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有过哪些流传已久的误读和刻板印象

编者按：这是一篇访谈，成稿于2016年9月鲁迅逝世80周年之际，访谈者李静为话剧《大先生》的作者，受访者都是中国知名的鲁迅研究者。

误读一

鲁迅是打人的“棍子”

李静：我们经常会说：“鲁迅是被误解最深的文学家。”对他的误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其中最深的误解，就是把他当作一条打人的棍子。原因是什么？

黄乔生：一个人是难免被误解的，伟大人物更引人瞩目，更被人详细考察，也就更容易被误解。所谓的误解（误读），应该分为有意和无意。如果是无意的，那或者因为我们与历史人物所处时代和社会有隔膜，因而理解不了他的意图和心情，这是可以弥补的；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曲解”，应该纠正。

后人对鲁迅的误解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评价过高，或者过低，可能因为怀着什么目的，可能因为同情理解不够；二是对一些事实没有弄清楚，对鲁迅所处的时代不熟悉，因为材料的限制，不明白真相。

我认为，研究鲁迅，首先应该弄清楚基本事实，并对这个历史人物有同情的了解。不能一味崇拜，把他的一字一句都当真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神”的人。鲁迅是文学家，他的文字是不是完全可信？要不要做些考证，这其实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过去常有偏颇，或者思考不周的地方。

利用鲁迅来打压政治对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中，是很普遍的，鲁迅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就是利用，是有意的曲解。我曾把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的鲁迅言论集做了梳理，写成《20世纪70年代鲁迅批孔反儒形象的塑造--以批林批孔运动中鲁迅言论集为中心》一文。我发现，将鲁迅文本中的一些精彩的或有用的段落摘出来，编辑成《鲁迅语录》、《鲁迅箴言》之类，颇有风险，会造成对鲁迅思想文章的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

有的误解是因为读者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鲁迅生平和时代背景知识有所欠缺，看到表面现象就下论断。例如，人们很容易就看能出来，鲁迅在已经有一位妻子的情况下，与一位青年女子同居，法律意义上就是重婚。但如果认真地看一些资料，理解鲁迅的真实处境，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有一些了解，就不一定明确宣布这是道德败坏和违法乱纪了。

鲁迅自己也误解过别人。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学生到他家骚扰一回，他就怀疑这是有人指使，因此还写了一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后来知道了真相，赶紧声明道歉。性格多疑，是很容易误解别人的，鲁迅在这方面很警惕，后人应该引以为鉴。作为研究者，作为后代人，对于前辈，务必要实事求是，平心而论，不能存利用之心，不能有偏颇之意，更不能恶意地迁怒。

误读二

在"幻灯片事件"上有意说谎

李静：在鲁迅的自述中，他弃医从文的理由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来有日本学者考证说，并不存在那样一张幻灯片，这个场景是虚构的。就像他后来在《野草》的《风筝》里，也虚构了一个粗暴地毁坏弟弟风筝的“我”，后被周作人和周建人证明没有这回事。您怎么认为？他虚构的动机是什么？

止庵：鲁迅在其通常被视为“记实”或“回忆”的文字中，虚构的内容并不止你所列举的这两例。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他有所误读――关于鲁迅，其实有个“读法”的问题，但是好像一直没有人对此认真考虑过，包括那些毕生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从本质上说，鲁迅最接近于一位诗人，他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需要这样的事实，或者说他盼望事实如此，这有点类似于写《反回忆录》的马尔罗。

高远东：“幻灯片事件”因为直接导致鲁迅“弃医从文”行为的发生，被视为是鲁迅文学发生的原点之一，鲁迅在《呐喊・自序》也是这样解释的。一些人因为否认启蒙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进而质疑“幻灯片事件”的真实性，如竹内好《鲁迅》的观点，非得把鲁迅文学的发生假定在鲁迅在绍兴县馆抄古碑的幽暗时间，但这是玄学而非事实。中国人被当做俄国侦探，被日军砍首，围观的中国民众神情麻木。此为当时日本报纸的报道。1905年摄于中国东北开原城外。

