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社会工作中的社会资本重构路径分析

摘要： 5·12四川地震给灾区物质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还使灾区的社会资本受到了冲击并流失。灾后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重建还需要社会资本的重构。灾变社会工作中社会资本重构路径主要有：重构灾民之间的关系；重构灾民与组织间；增强灾后社区内凝聚力。

关键词： 社会资本；灾变社会工作；关系性存在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1305

近些年，波及面广、破坏性大的灾难在全球许多地区频繁发生，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促使社会急骤变迁而加速了灾区社会转型。灾难导致了灾民维系原有生活的社会资本受到了冲击与破坏，如何帮助灾民重构原有或建构新的社会资本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重点之一。纵观国际社会与地区灾难发生后，如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4年印尼海啸等，民间组织无疑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之一，而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大批民间力量的进入使其成为我国志愿者元年与灾害社会工作发展之年。由此对灾变社会工作路径及模式的探寻成为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新领域。其中包括恢复灾民原有的社会生活，重建邻里关系、修复已破损的社会支持网络，培育新的社区组织等，这些实际上蕴含着重构灾区社会资本的意蕴。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入手，借助灾变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探讨灾后社会工作的可行性路径。

一、灾变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及理论脉络（一）我国灾变社会工作发展现状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受灾影响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00年以后，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逐步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救灾机制不完善，应对灾害出现重大失误，有可能引发灾区的社会稳定，甚至波及到整个社会。[1]目前，我国传统的灾害救助方式与理念主要是物质性救助为主，工作形式单一，政府是主要的救助力量，救助的所有任务与压力都由政府完全包揽，而对灾区的多样性需求和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300多个社会工作组织秉持社会责任感与专业使命感主动参与了救灾和灾后重建。①这些组织主体是民间，但呈现出多样性：有民间的、有政府主导的、还有自主介入与基金会项目支持的，他们最初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志愿救助服务，随后逐步在学校、医院、福利院、社区等不同领域开展持续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老年人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社会工作在辅导灾区民众心理，协调各方关系，调适灾后适应性，传承传统文化，重构社会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汶川大地震是我国灾变社会工作发展元年，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量首次将社工理论运用到灾区社会中进行灾害救助与恢复重建的实践，如，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嵌入式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社区为平台，针对地震伤亡家庭、党政干部、残疾人和青少年儿童四类群体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绵竹青红社工站以“发展性的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服务行动的基本取向与理论指导，进行生计互助小组的培育与发展多元综合服务；汶川大同社工站立足“社会生态系统”去设计工作思路和服务措施，开展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农村妇女服务；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从“资源运作”出发，培育当地力量，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北师大港大剑南社区服务中心以“社区为本”的第三方介入方式，实现社区服务式辅导与陪伴式培训。

纵观近四年的灾变社会工作实践，每个机构从各自领域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形成了各自模式。不过，可以发现不同机构的共同点。一方面，每一个机构服务都有独特的理论取向，如嵌入式发展理念、发展性社会工作、社会生态系统、社区为本等；另一方面，每一个机构服务中都包含着整合社会资本的意蕴。社工是专业拥有者，其服务所依赖的各类“原材料”均需协调各方关系而内在挖掘或外部引入。这说明，灾变社会工作需要一个理论取向，且社会资本应当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二）社会资本是灾变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取向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并展开研究。继布迪厄之后，国外的许多社会学家也相继加入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卢里、福山等。我国也有大批社会学家不断关注与研究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问题。其中，边燕杰教授认为张文宏、罗家德、徐延辉、卜长莉、赵延东五位学者代表了国内社会学在社会资本问题上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证兴趣，虽然他们对社会资本定义不同，但其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存在于行为者与行为者联系之间的。[2]从最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形式是与潜在帮助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能够为拥有者带来利益的关系性存在。[3]

社会资本是资源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相比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职业性及应用性而言，两者在词源、内容、领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区别。即便如此，两者依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具体依据如下。

一是社会资本是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及视角。美国社会学家沃伦认为，社区存在着任务定向、工具性、个人化和正式的垂直关系和横向关系，社会工作应当从这些关系中入手。我国的许多学者、社工也从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与实践了社会工作，出现了大量理论性与经验性总结成果，如“社会资本视阈下的社会工作”[4]、“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志愿者组织管理和开发”[5]、“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就业服务的社会资本研究”[6]。无疑，社会资本已逐渐发展成为实施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

