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危机的产生和规避

摘要：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控制所带来的“信息涡流”，可能造成对公众的蒙蔽和误导，从而使公共事件升级为公共危机。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信息涡流”的诱发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控制手段，旨在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和扩散。

关键词：信息涡流　信息公开　公共危机　公共领域　媒介素养

震惊世人的“三鹿奶粉”事件尚未尘埃落定，“3・15”过后一份来自美国非盈利性消费者组织的质量检测报告，再一次引发了国内的舆论狂潮。这份报告称，涉及强生、帮宝适等多家公司的婴儿卫浴产品含有甲醛等有毒物质。消息传出后，国内媒体遂给予了大规模的追踪报道。然而时隔一个月，面对国家质监部门“南辕北辙、朝令夕改”的调查报告，面对强生(中国)始终高调的“无毒”回应，消费者透过媒体看到的似乎只是一场精心打造的信息“盛宴”，而对于强生是否“含毒”这一根本问题却始终不得而知。

公共事件的传播容易引发“信息涡流”

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传播渠道的日趋多样，海量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交会集结，形成一个强大的“信息涡流”，而随着它的高速运转，各方信息在离散中又变得难以控制。受众看到的只是一些零散的信息“碎片”，而这些“碎片”的“残缺性”又极易导致受众对信息的误读和茫然。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我身陷涡流之中无法自拔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点。

“国家法团主义”监管体制诱发民众的“信息饥渴”。信息的价值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得以体现，而流动起来的大前提就是要公开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按照我国著名传播学者展江的说法，就媒体空间而言，我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家主义”向“国家法团主义”的转型。互联网的出现，专业人士自发组建媒体的常规性合法渠道的存在，打破了国家对媒体空间无所不在的穿透和无所不能的控制，信息的半公开半透明化就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然而，政府对于信息强大的控制力依然存在，恰是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诱发了民众的“信息饥渴”，为冗余信息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使我们处于一个“有量无质”的信息涡流当中。

商业化的媒体操作在弱化媒体社会责任的同时“稀释”了信息的“含金量”。传媒的产业化，让媒体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陷入一场以“制作”与“贩售”信息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当中。一方面，这种竞争消除了一元意识形态造成的信息垄断，“削平”了人际间的“知识鸿沟”或“信息鸿沟”。另一方面，信息的易得性，又使我们陷入一个资讯过剩的时代。同时媒体为了赢取利润而不触及社会发展的敏感问题，使得传播的重心远离了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转移了民众对主流问题的关注。媒体在不断弱化自身责任的时候，也在不断“稀释”着信息本身的“含金量”。

个人话语空间的无限扩散与信息“窄化”引发的悖论。网络时代的到来，让意见的表达变得如此轻而易举，曾经只为少数“精英阶层”所掌握的话语权如今似乎变得唾手可得。权力的去中心化，在消解了“权威”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话语空间的无限扩散。而网络中的“协同过滤现象”，即网站通过信息的同类搜集网址链接，在提供方便的同时又导致了信息的“窄化”。受到这种“窄化”机制的制约，受众实际上只能选择性地接触并不断强化接近性的信息，极有可能导致“狭隘民意”的产生。

如何有效规避公共事件因为信息涡流升级为公共危机

对于备受关注的“强生含毒”事件，网上不断升级的舆论谴责与讨伐强生的自发联盟，似乎让我们感觉到另一种看不见的危机正在悄然潜行。透过强生事件的信息传播，我们所要考虑的可能不仅仅是答案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怎样做才能将“信息涡流”的危害降低到最小，还原给大众一个事实真相。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处理机制，在赋予公众更多有效信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屏蔽掉冗余信息。针对上述诱发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规避。

加速信息的公开透明。赋予公众更多的“知情权”。诸多公共事件的危机传播告诉我们，危机的产生恰是相关企业和部门操纵信息、人为垄断信息的行为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赋予公众更多的“知情权”。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还只是停留在办事制度、办事结果和办事程序的公开，并不充分。某些政府官员宣称他们害怕信息公开之后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者为特定利益集团实现其自身利益服务。民主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要求参与人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政府的保密则减少了公众可获得信息的质与量，使公众参与陷入步履蹒跚的困境。诚然，信息公开存在着它的不足之处，不过目前看来我们也确实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式。

大众传媒在行使媒介权力的同时加强媒介自律。大众传媒拥有影响事件，界定问题，对问题提供解释与论述，并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能力，同时也承担着为公众还原客观事实的责任。传媒报道应该反映社会真实，然而基于种种现实因素，传媒不可能镜子式地反映社会。但是传媒人应该从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从维护职业名誉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加强媒介自律。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事实”和“意见”分离成为衡量报道是否公正客观的准则的当下，传媒工作者不能因为单纯强调“事实”而忽视了“意见”的表达。因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缺乏判断力的大众来说，恰恰是媒介报道中正向意见的缺位导致了负向意见的蔓延，因此对于媒体而言，加强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在意识形态日趋多元的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建立完善的“公共领域”，重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根据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反观当下的中国，应该说目前我国公民参政议政的公共平台未能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对话机制还不健全。而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领域”，需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努力，特别是大批有责任和能力来充当“意见领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动。凭借他们拥有的学术背景、专业素质、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来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我们看到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推动了诸多公共事件的明朗，使得浅层次的民众愤怒转化为对制度的审视。权威的专业地位，直指现实的锐利，宪法至上的精神，不仅让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于决策层中产生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也让他们于民众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在如何规避公共事件升级为公共危机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方方面面的责任和义务。但根本说来还是要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即对信息来源和技术、所用的符码、所产生出来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选择、读解和影响的理解。按照传播学者波特的说法：“当我们在智力、情感和道德方面更加成熟，我们就能更多地理解媒介中的信息……成熟会提升我们的潜能，但我们必须积极地发展我们的技能和知识结构以开发那些潜能。”身处如此复杂的信息社会，提高媒介素养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对解读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在高速旋转的“信息涡流”中去伪存真，作出理智的判断。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