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叙事中的传统与当代

摘要：陆续热播的《老大的幸福》、《牵挂》、《幸福来敲门》、《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家庭伦理电视连续剧，无论是从情节设置、戏剧冲突，还是从人物刻画、叙事方式等方面，不仅深入地探索了时代的伦理关系及其变化，体现了直面当下伦理困境的勇气，而且有效地发掘并弘扬了仁爱、孝悌、友恭、和顺、礼义等优秀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呈现出关怀民生的“温情现实主义”精神。

关键词：家庭伦理电视剧；传统价值；承担；发现；启迪；温情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家庭伦理剧是诸多电视剧题材中同时具备题材吸引力、情感渗透力、艺术感染力等多重艺术功效的独特种类。近年来陆续播出的家庭伦理电视连续剧，如《老大的幸福》、《牵挂》、《幸福来敲门》、《媳妇的美好时代》等，都堪称是电视剧群体中的典范作品，无论是从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还是从叙事方式等方面，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当下家庭伦理剧直面社会、家庭现实的勇气。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体现了对当代伦理价值的应有尊重，但更多的是用它温情的叙述表达了对传统伦理中仁爱、孝悌、友恭、和顺、礼义等观念的肯定，以及对情感本位的家庭观念的呼唤，对传统伦理发挥其当下价值的期待。

一、“家庭式”场景：传统伦理的价值承担

唐君毅先生在论及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时曾说：“人之道德生活，必自孝悌始，乃天秩之必然，而不可乱者，此固与中国社会之为农业社会或封建社会等问题，可毫不相干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家庭是以“孝”为核心联结而成，有家庭之“孝”道，而后有社会之“仁”道，父父子子方能君君臣臣，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是维系社会基本规范的保障，失去了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规范，必然导致家庭解体、社会纷乱、国家分崩。所以，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价值中枢，它不仅成就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丰富意义，同时也具有超越历史和民族的经久价值。

伦理道德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艺术形式的电视剧，其审美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它并不能以实践的方式直接参与到伦理标准的构建中，而是通过观念的、情感的方式，对伦理关系进行“表现”，对伦理价值进行发现和评价。相比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家庭伦理剧则更直接地体现时代的伦理关系及其变化，并通过人物性格刻画和“性格成长的历史”（高尔基）的描述表达对特定伦理关系的价值评判。

电视连续剧《牵挂》，以“老牛家”为中心舞台，讲述了父子、兄弟、夫妻、妯娌之间的情感纠结和变化。当唱大鼓的金梦瑶和作为“白领”的杨雨彤这两个有着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域文化性格的女子走进“老牛家”，“老牛家”也就不是原来的“老牛家”了，有些隔阂已经注定在所难免。作为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新的承续者，老大牛建国承担着“父亲”和“大哥”的双重角色。家族血脉的传承，他有责任，而这正是最令他头疼的事情，即便是后来的下岗，以及妻子金梦瑶多次的讽刺打击甚至无理取闹，他可以忍辱负重，委曲之中而努力求得的依然是“老牛家”的完整和继往开来的兴盛；家庭的名望和幸福，他有责任，母亲周二玲弥留之际，金梦瑶没有及时赶到，他毅然站在“孝道”一边，以小家庭的离散保全“老牛家”这个大家庭的体面；他拒绝了老同学别有用心的不义之财，行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的正路。在“被下岗”后他和建军一起努力打拼，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广阔天地，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力行近乎仁”，牛建国正是以身体力行的姿态，以端正的品行在弟弟、妹妹中间树立起刚正、孝义、善良、智慧的大哥形象，成为传统伦理价值的实现者，他是传统和现代沟通的“亲善大使”，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智慧力量，将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不同生活方式的家庭成员结合在一起，以他特有的坚韧、宽容和仁爱感染着家庭成员及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可能出现的断裂被抹平，当下的家庭伦理危机可以通过仁爱和智慧得以化解。可以说，牛建国是《牵挂》所着力塑造的理想人格，传统家庭伦理在他身上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个别具魅力的“老大”以他的激情和智慧形象地阐释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含义，重新演绎了中国传统道德强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说《牵挂》表现的是传统伦理在一个家庭内部的强大粘连作用，那么，《幸福来敲门》则更多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在组合式家庭之间的黏合力量。漂亮、洒脱的“剩女”江路在电话亭偶遇中年丧妻的摄影师宋宇生，感情的火花在孤寂的心空划过，没诚想，一段浪漫的中年爱情遭遇了一个“名存实亡”的丈母娘——钱淑华，是对女儿的思念，是对外孙、外孙女的疼爱，让钱淑华对宋、江二人的婚姻百般挑剔甚至阻挠。虽然克服了重重困难，宋、江二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但是，这个“另类”的重新组合的家庭却经历了痛苦的磨合，这种痛苦让做过跨国婚姻梦的江路想到过放弃，因为纠缠在这“非典型”的婆媳、母子和母女关系中，再炽热的爱情也难免感到窒息。但是，正是由于这份炽热，他们懂得了包容和理解。罹患中风的钱淑华，生活不能自理，是江路鞍前马后的悉心照料使她很快恢复如常；青春期叛逆的女儿，是江路不失智慧的启发式教育让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如果说传统家庭是靠孝悌维系，那么，这种重新组合的“非典型”家庭也同样体现了“孝悌”、“贵和”等传统伦理观念柔软却刚劲的力量，如春风化雨般浸润了人的心灵，由“孝”而“仁”，传统伦理在现代家庭的变化和变故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在《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家庭也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叙述场景：余家和毛家，两个“妈妈”、两个“婆婆”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在这个复杂的家庭场景中，传统伦理价值的承担者是精明的毛豆豆和善良的潘美丽，她们用自己的宽容和礼让化解了家庭内部的一次次危机。