二是社会资本也是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手段。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机构都是社会工作承载的主体，是将专业转化为实际帮扶过程的执行者。在服务的开展中，社工机构、社工都必须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充分调动受助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他们社会支持网络构建，是社会资本社会支持功能的外部展示。

三是社会工作有助于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按照社会资本的关系性观点，王思斌教授总结了在弱势群体中发展社会资本的方法，提出应将社会工作的思路引入社会保障，即在保障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了关注保障对象的物质利益的满足外，还注意培养他们内部的合作关系，信任关系，促进他们之间社会资本的生成。[7]社会资本的生成是存量增长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途径。所以，社会工作有助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

二、灾后社区社会资本的冲击与流失

灾难的侵袭会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毁损、道路破坏、基础设施损害等直接经济损失。同时，灾难也会造成当地灾民隐性的伤害，如恐惧感增加、生活信心不足、支持网络打破等。其中，灾难对各种关系的冲击，也就是灾后社会资本大量流失，在较大层面影响到他们正常生活的恢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灾害造成村民原有的社区、家庭关系丧失和破坏灾害对生活贫穷与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破坏尤其巨大，特别是农村大多是用砂浆砌成的砖瓦房，抗击灾害能力较弱，基本不具备抗震性能，在水中浸泡也会垮塌，即使修好后就有裂缝。汶川特大地震中，重灾区房屋倒塌或成为危房，原有的居住场所与公共设施在灾难中往往被毁损得面目全非，造成一部分社区不再具备居住条件，被迫重新安置或整体迁移。如四川重灾区理县，建筑物和农村房屋破损严重，全县房屋破损14 560户3169万平方米，其中倒塌2095万平方米，100%的不同程度受损，部分不再适合居住地区全部迁出分散安置，甘堡乡7个村庄100多户高半山农户就被分散安置在县城红叶小区与三湘小区。②这些安置户虽然居住条件与子女教育设施等硬件设施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原有的关系网络被打破，影响了居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限制了居民社会参与度及对新社区的归属感降低。加之新组合后的关系网络难以重新构建，进一步限制了交流空间维度的发展。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汶川特大地震已确认69 712人遇难，374 643人受伤，失踪17 921人。[8]如此庞大的数据，造成了大量家庭的破碎，使得原有的非正式关系无法得到很好的维系，加剧了灾区碎片化社会的形成。如重灾区理县的61户地震伤亡家庭中，由于家庭结构的破裂，原有的互动模式与交流方式也发生改变，50%以上的家庭出现了亲子沟通障碍、老人照顾等问题。③由此，地震造成的亲友逝世在一定程度也导致了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破裂。（二）灾害对传统民族文化造成冲击灾难造成的破坏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损失、关系的破损及文化的冲击等。同样的，就文化冲击而言，其表现也具有多元特征。一是灾害造成了传统文化场地缺失。文化的展示需要平台，在灾害中基础设施平台被破坏，使得缺乏活动场所。如理县薛城镇一直都有跳锅庄的习俗，在地震前会定期不定期举办锅庄盛会，地震后由于缺乏场地，活动由此中断。二是灾害造成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下降。在灾后，人们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生活，忙于灾后房屋及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无暇参与到举办的社区文化活动中。三是灾害造成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发生变化。灾后，大量新鲜事物涌入灾区，现代的、时尚的、主流的文化观念，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总之，灾害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降低了人们的参与度，减弱了交流的机会。（三）灾害使原有组织功能弱化社会学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同时，着重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变化的研究。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灾后重建能够带来农村社会的急骤变迁。一方面，大批的灾后重建款的进入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以前，农村用于公共支出的资金十分有限，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处于隐藏状态。灾后重建过程中，大批的灾后重建款，使农村的利益冲突转向公开且突发。干群关系、村民关系在此变化中都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灾后重建进度加速了社会转型。随着灾后重建的进度，新事物、新理念不断涌入传统的农村社区，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长期以来被正式组织所压抑的利益需求由此得到了解放，农村基层政权管理模式受到了挑战。正是受到了这两方面的影响，农村原有的正式组织，如村委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等，在管理与服务村民的功能方面被削弱。

按照社会资本关系性存在的观点，无论是交流平台的缺失与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是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减弱，都说明灾后社会资本受到了影响，被严重削弱。

