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府与社会常携手

作为北京市的一所民办非企业聋儿康复机构,莎利文康复中心成为北京市政府购买民生服务中的一颗“草根”型NGO新星。此次莎利文康复中心发起了对本市50名0―6岁聋儿开展社区康复指导项目,由中心派出专业教师每月进行4次入户指导,连续指导半年,聘请专家针对50名聋儿家长进行每月一次集体培训,使家长掌握科学的聋儿家庭康复训练方法,提高聋儿康复的效果。

究竟服务型草根NGO如何看待此次北京市政府大规模购买民生服务?成功中标的莎利文聋儿入户康复服务项目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府的资助?目前项目开展的情况如何?资金是否到位?NGO的发展还有哪些阻碍?多年从事聋儿康复工作,莎利文康复中心主任吴淑芝女士有一肚子话要讲。

《新理财》:政府购买民生服务,NGO如何看?

吴淑芝:我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服务于弱势群体的草根型NGO,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购买服务是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开展服务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一种。我感觉目前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信任不够,顾虑太多的问题,导致政府在民生服务问题上要自己亲力亲为才放心。只要选择正规的、专业的社会组织,大可不必有过多的疑虑。应该可以看出,在没有政府的资助之前,这些社会组织也能够很好的为社会提供服务。尽管在硬件上还有一定欠缺,但在软件上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是值得肯定的。比起国际上的社会组织,我们国家的草根NGO还处在初期阶段,在管理体制上还不完善,今后需要更多政府部门的关注,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观点上的转变。

《新理财》:7月12日在北京会议中心的签约仪式情况如何?

吴淑芝:签约当天场面倒是很热闹,也代表了北京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肯定。整个活动的本源是好的,通过政府提供的平台,为草根NGO与政府、与资助型社会组织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但细究活动的安排、合约的签订、资金的拨付等等很多方面都还做得不够,有些往往流于形式。

《新理财》: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吴淑芝:可以。以莎利文为例,在7月12日的签约仪式之前,我们就已经得到消息,政府部门将为苏利文聋儿入户康复服务项目提供一部分资金的帮助,而这笔资金大约是项目所需费用的50%。7月12日当天,我们也只是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制作了展板,参加了活动。但并未在活动当日得到任何关于项目资助的具体实施办法,也没有签订任何有法律效应的合同。至今也未接到进一步的通知,至于资金将由哪个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数量具体为多少,何时到位,如何监督等等具体的问题还都是未知数。

《新理财》:但是活动当天的确签约了一部分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您有所了解吗?

吴淑芝:据我了解,由政府全额购买的服务项目基本上是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或者街道组织开展的,无背景的服务类草根NGO没有一家属于全程购买。除此之外一些基金会当场签约资助的项目一般也多属于本身资助领域内已计划资助的项目,签约大多流于形式。

《新理财》:政府全额购买的大多是什么类的服务?

吴淑芝:主要是购买民办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免费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开放的项目,体现民办服务设施的公益特征。对服务型草根NGO的资金支持,主要是通过购买部分活动成本来体现的。例如莎利文此次的聋儿入户康复服务项目,对本市50名0―6岁聋儿开展社区康复指导全部的费用大约14.6万元,政府提供50%的资金,另外50%由NGO自行筹措。

《新理财》:目前资金到位情况如何?

吴淑芝:政府部门出资的50%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具体何时到位仍不清楚。因为没有任何书面协议,至于资金最终能否有保障,能不能到,能到多少,现在还不好说。打电话到区社团办,除了安抚性质的话,也没有任何其他结果。但是我们的项目还要开展,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企业的资助,这部分资金现已到位,聋儿入户康复服务项目已经在8月31日正式启动了。但项目若要持续按计划完成,还需要政府部门给予明确的说法。

《新理财》:其他草根NGO的购买资金到位了吗?

吴淑芝:我所了解的海淀区的几家NGO都和我们的情况相似,都在企盼着。

《新理财》:目前莎利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哪几方面?

吴淑芝:主要是服务性收费和一些基金会、企业的捐助。

《新理财》:政府资金是一次性拨付,还是根据项目的进度逐步跟进的?如果是一次性投入,如何保证项目能够按时按量完成?服务的质量又如何保障?

吴淑芝: 我可以理解政府需要从资金上对草根NGO形成一定的制约,这对监督项目的落实是必不可少的。但我认为,应当有具体的合约,双发都受到法律保护和制约,政府兑现如期支付项目成本,NGO承诺如期完成项目所涉及的服务工作并保证质量。双方在公正、公开、合法的环境下去协调。目前感觉整套政府购买NGO服务的体系还没有形成,很多规范化、细则化的东西都没有落实,整体的流程比较模糊。

《新理财》:目前草根型NGO最大的发展障碍在哪?是缺乏资金吗?

吴淑芝:缺乏资金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根本。最要紧的是人们意识的转变。目前NGO的处境是很尴尬的,一方面缺乏人才,毕业大学生不愿意来NGO工作,认为工资水平低,又没有福利保障,不是份正经工作。这和社会上的主流认知和NGO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对NGO的认识不够深入,对NGO的工作性质不熟悉,连最基本的了解和认同都没有何谈对NGO的支持?我只想说,NGO不是“私生子”,它需要得到被人们所认可的社会地位。至于资金,我认为是很现实的问题。尽管这次北京市政府1亿资金的投入,为NGO服务社会带来了生机,但目前还缺少有效的实施办法。有些企业愿意做公益事业,但大多在乎的是短期的广告收益。NGO若要长期、常态地为社会提供服务,离不开政府和企业在各个方面的支持。

《新理财》:能具体说说政府应当在哪些方面给予扶持吗?

吴淑芝:我认为,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转变自身观念,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政府自身和社会民众对NGO组织的认知和信任,培养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团体。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NGO组织的资金投入,让这种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逐渐成为常态,这可能也需要财政部门在经费上做些文章,比如设立购买民生服务的专项资金。再有,通过一些免税的优惠政策让利于对捐助公益事业的企业,鼓励企业投资社会服务。只有通过这样具体、明确的办法,NGO才能有充裕的资金来服务社会,召集更多的社会人才;也只有让政府购买服务形成常态,流程上环环相扣,责任到位,资金顺利拨付,监督、管理公开公正,中国的NGO才能真正迎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