《老大的幸福》中“老傅家”的构成则相对简单一些，“老傅家”也因此成为叙述的焦点，所有矛盾都集中在这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紧凑的家庭内部。老大傅吉祥是“身教重于言教”的力行者，他宽厚、仁爱，是“长子如父”的典范；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获得了梅好纯洁的感情回报；他谦恭、诚信，使得“老傅家”成为“和谐”、“幸福”的代名词。他更以节俭和礼让，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在这个物欲膨胀的年代，要懂得“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对名利的“知足”方能给自己腾出更大的精神追求空间，而幸福就在无限延伸的精神空间中滋长。

二、“和解式”叙述：伦理困境中的传统价值发现

市场经济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沿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轨奔驰，“一场持久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是对社会变革在“面”上的描述，实际上，这样的转型必然体现在从经济到文化，从伦理到法律，从社会到家庭的方方面面。而作为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承担者，家庭所感受到的这场转型的冲击力量又是最明显、最直接的。家庭伦理剧只有直面这种冲击，捕捉这种转型中每个细微的变化，才能真正承担起当代“伦理困境”的代言人，才能成为社会伦理状况的一面镜子。

“老牛家”（《牵挂》）并不大，却典型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关系的内在张力，这种内在的张力引起的戏剧冲突才是情节发展最深刻的推动力。

如果说，故事一开始的“怀孕风波”只是传统家庭伦理内部因自我调适而荡起的微澜，那么，金梦瑶对于传统民间艺术的放弃以及投身商海的决然，老二牛建军“跻身世界500强”的雄心，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经济大潮对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冲击。金梦瑶弃艺从商，是“老牛家”稳定的伦理结构发生松动的直接因素。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弥补不能为老牛家添丁加口的遗憾，为了挽救由此可能导致的家庭地位降低的危机，她挥泪告别大鼓艺术，试图从经济的捷径只身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这样的选择却使她和建国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小家庭物质困窘的黄灯，一边是感情隔阂的红灯；一方面，金梦瑶不想忍受牛建国逆来顺受、不思进取的态度，一方面，经济状况的改善所导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使她不由自主地偏离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束缚，因此，“离婚”并不是离开她其实很在意的感情，而是离开传统价值的限制。离开建国，就是选择对当代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依附，这是金梦瑶在做这道人生选择题时候的情感逻辑，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让她左右为难又似乎毅然、决然。当离婚成为现实，她与建国之间发生的一场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人感受到，在背离了传统伦理束缚的同时，她也违心地和一段曾经相濡以沫的感情告别了，这之后的她与建国之间的若即若离还有一次次闹剧般的“相亲”和“温柔的陷阱”，其实并不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而毋宁是当代价值观念在实现过程中，那些背负着传统的人们所交出的一笔学费而已。当代价值的实现总是在挣脱传统的束缚之后破茧而出的，它并不是一夜之间便可横空出世的现实，更多的时候体现为行走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每一个平凡的家庭、每一个平凡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焦灼。