三、灾变社会工作中社会资本重构路径

灾难破坏了各种社会关系，灾后重建需要恢复和重新建构各种社会关系和网络，重建社会资本。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助人方法，运用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手法，能够帮助村民逐渐解决适应，畅通交流渠道，修复灾区社会支持网络，培育新的社会组织，改善由于灾害影响的关系性存在。（一）社会工作增进村民互动交流，重构灾民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实务工作时，经常需要熟练运用沟通技巧，包括与村民沟通以及促进村民之间沟通两个层面的技巧。社工服务过程中增进了村民的互动交流。一方面，社工为村民间交流提供了机会与平台。社工通过组织相关的服务活动，如社区文艺活动、社区小组活动等，增加了村民彼此间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社工为村民间交流提供了技能性支持。在每一次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社工都在用生命影响生命，传递着尊重、接纳、同理心及学会表达的沟通技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村民们的交流技巧。如重灾区理县某村一老奶奶，因灾后重建时过多地照顾自已的孙子，将自已应得的重建款全部交由孙子重建房屋，最后孙子不尽养老的义务，老奶奶只能寄居他人，生活异常艰苦，社工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社会的关心与支持，社工运用个案工作中家庭联合治疗模式，协助其解决了面临的困境，并改善了家庭内部的关系。④（二）社会工作促进社区组织发展，重构灾民与组织间的关系社区组织是由居民自己构建的相对独立的组织，它不是政府的次级结构，而是根据个人的利益需求和市场的要求作为目标开展活动的。培育社区组织，能够激发居民社区建设主体地位的思考，有助于整合社区内的优势资源，强化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推动社区多元化治理格局的形成。灾后社会工作既包括社区原有组织功能的完善，也包括培育新的社区组织，能够重构每一位灾民与组织的关系，还能协调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

社区组织与协调是一种工作过程，将社区各社会机构组织起来，多方予以协调，促进其合作努力，使社区内各种资源得以充分运用，社区需要藉此而获得满足。社区组织的培育，一直是社区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针对妇女的单亲妈妈小组、针对残疾人的创业小组、针对青少年的知识学习小组等。作为第三方独立的部门，社会工作者能够较好地发挥组织与协调角色，促进不同组织间的交流，重新建构组织间的关系，使其得到契合式发展。如理县克增村成立的志愿者组织，属于四川阿坝州首家村级志愿服务组织，为村民志愿服务提供了平台，畅通了村民与村支两委的沟通，改善了原有村民间、村民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三）社会工作挖掘与传承传统文化，增强灾后社区内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人们在某一特定地域内通过长期实践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成果。由于灾害对活动场地及相关关系的破坏，加之灾后重建现代文化的冲击，灾区传统文化亟需挖掘与传承。分析现有的理论成果，结合实践经验，社会工作者应坚持灾民需求为本、建设系统性与多元化的基本原则，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四川理县的经验，运用三步走策略实现内源性资本整合，推动灾后社区传统文化发展繁荣。具体作法：第一步，打造平台，建立社区活动中心，通过开放式的活动中心吸引灾民参与进来，以日常交流形式或观察行为表达发掘传统文化；第二步，培育骨干，成立群众性文化组织，依据灾民兴趣通过分享会形式培育骨干并成立组织；第三步，营造氛围，开展各种社区文化活动，恢复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觉性。目前效果非常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村民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灾难打破和瓦解了灾区的许多网络会和关系，使原有的社会资本受到强烈的冲击，社会工作在灾区的出现有助于社会资本的迅速恢复和构建，促进了灾区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建设。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灾区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在协调各种关系、挖掘灾区内部资本、引进外部资源方面都受到了许多挑战，完善现有灾害救助体系与发展灾变社会工作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①本数据来源于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灾害救援与社会工作资源汇编（二）》第3页。

②本数据来源于理县民政局的《汶川大地震理县灾情统计报告》。

③数据来源于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2010年度地震伤亡家庭服务总结》。

④本案例来源于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2010年度社区服务总结报告》。

[1]邓国胜， 等.响应汶川——中国救灾机制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2]边燕杰.社会资本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6（2）：39.

[3]杨海龙.民间组织发展中社会资本的“建构性”研究[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8）：53.

[4]徐祖荣.社会资本视阈下的社会工作[J].理论探索，2010（2）：77.

[5]吴颖娜.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志愿者组织管理和开发[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24.

[6]华敏丹.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就业服务的社会资本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0.

[7]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2.

[8] 星岛环球网消息.四川省政府：汶川地震重灾区房屋倒塌不可抗拒[N/OL].[2009-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