一些人从实证的角度怀疑鲁迅讲述的真实性，因为至今没发现情节和构图完全符合鲁迅描述的幻灯片，如李欧梵和王德威。据日本东北大学的学者研究，部分符合的有（如日军枪杀或刀砍俄军的中国人间谍并有中国人围观），基本符合的新闻图片也有。因此一般认为“幻灯片事件”可能是鲁迅有关经验的诗性概述，并非传记性事实。就现有事实而言，这样解释有其合理性。不过实证结论必须穷尽一切事实证据才行，才是真实可信的。由于条件所限，这在今天已不可能做到了。因此仅凭极其有限的实物，就得出鲁迅“幻灯片事件”是虚构同样是不足采信的。

我相信“幻灯片事件”中的屈辱感是真实发生在鲁迅内心的，也相信“弃医从文”这一铁定事实，也愿意相信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在没有确凿的铁证否定鲁迅回忆的情况下，仅凭推论和不完全证据，是不能让我采信质疑者的说法的。在两者之间我是宁信鲁迅而不信质疑者，因为就“弃医从文”这一行为而言，鲁迅的内在动机及与其环境的互动，是极其微妙和主观的，几十年后研究者的理解和推测，已属隔之又隔了吧。

误读三

兄弟失和，势不两立

李静：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这段公案，假如排除今天已无法证实的私人原因，您觉得兄弟二人在精神上会有“分手”的一日吗？他们二人精神层面最根本的不同在哪？

止庵：在我看来，周氏兄弟不是因为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失和，而是失和造成他们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虽然不是立即造成了这种不同。在二人失和几年之后，准确地说是在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他们分别向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这才显示出彼此精神方面的不同。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失和使两人的交流出现障碍，抑或有意要与对方区别甚至对立。此后鲁迅是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周作人比以往更明显地成为一个个人主人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尽管如此，两人也并不是全无一致之处。

高远东：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对二人情感虽都属精神创伤，但客观而言，对二人的精神发展都是有益的。二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巨子，从相近相连的两棵大树分别长成了两片独立的树林，各有花木，各有种属。互相映衬，多好！至于二人的不同，在思想上他们应该是同大于不同吧：鲁迅是新文化之阳，周作人是新文化之阴。

误读四

鲁迅是“汉奸”

李静：近年不少文章“指控”鲁迅有“汉奸”的嫌疑――比如“一二八”抗战时他对日本的态度暧昧啦，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而鲁迅与他关系特别好，还到他家里避难啦，等等，您怎么回应？

赵京华：对于这些几乎是无稽之谈而有意歪曲的言说，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曾作《鲁迅与中日关系》等文予以有力回应。我也于《在东亚历史巨变中重估鲁迅传统》一文中谈过。的确，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没有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激烈地抨击日本。他一生的工作重心在于本民族传统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方面，甚至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在以与日本相关的事件为议题的文章中，最后其笔锋往往会转向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这是一种坚韧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例如，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研究”之外》等。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他缺乏“抗日”精神。

实际上鲁迅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而著文讲话是各有侧重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他晚年面向日本人用日语表述对“日中亲善”的态度时，曾写下如此直言不讳的文字：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到“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这是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为《改造》杂志所作《我要骗人》一文的结尾，虽然语气上还维持着礼节客气，但不相信侵略战争一触即发下日本所叫嚣的“中日亲善”，更预示未来帝国主义殖民征服之下不可能有相互披沥真心的时候，则直言不讳地表明了鲁迅对当时日本国家的严正态度。

据悉，日文版发表之际，文中暗示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等被删除了，而鲁迅自己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时则恢复了这些文字。这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郑重表示。这篇文章收在《鲁迅全集》中，但因为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字句拗口，中国读者很少注意到其深意。而日本人却十分在意鲁迅这段话，作家中野重治就认为，这对于战后有可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日本人来说，“完全是教训式的”。

总之，鲁迅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对日本帝国主义批判不多，但并非没有他自己的立场态度。此外，他一生确实有众多的日本朋友，但与日本各界人士的私人交往是一回事，对帝国主义日本的批判又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那个复杂的时代之复杂的鲁迅。