“伦理困境”永远发生在当下，因为当历史浓缩为传统，而当下却在接受历史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稀释着传统，并试图建立新的规则和传统。生活在当下，没有人能逃避这种“困境”的纠缠，只不过这种纠缠有的来自道德内部的新旧之间，而有的则来自道德与法律或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幸福来敲门》中，江路所遭遇的便是传统伦理与法理之间的冲突。从法理上讲，宋宇生与钱淑华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女婿与丈母娘的关系，随着宋妻的身故便宣告结束了，在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宋宇生已经没有义务再去照顾钱淑华。而实际上宋宇生却一直一如既往地尽着一个女婿的责任，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宋宇生和钱淑华仍然是住在不同地方的一家人，成为江路与宋宇生走到一起后难以逾越的障碍。人情、血缘、法理等关系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江路为之彷徨、困惑。最终能让她走出困境的，不是严谨、刻板的法律条文和按部就班的法律程序，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信任，她对钱淑华的关系超越小家庭的狭隘范围，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宽广胸襟，化解隔阂和误解，以纯真的情感为星火，让更博大的仁爱和关切成燎原之势，和谐就不仅是个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在温馨、和睦中等待幸福的敲门之声。在这样富有张力的叙事中，传统伦理再次释放出它调和历史与传统的强大力量，体现出它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

相比于宋宇生和江路的中年爱情，《媳妇的美好时代》则直接将传统与现代的情爱观、婚恋观、义利观等冲突置于“80后”媳妇群体中，“两个婆婆”的尴尬处境和价值观之间的互相冲突靠什么来调和？电视剧将这种冲突的表现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着力雕刻他们灵魂深处的焦灼和苦闷。其实，两个“妈妈”和两个“婆婆”的现实本来就已经是伦理现代化的产物，而声色场里的性别服务、婚前以及婚外情、个人直接投资等，也都是现代家庭伦理和价值观念的衍生品。但不是每个人都成为这种现代伦理观念的实践者，尤其是那些因袭着更多传统价值规范的人们，如果没有宽容甚或忍让，冲突难免，困惑难免，灵魂的焦虑难免。在这样复杂的伦理语境中，叙述者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将传统伦理的价值悄然植入叙事的每个环节中，让毛豆豆、潘美丽成为这种价值的直接承担者，她们性格中的优良基因其实正是来自传统文化的遗传。潘美丽的“美丽”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漂亮，更因为她的坚守。她不仅坚守着对毛锋的爱，还坚守着传统美德和品行，坚守着一个农村姑娘“原生态”的本色。叙述者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更多的是赞赏和褒扬，她的美丽中有一股力量，正是叙述者所期望的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绵长的可持续的力量。媳妇们“美好时代”的到来其实是优秀传统伦理观念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简单的“打败”，毋宁是一种智慧的“和解”，这种胜利，不是简单的回到历史，而是在当下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坐标。

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传统的迟早要成为当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更多地关注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真实地生活的每一个人。傅吉祥（《老大的幸福》）乐观、豁达，这并不意味他没有情感的伦理的烦恼，这个人物形象的可爱和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明辨义利是非、推崇诚信、仁爱的“智者”，惟有这样的“智者”能在任何伦理困境下游刃有余，能在当下洒脱、自在地生存。牛建国、傅吉祥、江路等这样一些承载着传统伦理价值的人物形象告诉我们，家庭伦理电视剧正是以这种“艺术实践”的方式，以直面伦理困境的勇气，以民生关怀的温情，以价值发现的艺术智慧，参与到当代伦理建设的进程中。

三、“大团圆”结尾：冲突语境中的传统价值启迪

家庭题材电视剧似乎留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家长里短的故事、轻喜剧的风格和“大团圆”的结尾。《牵挂》：除夕的夜晚，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融融，金梦瑶在家人的陪伴下，幸福而不无骄傲的笑容比绽放的礼花还要灿烂；《老大的幸福》：帮助弟兄们解决了问题，留下了一段感情的美好回忆，傅吉祥带着干儿子乐乐，哼着《幸福就是毛毛雨》踏上了回乡的路；《幸福来敲门》：瑞雪纷飞的除夕夜，宋宇生敲开了江路新开的美发店的门，等待他的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媳妇的美好时代》：豆豆怀孕，余好、豆豆、美丽三个媳妇儿合影，共同憧憬美好未来……

从接受角度分析，“大团圆”的结局满足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审美期待，这一点无庸置疑，然而，“大团圆”的结尾不是对传统伦理的简单回归，更不是当代伦理价值对传统伦理迅速解构的胜利，而是当代和传统在温情关注下的和解，一场和谐的牵手，实现了价值观念之间的彼此通约，实现了几代人同享人间温情和幸福的美好愿望。

