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药制度待完善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政府界定的“基本”与百姓需求的“基本”之间将实现对接。“基本”的内涵变化将直接影响基药制度发展。

2012版基本药物目录出台后，国家已明确提出，该目录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为了适应各级医疗机构需要，目录本身也已做了相应调整，增加了品种设立。药品总品种从307种增加到520种，回应前期数量不够问题；另外，优化了品种结构，增加抗肿瘤与血液病的用药类别，并注重与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疾病衔接；第三，从医疗机构的实际操作出发，对基药的剂型、规格初步实现标准化。

中国的基药制度，是基于中国国情出发，针对药品领域的价格及流通等一系列问题出台的综合性政策，其目标有四：群众用药公平可及，基药供应有保障，扭转“以药补医”机制，规范生产流通秩序（见链接1）。

目前，基药制度在推进过程中面仍临着很多问题，财政补偿、医保支付、人员激励等配套政策仍不够完善。就整个政策的实施环境而言，对于药品注册审批、生产企业规划无序、二三级医院药品购销和流通秩序、医药企业小散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制度实施效果。

另外，基药在实施过程中，制药是为了就业还是为了维护健康？基药与医保用药能否由政府专营或免费供应？基药与技术创新等政策问的关系为何？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内涵加以解决。

当然，在政策制订过程中，不同部委也存在着相关的个体利益，因此，需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宏观的统一框架，再决定各个部委决策的优先权。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建设相当滞后。

加强药品筹资机制建设，同样是推进基药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具体筹资渠道有五种：税收筹资，于中国而言，即政府拨款；社会保险，即为医保；商业保险；个人自付；与一般的卫生领域筹资不同，在药品领域的筹资有专门名词为：药品周转金。即国家鼓励省级政府设定药品采购的周转资金的项目。药品统筹的核心流程有四：选定药品品种、确定使用量、确定预算、招标采购。

改善药品筹资机制，世界各国使用方式不一。中国基药制度的建设以服务、买药为先，最后进行医保支付。这一筹资机制与国际主流相反。

在中国，药品是医疗服务的筹资工具。20年以前，医疗服务与药品的筹资混合在一起，其中药品加成部分不仅补偿医院药事成本，还是医疗服务的重要补偿渠道。

从这一角度出发，尽管政府投入不会明确说是补医还是补药，但按“以药补医”机制的运行规律，可以认为政府的财政补偿没有补到药上。医保资金和患者付费是药品的实际筹资途径。这与国际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中国药品筹资机制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药品筹资流程不顺畅。

当前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药物流通中，首先由医院购买药物，患者用药后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其余部分由医保报销。为减轻资金压力，医院对药品企业的支付多在销售完毕后。

这使得医药企业成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的资金源头，使得在基药资金筹资过程中，不单纯是个人和医保支付，还增加了社会融资的成分。药品企业为弥补资金成本，把利息打入药价，从而推高药价。

当前众多医疗机构回款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仅此一项带来的资金成本就占药价的6%以上。如果能将回款时间控制于一个月内，则可改善筹资流程，节约成本。

另外，推进基药制度，应完善定价与报销制度。从09版目录来看，医保对基药实际上的支持力度不大，在基药制度推行过程中，提高医保支持力度，需从两方面着手：提高医保支持力度，取消起付线；参考定价方法，满足并引导多样化需求。

而于药企而言，更为关注的是药品招标采购制度的完善。在旧目录招标过程中，双信封招标导致一系列问题，如药品质量及定价偏低；是供应保障跟不上；廉价药品经常短缺；独家品种难以降价，药品质量难以分层。

新基药招标要求同时适用于基层卫生机构和二三级医院，这是新版基药招标面临的问题。而在政策衔接上，基药招标按照国务院56号文，大药招标是原卫生部规政司的64号文。目前中国已经有24个省在药品招标领域实现主管部门的统一。从行政格局来看，药品招标统一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且现已存在试点地区。

安徽县级公立医院药品招标中，总用药量的70%来自中标产品，并实行零差率销售。药品质量分为三层，限制高质量用药比例。双信封与商务标相结合，提供质量与价钱的综合评分。

北京基药招标机制，采取上下衔接，集中采购中标产品，直接纳入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中标产品目录，执行新的中标价格；并规定机构使用比例；不分质量层次，确保最低价中标；与此同时，实行非单一货源，使多企业中标，同时缓解了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对于低价药品、短缺药品，北京实行了采购制。

基药在实施过程中，报销、定价等环节，皆由卫生以外的部门定夺，而主要执行部门则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很多政策得以完善，矛盾得到缓解。而对于基药制度未来的发展，需在相关政策上加以完善。另外，目前中国的药品招标还是过于粗放。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政府界定的“基本”与百姓需求的“基本”之间将实现对接。“基本”的内涵变化将直接影响基本药物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