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纪年(十四)

初入社会的磨炼（下）

半年学校小职员的生涯

在大众照相馆呆了几个月，其间，也有亲戚朋友帮我找就业机会，但都没有成功。1945年春，当时我的中学母校天津市立第一中学――习惯简称“铃铛阁中学”――的校长何恩福先生听说我失业，叫人找我，说在学校给我安排一个职位。后来是安排当训育员。

我在高中一年级时，何恩福是教生物的老师。他留学日本，口吃，“大舌头”，不知有什么先天疾病，肩肘关节明显僵硬，写粉笔字时手有些颤抖。衣着讲究，始终穿着整洁的西装。同学都传说他是“日本派”，从他在日伪天津教育局当过秘书、督察和在我们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年多市立第一中学校长来看，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但总的印象，他不怎么谈论“日中亲善”和“共存共荣”之类的日本占领军口号，看不出有多大的“汉奸”气质。同学对他的印象主要还是从教师的角度形成的。他教的是高一的生物课，第一堂课他却大讲“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句古希腊的哲学名言。他讲的并不清楚，给我的印象讲的是“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条河里游泳”，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同学们也都是一头雾水。讲的内容听不懂，也不知跟生物课有什么关系。后来同学很少关注他的课。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倒觉得他讲课很认真，对他讲的遗传定律和血型等问题印象颇深，多年不忘。记得一次生物课考试，同学都不及格，而我却得了九十多分的高分，引起全班震惊。也许正是由此，使得他对我的印象很深，以致在听说我赋闲时，就主动招呼我到铃铛阁中学去。

那时，到学校去，其待遇之低，介于就业与失业之间。如果说有何值得考虑的，就是每月按官价配给一袋面粉。这袋面粉，也要拖欠五六个月之后才发。我到铃铛阁中学是1945年春，这个月的面粉是年中才领到的。

在何恩福为我安排职位之后没有多久，就传出他将调任天津市立日语专科学校的消息。这所专科学校只有几个学生，一两位教师，名存实亡。大家都说是“明升暗降”。何恩福倒是宠辱不惊。办完手续，就去了日语专科学校。我感激他知遇之恩，也随他去了这所学校。

日语专科学校并无自己的校舍，占用的是新学书院的几间房子。在铃铛阁中学当训育员，每天有固定的事情做，如考勤，在日语专科学校则无事可做。每周何恩福到学校去一两次，三四个领薪的职员也按时到达，聊上一会儿再散去。剩下我一个人倒是由此有了一个住处。有时回家看看母亲，有时到大众照相馆帮忙。虽然前途依然渺茫，倒是落得个清闲。

大约在暑假期间，当时物价飞涨，金价的上涨更为突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何恩福把他存有的一两黄金卖出去了。他知道我与大众照相馆的关系，也知道大众照相馆与粮行有关系，让我替他囤积点粮食。其实，我只会说囤积粮食的抽象道理，而对具体操作过程则一窍不通；康俊山找到他的关系，人家说一两金子达不到囤积粮食的规模。但在这个过程中，物价继续飞涨，何恩福用一两金子换来的支票迅速缩水。无论如何，必须换点实物。在何恩福的坚持之下，康俊山替他买了粮食。未成想，没过几天，也就是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不久，通货膨胀迅速转为通货紧缩，物价包括粮价在内，飞速下跌。如果囤积的粮食不赶快出手，将会损失更惨。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手机，通电话也很难――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我又不知何恩福居住的地址。只好做主卖出。结果，经过这个折腾，何恩福原有的一两黄金变成了只可买一二钱、两三钱黄金的货币。但随后的一两个月，一直没有见到何恩福。

本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我还是康俊山，在道义上，都无需承担责任。但我总觉得何恩福信任我，我却让他赔惨了；康俊山也觉得这件事干得不漂亮，对不起何恩福这位老实人。情感上的负债感使我们总想找个机会做些补偿。1945年10月份前后，政府宣布法币与华北流通的伪联银券的兑换比是1∶5，当时接收山东的贺思源宣布的比例是1∶10，而天津当时的实际市场兑换比例是1∶2、1∶3。这就是说，在天津用伪联银券换法币，随即把法币带到济南换成伪联银券，必然有很大的赚头。问题是天津与济南之间的铁路，“8・15”以后不久，一直不通。

