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机制创新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步，社会资本依次表现为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三者是递进关系。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总体特征是以关系资本为主导，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构成中过密化，制度资本不足，品牌资本贫乏，导致机会主义盛行，合作难以持久。因此，建立农村新合作机制，必须加强契约与监督等各项规范制度建设，通过法制化建设巩固合作参与者的主体性，发挥地方政府优势，妥善处理农民经济理性内部矛盾。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农村合作制度 路径

社会资本变迁的形态与规律

社会资本的形态是不断演化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资本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步，社会资本依次表现为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这三种资本形态反映了一种递进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三者在社会资本存量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之中，是一种以信任、合作、秩序、规则为核心要素的非实物形态的资源，是一种支配其它资源的权力与能力。这一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网络，既包含一系列以家庭、伦理、宗教为秩序的私人关系和非正式制度，也包含以各类市场制度、法律框架、社会契约为秩序的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非正式制度与私人关系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这时，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关系资本。因此，在这一阶段，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期，正式制度发挥更大作用，这时社会资本更多表现为制度资本。制度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当关系资本占主导地位时，具有认知而非制度的基础，亲缘、血缘、地域等关系是比较凸显的市场交易活动得以开展的动力，人们相互之间最依赖的有效资源是私人关系和熟人关系，信任的对象是个人。而在陌生人之间则难以建立起信任关系。当制度资本起主导作用时，企业制度、行业规范、契约法规的作用比较凸显，这时人们最依赖的资源是制度与法律，信任的对象是企业或其它集体组织。

品牌资本是社会资本的最高级发展形式，是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符号象征与可让渡形式（达斯古普特、撒拉格尔丁，2005）。撒拉格尔丁认为，品牌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关系，既代表了一种基于共同认识度的协商机制，代表了一种以合作、信任、法律规范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也代表一种以忠诚、承诺为核心的社会声誉关系，即商誉，正是在厂商的承诺与顾客的忠诚两种不同维度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起品牌。因此，品牌资本是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竞争进入高级阶段的表征。

当品牌资本起主导作用时，人们在商业社会关系中所信任的重要对象是品牌。此时，品牌就是市场主体信用的文化符号，是抽象的意念表达。因此，在商业社会，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网络性以及以信任为特征的基本关系来构建知名品牌是市场竞争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农村合作经济中社会资本的现状

当前，在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如农户加农户形成合作组，或农户加能人组成合作社，或农户加企业结成合作联盟。但是，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却是不成熟的。主要表现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纠纷频发，导致难以持续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总体特征是以关系资本为主导，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构成中配置过密化，制度资本不足，品牌资本贫乏。这使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合作制企业的存在范围表现出狭隘性。合作关系多只发生于同村同族或亲友邻里等关系较好的农户之间；即便是熟人之间，合作关系也是不固定的、临时性的。信任关系建立的不易，决定了一些合作者的合作关系难以持久。而在非同乡、非同族的陌生人之间，合作的机会主义盛行，违反契约的诚信事件时有发生。

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当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中的关系资本过密时，中国民间契约制度的供给必然严重缺乏，信任关系只存在于熟人之间，而在陌生人之间缺乏普遍的信任。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理性广泛存在，但社会理性普遍欠缺，个人理性必然会诱导个人产生机会主义的天性，作出机会主义选择。这一点可辅之以简单的博弈模型加以说明。假设市场上只有甲和乙两个交易主体，每个交易主体的策略选择有两种：诚信和失信，并获得相应的支付。建立如图1所示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失信是双方的最优均衡选择，是个人理性的正常反映。

以合作经济中的换工为例，其实质是有价劳动的延期互换，必定有其中一方先支付劳动，另一方延期支付，从而双方形成债权关系与信用关系。在小农社会的陌生人之间，由于信息不畅，获取信息的成本较高，交易成本也较高，出自对未来预期的担忧，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先支付劳动，换工则难以达成，因此，民间合作的换工多只发生在基于血缘、姻缘、地缘的熟人之间。这一点反映了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特征。说明当前农村的合作仍然是一张传统的民间合作关系。

这种民间传统的合作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老百姓对其有较高的心理认同度，和较强的心理惯性；而且，当合作在熟人之间开展时，双方合作得越多，操作性越强，交易成本越低，具有报酬递增效应。这使传统合作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强化的机能，存在路径依赖陷阱。如果没有外界强有力的干预，人们较难走出该陷阱的禁锢。

推进社会资本变迁以建立农村新合作机制的路径

新时期中国的合作经济制度创新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根据农村现状与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推进社会资本变迁，打破狭隘合作制度的陷阱，促进制度创新。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加强契约与监督等各项规范与约束制度建设