饶有意味的是，这些家庭题材剧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回家”母题的叙述。

《牵挂》中的老二建军不切实际、鲁莽冲动的个性并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作为铺垫，更多的是以市场经济对个人价值实现的尊重为其社会内涵，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当代价值观念。而他的妻子杨雨彤，这个来自上海的“白领”本该比“老牛家”所有成员更有可能追随当代伦理和价值观念，但是她扮演的却是一个传统家庭妇女的角色，虽然有过离开“老牛家”的冲动，然而，传统的力量让她留了下来，让她成为建军最坚强的后盾。杨雨彤的贤惠、隐忍和默默奉献，使建军这只涉险航行的小舟在一次次的风浪之后，还能有一个温馨、宁静的港湾可以停泊。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毛锋，生性浮躁却不失精明，但是在个人情感问题上，他却屡屡表现出缺乏自制的“花花公子”特征。在被龙瑾“一脚踹”的挫折后，邂逅了来自农村的“原生态”却又不失时尚的漂亮女孩潘美丽，并在相识、相恋之后，克服了城乡间的观念隔阂，连拉带拽将美丽娶回了家。尽管有勤劳、节俭，内外兼修的媳妇儿，但毛锋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龙瑾的诱惑，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他，与龙瑾的感情死灰复燃，甚至受龙瑾的蛊惑、欺骗要去搞投资，并最终竹篮打水。正是潘美丽的隐忍和不离不弃，最终让心猿意马的毛锋，这个灵魂上的浪子，背负着没有完全丢弃的人性良知的行囊，重新回到了家的驿站。

江路和宋宇生的离家（《幸福来敲门》）则不是“浪子”的灵魂漂泊，而是在经历了情感的挣扎之后的主动逃避。江路认为自己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挽救他和宋宇生的感情以及这个“另类”的家庭，但效果却不让她满意，她的离开并不意味着她的失败，而是与困境保持一种距离的选择性策略，因为有爱和牵挂，她这只风筝迟早要回到平稳的地面。江路的离开让心碎的宋宇生踏上了之旅，当两个人有了爱的结晶的消息传来，宋宇生——这个“风雪夜归人”敲响了江路新开的美发店的门，等待他的是江路温柔的情怀和一家人对未来幸福的期许。

我们似乎不应该忽略家庭题材电视剧对“回家”母题不厌其烦的叙述。从创作和文本角度分析，“回家”直接导致了这些电视剧封闭式的结尾，但是这种封闭式的“大团圆”结尾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大众接受期待的迎合，文本中所寄托的对叙述对象的理解、同情是与传统接受心理的一次情感上的谋合，而这些多少闪烁着成功和胜利光辉的结尾，则更多的包含了叙述者对传统伦理价值的理性思索：我们的传统究竟走向何方？我们这些在历史上曾经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坚强而荣耀地生存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伦理和现代文化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答案似乎就在这些电视剧的结尾中。除了温情脉脉的注视和关怀，还有微笑之后的反思和启迪。

传统遭遇当代，并非势同水火。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思想与社会中的西方文化，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文化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转而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就必然荒废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事实上，中国的传统伦理完全可以用它几千年涵养的宽容，理智而富有情义地包纳一切，它完全可以与当代价值观念一起“和而不同”地相处，并给予众生以持久而真切的关怀。传统伦理的这种精神文化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也可以是世界的。罗素在提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时曾说：“吾人文化之特长为科学方法，中国之特长，为人生究竟之正当概念。中国所发明人生之道，实行之者数千年，苟为全世界采纳，则全世界当较今日为乐。”李约瑟则说：“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的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拯救我们。”当代也都是传统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对于历史和传统采取的虚无主义最终只能导致我们迷失在当下。

因此，家庭伦理电视剧“大团圆”的和解模式，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家庭伦理故事本身。每个人都活在牵挂中，每个人都期待幸福和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身处瞬息万变的当下，我们会对历史和传统情不自禁的回眸，这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牵挂，它有极强的召唤力和吸引力，它让我们在家庭和社会，在传统和当代，在爱情、亲情、友情中保持着适度的空间，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和更从容的心态面对正在发生和必将发生的一切，这不是传统伦理价值的神话，而是当前家庭题材电视剧“温情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也许我们会说，像《媳妇的美好时代》、《牵挂》这样的电视剧没有打磨更多戏剧冲突的棱角来刻意营造悲剧氛围，这使得它多少缺乏了对家庭伦理当下冲突的批判力度和反思深度，但温情的现实主义未必不是清醒的现实主义，因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吝啬对最广大民众的同情和理解，而他们对于时代变革的批判完全可以溶解在这种永远不会过时的人文情怀里。所以我们又可以说，温情的家庭伦理剧不仅有直面当下的勇气，也有着豁达、包容的气度，在对传统伦理价值再发现的乐观期待中，它们同时呈现出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