突然，传出铁路开始发售到济南的票。于是，康俊山为我买了火车票并换了一笔法币；我立即带着法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一段，说前面不通了，后来又说通了，走走停停，到了德县，真是无法前进了――八路军切断了铁路线。不能前进，那就后退。后退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在德县火车站困了几天，出路只有徒步离开这个陆地上的孤岛。可以选择徒步回津，但我的目的地是济南，选择去济南的旅客也比较多，于是决定前行。如此决定也有寄希望过些天火车有可能重新开通的因素。实际上，直到1950年，津浦路才修复通行。而从1945年秋以后的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天津车站仅仅卖过一次去济南的票，我却正是“有幸”买到了票并登上了火车的。

在济南，困居数月，所携带的“资本”也大部分吃掉了。于是先搭汽车，后搭畜力大车，在沧县以南的一个小站再乘火车，回到天津。见到康俊山，对我们原来的计划，只能用“无可奈何”来自我安慰了。康俊山说，在我滞留济南的时候，何恩福曾到大众照相馆找过我。康俊山向他原原本本地讲了整个过程。何恩福的反应平和，没有责难，并表示，要是他早些知道情况，无论如何不会让我去济南冒险的。

回到天津没有几天，我即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何恩福一直没有再见面。直到1949年，他的侄子进华北大学学习，才得知一些他的信息：天津解放之后，他没有受到严重冲击。“”之后，这已是他托我囤积点粮食那次见面之后的40年左右，他的侄子找到我，说他想见见我。我本来也很想见他一面，但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现在有了氛围宽松的改革开放形势，能在北京见到他一面，也正是我多年的心愿。对这次见面，他显得颇为期待，很高兴。记得我们没有更多地回忆过去，而是轻松地讲讲当前，讲讲天南地北。他很平静、很慈祥，衣着依然极为整洁的印象，看得出他有一个安定的晚年。

市立第一中学校友会

“8・15”之后，一个已经宣布投降的日本占领军仍然管理着天津。政府一时回不到天津接收。八路军有意进驻，也曾一度听到枪声，但还没有力量进驻。那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等待”的状态。开始几天我还去过日语专科学校，很快就不去了。

一天，刘铁T到大众照相馆找我，说筹备校友会，说我熟悉学校情况，说我有可以支配的空闲时间，邀我参加筹备。我确属“闲人”，而且听说筹备的主要负责人是高我两年级的邵天仁和米家同，知名的优秀生，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敬佩的学长，于是欣然同意参加。

其实，筹备校友会，刘铁T起决定作用，至少是起决定作用的一员。根据后来的了解，刘铁T早就参加了我们党的地下活动，可以判断校友会是我们党所推动的。

邵天仁，性情内敛，言谈持重，沉稳大方，即之可亲。大家非常敬重他的这种气质，都觉得他对周围有其深思熟虑的看法。比如，校友会的设计和具体活动，他都处于决定者的地位。那段时间，邵天仁经常邀大家到他家聊天。米家同是常客；刘铁T也去，但不经常。另外还总有两三个人。在聊天之中，必然会触及政治问题。但在大家的高谈阔论里，邵天仁从未流露过自己的政治倾向。有一次我和米家同争论苏联问题，我讲了从阅读苏联书籍知道的一些情况。米家同有些争论不过，说我像“斯大林的儿子”。邵天仁来，不是参加争论，而是平和地说，我争论的样子很像家玺，家玺也赞成苏联，常同米家同争论。家玺姓刘，是他堂妹的丈夫，也是市立一中的学生，与他和米家同同年级。日本占领时被秘密逮捕，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跟我提到刘家玺。就是谈论到这样的问题时也不露政治上的城府。

米家同全然是另一种类型，性情外向，喜怒均形于色。在我与他接触的那一两个月里，他的政治观点很鲜明：是正统，不赞成共产党；崇拜美国，反对苏联。我那时是力求表现为中间立场，或无政治立场的立场。也应该说，共产党和苏联虽然在我的头脑里占有了较深的地位，但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不党”依然下意识地受到尊崇。所以力求保持中间立场也并非全然为了自我掩护。但面对强烈的“正统思想”，我的“中间立场”也难以得到米家同的容忍。不过，在不断的接触里，觉得强烈的“正义感”更是米家同的思想核心。有一次，来了一个“校友”登记，米家同与他聊得很热络。送走这位校友后，他非常高兴地说，我通过与他交谈校史弄清楚了，他是假校友，水平极低，是特务。有人说，可能是共产党的特务。也有人说，共产党的特务不会这么低级。他好像赞同后一种观点。总的印象，本质上他是以个人的“正义”判断来支配自己行为的那种人，是旧社会称之为“正派人”的人，是有品格的人。那时，我常想，在自然科学、在工程技术上他一定会是优秀的尖子人才。