误读五

性格好斗，偏激多疑

李静：您经常说到鲁迅的“恶意”，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源于什么？

止庵：我所说的“恶意”，其实是一种智慧意义上的，形容起来就是“操刀必割”、“寸铁杀人”。

举两个例子：一，叶灵凤在1929年11月《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五年后，《呐喊》中的《阿Q正传》被人改编为剧本，连载于《中华日报》副刊《戏》，叶灵凤著文评论并画了阿Q像。鲁迅这才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二，鲁迅的《不周山》本是《呐喊》中的一篇，这小说集出版后，成仿吾在1924年3月《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待到1930年1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

这都是报复，但却是非常高明又非常刻毒的报复。

李静：那么就说到他的性格。他到底是个怎样的性格？萧红说他爱笑，曙天女士说他爱开玩笑，周作人、曹聚仁也都说他是爱笑的，同时也指出他“世故”的一面。冯雪峰则说：“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冷得可怕的。”林语堂说他好斗。至于他的论敌，则说他是个尖刻的刀笔吏，多疑偏激……请您描述一下他的个性？以及他的个性对他写作的影响？

止庵：这个问题是一本书的内容，这里只能“以管窥豹”。且引用两位相当了解鲁迅的人的回忆，一是最后给鲁迅看病的医生须藤五百三所记录的：“他常说道：‘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是周作人所转述的鲁迅的话：“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知堂回想录》）

由前者大略可知鲁迅的心思，且可见他的性格中诗人的一面；从后者则大略可知他的做法――虽然只是写文章而已，又可看出他的性格中绍兴人的一面。附带说一句，周作人的性格也有这后一面，只不过不那么轻易、经常地表现出来就是了。说来谁也不是好好先生。

黄乔生：拿我对鲁迅照片的研究为例。鲁迅的照片大约留下来100多幅，有单身照也有合影。从照片上看，鲁迅一般来说比较严肃。造成这种印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个人的观感不同是一方面，照相是否反映真实也是一方面；后者还要分成照相机本身的质量和照相师的技术。鲁迅本人生前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日本报纸登出他的照片后，见者来信关切地问他的身体状况，因为照片上他显得很瘦。他就写信去质疑说，这照片把自己照得很枯槁，自己本来没有那么瘦的，可能是照相机枯槁了吧。

他有一篇名文，值得一读，篇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大意说，外国照相馆给孩子照相，善于捕捉到孩子活泼的瞬间，而中国照相馆就拍得拘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鲁迅。鲁迅在照相馆里照相，因为是成人，已经有些拘谨了，假如照相师不善于抓怕，结果当然是一副严肃的面貌。所以鲁迅的照相留下来的严肃为多。后来有的画师就用这些照片作为底本，刻画鲁迅肖像，再加上斗争年代的政治要求，就多“横眉冷对”的姿态了。

周作人上世纪50年代批评中国画家笔下的鲁迅太多金刚怒目，就与这风气有关，当然也与流传很广的一些鲁迅文字风格有关。这方面，跟鲁迅亲近的人，当然最有发言权，例如萧红、曙天女士说他爱开玩笑，周作人也说鲁迅平时是温和的，有说有笑的。我们现在常说要恢复历史原貌，寻找真实的鲁迅，我觉得关键是顾及全面。

我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鲁迅的全部照片收集起来，编辑成《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对这些幅照片进行解说。其实，有些问题，不用解说，只把照片放在一起，读者就明白了：鲁迅是各种姿态各种表情都有的，他有好多张表情温和乃至微笑的照片。我写那本书期间，正逢一个联欢会征稿，就拼凑了一首短诗，在会上朗诵了，题目就叫《鲁迅的笑》，而屏幕上播放着鲁迅这些照片。

李静：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爱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生活中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他一生的挚友是什么样的人？

张梦阳：由于鲁迅的诗人的性格，所以使他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真性情：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其实鲁迅在生活中他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都是火一般赤诚、热情的。

《海上述林》。瞿秋白被当局杀害后，鲁迅极为悲愤。他设法从书店赎出瞿秋白的译稿，抱病编辑、校对，托人在日本印刷出版，作为纪念。

例如他对瞿秋白，秋白生前多次到他家避难，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牺牲后，鲁迅亲自筹资为秋白编印《海上述林》。上海酷热的天气里，鲁迅在逝世前不久的重病中，生了半身痱子，还躺在床上看《海上述林》校样。校读完毕后，为了印制得高档精美，自己出巨资到日本去印装。拿到装祯高精的上卷后，喜不胜收，在病床上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最后请黄源在《译文》刊登《海上述林》上卷出版的广告。1936年10月18日，鲁迅逝世前一天，报上登出了广告，他一定要亲眼看看《海上述林》的介绍有没有登出。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

