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从单数到复数

在当今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中，女性主义批评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但很多读者甚至研究者只是认为这是个“新”名词，只是感受到女性主义思潮那种巨大的冲击力，却没有意识到这股巨流向前涌动时是如何融汇了各个支流，如何占领了一片宽广多姿的流域。

女性主义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背景是妇女解放运动。一般认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发端于19世纪末，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要求男女平等，争取政治权利，因此这一阶段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一般认为是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最早起源于美国，在时间上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主要目标在于消除两性的差别，认为两性的差别是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等等。

从总体上来说，最早开始的、目的在于追求平等教育机会、平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这种女性主义斗争，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范畴。美国女性主义研究者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在其著作，第二版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Feminist Though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1998）一书中，将女性主义思潮化分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发展阶段，系统地梳理了女性主义思潮中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和观点；从18、19世纪的女权运动，到写作《性政治》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米特利，到存在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波伏瓦，再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埃莱娜・西苏、露丝・伊丽格瑞以及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及至目前声势日隆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苏珊・格里芬等人，清晰地勾勒出了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脉络。

这部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明确反对以单一视角来看待和理解女性主义，导言的标题便是《女性主义思想的多样性》；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的英文副标题还特别强调：这是“一部更全面的导论”。何以体现其“更全面”的特点呢？除了作者善于把握理论发展动向，随时代的发展调整理论框架，将新兴的女性主义理论（如生态女性主义）纳入视野之外，“更全面”还体现在作者对女性主义始终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重视“女性主义思想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

在强调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异质性的思潮影响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模式开始动摇，从单一性别的纬度切入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也显露出其不足。社会性别、社会等级、、性取向、种族身份等因素在交叉互动中构成了一个多元的网络结构。女性主义思潮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已经与当初单一的争取女性政治地位的目标有很大差别，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多元、丰富的理论。正如加拿大学者林达・哈琴所言，“再也不能以单数的概念来谈论女性主义，而应以复数的概念来谈论它，因为女权主义的类型和女人的种类是一样的多”。

作为新兴批评理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合流的产物，此术语由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在《女性主义与死亡》一书中首先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危机――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的必然产物，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的逻辑。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此。生态女性主义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以生态学作为总的背景，生态女性主义者可以采用文学、种族、社会、文化或后结构的女性研究范式来深化和拓展女性对政治的关注，因此也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最具包容力的派别之一。

女性主义批评不是文学文化研究的惟一视角，学者杨丽馨在《抑郁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一书中就曾经明确指出：性别的视角诚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而且在历史上是被遗忘了的视角，但人际关系并非仅仅由两性关系所组成，它还包括阶级的、宗教的、种族的、性倾向的等其他多重因素所制约的关系，而诸种因素本身又是时刻处在变动之中的，因此，僵化地只以某种维度去研究评价文本，只能是管中窥豹，不及其他，因而也就难以全面客观地理解作家作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