1945年秋，与邵天仁和米家同短暂相处后，随即没有再联系。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人们都会发生变化。他们是怎样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打听过他们的情况，好像没有特别令人高兴或特别令人担忧的信息深印在头脑之中，现在已经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除了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的街头见到过邵天人一面，匆匆交谈几句，他说在某一个工业部工作，此外的这几十年里再没听到过他们的信息。我总觉得他们两位是人才，总觉得他们的才华应该得到施展，也有时不禁想到，在政治运动不断的社会大潮里，机遇是否给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

校友会标榜是非政治性的、非党派性的。记得布置校友会活动室的时候，墙上要贴一些小长条标语，如“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国万岁”之类。有人写了一条“蒋总裁万岁”。大家议论，说校友会不应有党派性，“万岁”不贴，“总裁”是的党内职务，也不要贴。开始的活动就是校友登记。我和另外一个同年级的同学，具体张罗登记事务。

我十月份去济南不久，张罗校友会的人，做事的上班了，求学的回校了，市立一中校友会也就实际上不存在了。校友会曾定了一项“任务”――欢迎“国军”。但在校友会存续的两三个月里，国军一直没到天津。

在沧桑世变之中，市立一中校友会只不过是没有留下印记的小小浪花。但在那经受八年日本占领后胜利突然到来之际，有了一个平时难于与心仪已久的学长请教、交流的机会，虽然十分短暂，但在我的人生中，确是总也忘怀不了的历程。

济南行

前面提到，济南一行，就原来的目标来说，是彻底失败了。但作为个人历程，它也不是一片空白。

到济南，首先找高中同班三年的同学张德馨。他为人实诚，同学时与我也比较要好。他在济南的一家银行当练习生，这是一份极其令人羡慕的就业机会，原来就打算找他帮助兑换货币。现在眼看就要淹留济南，他劝我，赶快把法币换成黄金，否则快速的货币贬值会使我一文不名。记得是他帮我换了一个三钱重的戒指。

在济南，我找到外婆家，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外婆，我们习惯叫“姥姥”，那时已经年迈多病，管家的是“姨姥姥”，对我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但经过八年战争，家道也已败落，招待住宿尚可，但也不能支持一个小伙子白吃饭。正是这个戒指维持了我在济南的生活费用，并使我还留有回天津的路费。

直到春节过后，越来越清楚，回天津的火车短期是不可能通车的。如何回天津，种种说法都排除不了要经过军队的控制区，要经过八路军的管辖区，要经过国共双方都不控制的真空地带。从地区进入八路军管辖区，怀疑你是的探子，怎么办？从八路军管辖区进入地区，怀疑你是八路军的探子，怎么办？在真空地带，那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风险更大。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无论有何风险，也不能再在济南淹留了。一是再住下去连回天津的路费也要吃光了，二是李家琦从天津发来的一封信。

李家琦的信里说，我离开天津之后，大家的思想变化很大，康俊山也有很大变化，说我应尽快回津，至于我的生活问题大家可以帮忙想办法。原来我估计，李家琦的思想可能向“左”转。这封信虽然不能据以判断他已经接上了我们党的地下关系，但倾向已经十分明朗。这是当时所有同学和亲戚朋友里政治态度最鲜明的一位。

从济南回天津，如何走？济南有一家汽车行，说能用汽车把客人送到有火车的地方。汽车，是指卡车，随身的小包袱就是在车上的移动坐垫。至于国共两方，车行说，都已疏通好，通行无阻。这好像很理想。于是我就乘上了这家的汽车。但实际上车行是把我们一行客人，穿过八路军的控制地区，送到被八路军围困的孤岛德县，就不管了。第二天这车人只能改乘骡马大车从德县出发，再次进入八路军的控制地区，当晚是在泊镇以南的一个小村庄投宿。再次日，继续乘大车启程，并在下午进入控制区，到达沧县以南的一个小火车站。从这里才坐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可能已经有不少人往返于这条路线，虽几经国共两方岗哨，都没有受到留难。更庆幸的是没有碰见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