打破民间传统合作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必须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加强契约与监督等各项规范与约束制度建设，尤其要加强透明的法人信用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规范旧合作的自流性与散漫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2009）曾指出：不确定性是人类制度创新的根源，化解不确定性是人类制度创新的动力，人们通过改变制度框架以减少不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改变合法行为的收益，例如，可通过创设司法体系降低契约的执行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因此，本文认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合作制度创新可以借鉴上述观点。

以各类监督约束制度为例，其实质上是各种声誉惩罚与契约规范机制。下文以一简单重复博弈模型加以说明。如在合作农户之间换工中，如果劳动的延期支付方不能如约按质按量支付劳动，其后果将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知，若违背契约，劳动延期支付方必然声誉受损，将在未来与他人的合作中受阻，将不能享受合作的福利。因此透明的信用制度等各类约束机制有助于加大契约制度供给，促使农民改变不合时宜的理念，增强信用理念，从而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二）通过法制化建设巩固合作参与者的主体性

加强法制化建设，以法制化巩固合作参与者的主体性，确立市场行为选择的独立性。专业合作组织想成为真正市场化的行为主体，必须以法制形式明确多重法律关系与权责关系。一是明确入社社员与非社员的关系。在不少地区由政府行为组建的合作组织里，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政府主导的合作组织在推动产业化发展所要求的各项服务时不具备排它性，会员与非会员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无明显区别。公共行为的过度参与客观上鼓励了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和机会主义行为，其结果是入会会员对自身权利义务关系及合作组织的运营持漠视态度，导致产生合作的集体化动力下降。因此必须以法制性的创新为切入点，建立起支持农民合理选择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二是明确入社普通会员与主导会员的关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普通会员的事务参与度，明确必要范围内的事务透明度，参与度应与股权大小密切相关，避免少数人的内部操作。三是明确合作社与各类农业协会的关系。前者是企业法人，在工商部门登记，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是社团法人，在民政部门登记，一般不建立经济实体。前者不承担政府委托的管理职能，代表本社社员的利益；后者是服务性松散机构，代表全行业的利益。四是明确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既不依赖于政府，也不附属于政府。资产产权关系明确，既非国有，也非集体。

以法制化强化合作者的主体性，明确各种的权利与义务，确定各自的权利边界，这样声誉惩罚等各类约束与监督制度才会有明确的指向，并发挥作用。随着这一法制化进程的深入，农村合作经济中制度资本在社会资本中的比重也会加强。

（三）发挥地方政府优势妥善处理农民经济理性内部矛盾

必须发挥地方政府在威权、信用等方面的优势，推进品牌资本建设，妥善处理农民经济理性内部的矛盾。这也是农村关系资本过密所提出的要求。

农民经济理性内部的矛盾对经济合作产生以下障碍。一方面，农民存在合作的内在动力。合作是一种集体行动，可以为入社社员以相对于非社员较低的价格使用仓储、农机具等设施提供组织基础，可以使社员采取集体行动大批量、少批次地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提高议价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构成有利于农户集体行动的利益机制。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天生具有的自发风险规避意识妨碍了合作组织的产生。过去中间商和收购大户操纵市场价格而导致“谷贱伤农”的惨痛经验仍对其有重要的心理影响，使农民较难建立起对中间商和收购大户的信任关系。长期以来的小农经营习惯也使农户出自不愿分散投资的思想而更愿意采用兼业的经营方式。将有限的资源分散经营必然不利于农业经营的专业化与区域化，不利于农业产业带与较高市场化水平的形成。而且，长期以来，农民对看不见的前期持续投资通常持警惕心理，而习惯于一次易。农民通常认为熟人之外的市场交易意味着看不见的投资风险。看得见的投资成本与看不见的市场风险的比较，使农民宁愿选择风险最小化的保守经营方式，更愿意选择“熟人”，更愿意在确认存在成功范例之后再采取仿效的策略。而合作初期的龙头企业，也愿意与农户保护松散的联系结构与一次易的市场行为，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因联系过密而带来过高的管理成本与沟通成本，以及因沟通不够而带来的利益与决策纠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学悖论：被认为化解风险的集体行动反而因为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而难以发生。

这一矛盾的解决在当前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在合作经济推动初期，需要政府作为外部资源大力介入，政府应发挥在威权与信用方面的优势，先在税收、财政等方面有选择性地扶植某些效益较好的重点示范合作企业，以产生信用的示范效应，打造品牌企业，增强农户对龙头企业的信任度，巩固合作关系。政府介入的程度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渐次降低。并注意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品牌企业是品牌资本的具体化。随着品牌资本的增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信任也会日渐深入，社会资本存量的构成必然也会发生变化，农村合作机制也必将日渐成熟。

参考文献：

1.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3.[美]道格拉斯・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2009

作者简介：

江旺龙，1973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景德镇学院教授、思政系主任。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