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与《去中国的小船》

【摘要】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第一篇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创作于1980年,是根据他“亲身体验”而写的,并非虚构。为了探索自身孤独与失落,村上春树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记号”,而且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不提中国,村上文学将无从谈起。

《去中国的小船》是一篇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也是第一篇暗示出他对中国持久不衰兴趣的作品。长期以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难以释怀的关注可以被视为两个民族间难以释怀的历史记忆的一种表现。对中国既憧憬向往又有难以释怀的距离感,这便是村上春树的中国观。

【关键词】亲身体验;重要记号;中国观

(一)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最初的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创作于1980年,即完成成名作《且听风吟》的第二年。村上曾坦言当时他并不懂得写作技巧,完全是根据记忆创作而成的。(注1)虽然在创作风格上还显得不够成熟,但毫无疑问,这是他最具个人色彩或“私人性质”的一篇。1983年连同其它六个短篇结集出版时特意以此篇为书名,可见村上对这一短篇的珍视之情。

2003年1月,村上春树在东京与林少华教授会面时谈道:“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注2)

值得注意的是村上明确表示他从小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而这一短篇完全是根据他“亲身体验”而写的,并非虚构。也就是说,村上从小就对中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这一中国情结通过《去中国的小船》得以真实而集中的反映――令人向往而又十分遥远,这便是村上心目中的中国。

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旧时歌谣:

很想让你坐上

去中国的小船

只坐你我两人

船儿永借不还……

不言而喻,歌谣里所传达的希望和温馨已为“我”的中国观做了铺垫,接下来便是围绕“我”与三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展开的,从而一步步揭示出“我”对中国向往之情的形成过程。

(二)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文章在第一节里反复强调这一可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可以说“我”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十分陌生的,因为阴差阳错而被分配到一所中国人的小学去参加考试。“我”以“极为暗淡的心情”来到这里。然而,“我”看到的是:“主楼门的正面,清冽的池水光闪闪地反射着早上九点的太阳。……”一切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监考官――中国老师,也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不用说,我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注3)

按照小说的时间推算,“我”去中国小学的年代应该在1960年左右,也就是二战结束15年以后,当时中日关系十分僵化,两国的历史恩怨可想而知。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想象中的中国小学会阴暗可怕,“我”的心情极为暗淡,因为整个日本充满了对中国的排斥和敌对情绪,而那位中国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语无疑深深地感染了“我”,特别是他那种满怀希望、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给“我”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观念,至使“我”二十年后依然无法忘记。“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不仅包含了对整个人生态度的追求,而且对中日两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期待。

“我”遇到的第二个中国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学生。“她干活非常热心”,“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并且和她在一起“我非常愉快”。她对工作一丝不苟,甚至不允许自己有一点儿差错。在“我”看来任何人都在所难免的失误,她却无法接受。“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她一句话也不说,完全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认真得近乎于苛刻的态度才显得她与众不同。她孤独敏感,尽管生在日本,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而且根本无法真正融入日本这个社会,所以才会感慨道:“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对她怀有本能的好感”,在工作最后结束那天傍晚,“我”约她去跳迪斯科。不料,却莫名其妙地将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电车。然而,她不但没有怪“我”,反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最后“我”向她要了电话号码,没想到“我”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的好苦……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本应同她继续联系,但因为“我”的失误,却变成深深的遗憾。

“我”遇到的第三个中国人是高中时代的同学。他“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协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虽然不曾同班,“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很有些不可思议。”

“当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再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却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说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

“我”和他最初都是怀着对生活的憧憬走进社会,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希望落空。虽然国籍不同,但都走上了有悖自己初衷的道路,陷入同样潦倒的境地。相似的遭遇、同样的失落、同样的无奈,使彼此间并非熟悉却莫名的亲切。

小学老师、女大学生、高中同学,他们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作为一个年逾三十的男人,面对“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甚为黯然神伤。”“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

“东京――甚至东京这座城市,一天在山手线的车厢里也突然开始失却其现实性,其景物开始在车窗外急速崩溃。我手攥车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过程。我的中国如灰尘一般弥漫在东京城,从根本上侵蚀着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注4)

(三)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指出:“村上为了探索自身孤独与失落的根源,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如果不提中国,村上文学将无从谈起。”(注5)

1998年8月村上春树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洪金株的采访时坦言:“‘中国人’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中国’对我来说,虽然不是实际存在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记号’。”“中国对于我来说无需煞费苦心凭想像去写,‘中国’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记号’”。(注6)

耐人寻味的是:村上在接受采访中反复强调“中国”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记号”。可见,中国在他内心深处早已留下深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并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然而,他向往的中国,更多是建立在主观想象之上的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客观存在的中国。正如文章最后一节所描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