鲁迅对秋白的这般深情，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极少见的！仅从这一点就充分看出鲁迅待人的诚挚。 因而，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敬佩他，最反对“世故老人”的说法，举他对待所谓“义子”的行迹为例说明他的“愚不可及”：这位对外自称“鲁迅义子”的青年，鲁迅在上海给他吃喝住全包，还代找工作，工资，反不领情，当鲁迅遭创造社、太阳社“围剿”时翻脸不认人，说出令鲁迅最心寒的话：“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是的。在有些真正世故之人看来，鲁迅的确“愚不可及”。明明凭自己的才能完全可以过上富裕、舒适的生活，偏要把余钱全用于印书、印画，帮助困苦的文学青年；在反遭某些受恩于他的青年恶报后，他仍然认为青年不都是这样的，照样报青年以赤子之心；面对统治者的枪口，他毅然冷对，不带钥匙出门参加杨杏佛的葬礼，以示视死如归的凛然。

黄乔生：鲁迅经常跟人论战，争斗，似乎是刀笔吏，是好斗分子，是“做派”――也确实有人说鲁迅是的先驱。但鲁迅很有温情的一面。鲁迅去世后，很多人写纪念文章描述他们眼中的鲁迅。他对待孩子有些“溺爱”，别人讽刺他，他写了一首诗《答客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首时看小於菟。”当然，读者最耳熟能详的鲁迅诗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对待母亲是孝顺的，不因为深受包办婚姻之苦而迁怒于母亲，对自己的兄弟是关心爱护的，不因为弟弟与自己决裂而暴怒。对于学生，既严格又宽厚，因此他身边有很多追随者。这些就是他的生活的全貌，不能只强调一面。

李静：他和许多公认的谦谦君子合不来，有些曾是朋友后来分道扬镳――像胡适、钱玄同，有的打过激烈的笔仗――比如陈西滢、梁实秋，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以为这是些恶人呢。他为什么会与这些“绅士”合不来？怎么评价这段公案？

止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从前我谈到竹林七贤，说他们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官僚和趋炎附势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鲁迅也有这种‘魏晋风度’。鲁迅的确是一个充满恨，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恨的人，但他只恨两类人，一是庸众，一是伪先知，前者浑浑噩噩，后者装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很好，热情，诚恳，认真，周到。”你提到的那些他合不来、分道扬镳和打过笔仗的人，在鲁迅的眼里大约都近乎“伪先知”，虽然事实上未必真的如此。鲁迅的朋友很不少，老朋友也并不都分道扬镳，譬如他与许寿裳的友谊就保持终生；晚半辈到一辈的瞿秋白、冯雪峰，甚至给他很大影响。

高远东：鲁迅也和很多谦谦君子很合得来的。作为社会类型，鲁迅对“正人君子”表达过憎恶，特别是和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争时。但那是两个文人阵营之间的论争，而且鲁迅这边，也有很多谦谦君子加入的，如周作人、许寿裳、林语堂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刻板印象了。鲁迅与留学英美的自由派尤其是胡适等渐去渐远，主要是基于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吧，和个人气质风度关系不大。虽然感觉鲁迅作风比较率真，“绅士”们比较能装。不过，他们相去渐远是相互的，胡适那些“绅士”们同样也疏远了鲁迅。而他们当年基于思想分歧的论争，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超脱一点看较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行。

黄乔生：他有没有记仇的时候呢？有没有迁怒呢？当然是有的，这就是鲁迅的另一面，也不容讳言。对胡适、钱玄同，并非像有人说的，从原来很亲密变得势不两立，还不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陈西滢、梁实秋对他的批评，为什么他不能接受，耿耿于怀，乃至不依不饶呢？一个说他的学术著作剽窃了日本学者的论著，一个否定了他的翻译（和思想的转变），都不是小事，所以他很在意。在钱玄同等老朋友的关系上，他有记仇和迁怒的成分。鲁迅不是圣人，便是圣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孔夫子不是也曾以貌取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