化的灿烂，同时另一方面表现这种文化的劣根性。鸦片战争被西方文明碰得粉碎，三位皇帝有责任。

历史发展到乾隆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渐显出优势。而在《乾隆皇帝》中读者几乎没有看到这个封建帝国与外界的一点接触，闭关锁国式的统治，怎么能蒸蒸日上呢？也正如作者所言，“闭关锁国的政策把清王朝的希望与光明都锁住了。”[6]

在家庭事务当中，他也没有能够“清明”。后妃与太监通奸，宗学闹事、后宫中有人陷害皇子等等，他这个大家长也没有能够将事事处理的干净利索。唯一的真爱，也只是皇后。唯一的爱子，却生在了傅恒的家中。所有的这一切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是一种生存的悲剧。他虽然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上，但是却是孤家寡人，臣子、后妃都不是他的知己，无人能真正了解他的政治理想，而他也缺乏真正的得力的政治助手，所以，他的精神无疑也是十分孤独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通过乾隆这个人物想显示出的是，无论任何人在生存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种无奈，尤其是拥有独特身份的封建帝王，他的个人的命运裹进了国家的命运之中。

从乾隆个人的治国、治家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个人的精明强干并没有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相反，他的政治政策把国家和他个人都推到了黑暗的边缘。所以，他的精明强干无疑是带有极为强烈的讽刺意味与悲情的因素。作者在这一方面描写得越多而悲情的意味也就越浓厚。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是在赞赏中加入了强烈的批判因素，从感性的生活入手，作了理性的批判，从而塑造了一个辉煌的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而作者也试图在这个批判与赞赏的矛盾中找到一种创作的快乐，在无限的赞赏中显出批判的神情。

因此，作者从塑造乾隆这个人物形象的过程中，通过诸多事例体现着他的一种创作理念：用悲剧的手法创作历史，用艺术的方式来重现历史，而当历史与艺术发生冲突时，历史又为艺术作让步。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是成功的，他的艺术的重现历史的方法，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开辟了一条悲剧创作的新路子。这种方法借鉴了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塑造了一个悲情的帝王项羽的方式，他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贾府的盛极的富贵生活的极致描写和对后来的败落的鲜明的对比的创作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用这种落差式对比的悲剧手法，增添了作品的文本的魅力。

所以，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除了有紧张的故事情节、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画卷以外，更有一种能打动人内心深处情愫的魅力：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由于结局的不可逆转，创作只能沿着无情的历史的足迹，来找寻有情的创作空间。而在这无情和有情之间，充塞的却是无尽的悲情。同时，也给读者一个想象的再创造空间，揭开封建君主生活的神秘的面纱，让读者用自己的丰富的想象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与命运抗争，虽然这种抗争只是一种想象，但同样使读者产生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抗争的。所以，二月河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他也用读者的阅读证明了自己创作的价值。

注释：

[1][2]二月河：《风华出露》第四回。

[3]二月河：《天步艰难》第三十七回。

[4]二月河：《天步艰难》第三十八回。

[5]二月河：《日落长河》第三十一回。

[6]二月河：《献给读者的情书》。

参考文献：

1.《命定神话与中国悲剧精神》。

2.《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3.《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访二月河》《人民日报》1993年3月19日。

滕剑锋，河南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