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语义学理论在我国的历史反省思

一、引言

西方语义学思想传入中国始于1930年代。1930年，英国学者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在《清华学报》《〈意义底意义〉底意义》，文中引入学科术语semasiology（意义学），成为中国引进现代语义学思想的开端。现代语义学思想在经历80余年的译介、引进和发展之后，到了该回顾和反思的时刻，以便发现和纠正学科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梳理现代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轨迹，旨在为该学科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已做过现代语义学思想的梳理研究，如王秀丽（1996）的欧美语义学的历史、张家骅（2001，2006等）和杜桂枝（2006）等的莫斯科语义学派、李炯英（2005）的波兰语义学派、贾洪伟（2010a，2011）的西方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新时期中国语义学的问题与展望，等等。其中张家骅（2001，2006）、李炯英（2005）、杜桂枝（2006）等属于主题研究，王秀丽（1996）、贾洪伟（2010a，2010b）等属于通史性研究。纵观中国的语义学历史研究，我们尚未发现有关以苏联语义学在中国传播为主题的通史性研究。前人在中国理论语言学史（邵敬敏1991）、语言学典籍汉译史（姚小平2007）、苏联语言学典籍汉译史（贾洪伟2010b）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为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现有文献，本文拟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扼要梳理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相关历史背景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为界对这段历史给予分期，总结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成因、阶段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语义学发展造成的影响，以便为中国现代语义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撰写提供史实参考。

二、历史回顾

西方语义学思想传入中国始于瑞恰慈于1930年引入semasiology（意义学）这一术语。同年，王古鲁以日本安藤正次著《言语学概论》（1926）为蓝本编译《言语学通论》，引入semantics（意义学，今称语义学），成为中国第一个以semantics与“意义学”对应的学科术语。后来，李安宅根据马林糯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今译为马林诺夫斯基）、吕嘉慈和欧格顿（C．K．Ogden，1889－1957，今译为奥格登）诸位学者的观点编写《语言底魔力》，书中引进了语言哲学家弗雷格提出的“语义三角”理论（也称意义三角说）。尔后，因《语言底魔力》（1931）售罄，遂将其与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九卷）》（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33）所写论文Language的译文《语言的综合观》合并成《巫术与语言》（1936），促进“语义三角说”的普及。进而，李安宅在吸收和借鉴《意义底意义》的内容和框架基础上，编译出版中国第一本语义学专著《意义学》（1934），标志着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建立。

1939年傅东华在《东方杂志》第21、22期发表《文法稽古篇》，文中出现“语义”这一表述。四十年代后期，高名凯先后发表《中国语的语义变化》（1947）和《中国语的语义变化与中国人的心理趋势》（1948），探讨汉语的语义变化及其语义变化与心理变化间的关联，系中国首次出现“语义学”代替“意义学”的现象1，为50年代出现的“语义学”定名奠定了基础。经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吕嘉慈和王古鲁率先引进“意义学”术语及其相关知识到1949年，中国共出版译介语义学相关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6篇，但尚未发现有关苏联的语义学著述。经过考察，我们将1950年确定为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思想的起始之年，到1991年解体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出版源自苏联的语义学著作一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参见附录）。下文专门讨论自1950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产生的影响。

三、历史分期

贾洪伟（2010a）将西方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分为五个阶段：肇始期（1930－1949）、彷徨期（1950－1966）、复苏期（1978－1990）、拓展期（1991－2000）和新世纪的发展期（2001至今）。根据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轨迹和文献，我们发现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处在西方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彷徨期”和“复苏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治外交关系紧密相关。为便于梳理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本文拟将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1950－1991）给予单独分期处理，即：肇始期（1950－1960）、发展期（1961－1966）和终结期（1977－1991）。

1．肇始期：1950—196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致使苏联语义学研究成为影响中国现代语义学的主流。自1950年开始，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苏联语义研究的成果，甚至连讨论的问题也从苏联输入，这些成果有的单篇（部）出现，有的混杂在语言学的著作之中。现仅以代表性的著述梳理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的大体走向。1950年徐沫翻译《马尔的语言学说》，在论述形态和意义问题时，作者认为“现在要谈到人类声音语底形态学（Morgologio）和意义学（Semantiko）了，首先，我们必需指出：雅弗语言理论在这二点上也探究出了一个源泉。这源泉不但预先规定了声音语底产生，并且也预先规定了它底外形（声音）和内容（意义）诸方面底进化。这源泉便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基础的人类底社会！”（徐沫1950：17）。该译著成为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思想的开端。自此，苏联语义学思想不断地涌现于各类著述之中。

自1955年开始，学界将注意力从马尔语言学视角转向语义学在语言学科门类中的定位（如《语义学在语言各学科中的地位》，1955），进而批判和引进所谓“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吴富恒1955：62）的卡尔纳普语义学思想，最终转向以语言研究为核心的“结构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的引进和探讨。

譬如，吴富恒肯定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所谈到的语义学”，并认为“那里的语义学是语言学里一个部门，……约相当于中国的训诂学”（吴富恒1955：62），批判美籍哲学家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是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的产物；尹仲贤从“美国的唯心主义语义学家切斯（Chase）所著的《词的暴虐》（Tyrannyof　Words）一书”为切入点，批判语义学是“欺人的语言魔术”（尹仲贤1956：170）；管士滨译《从逻辑经验论到语义学———对新实证主义的总清算》（1957）也对哲学语义学进行批判。

然而，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1958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选译了“结构主义问题讨论专辑”，其中第五篇为列夫辛所写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学和词的研究问题》，针对卡尔纳普语义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与大气候不相同的声音：“卡尔纳普的意义学思想，如同控制论一样，已经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的疯话。从来没有人试图把‘普通意义学’（general　se－mantics）或‘意义哲学’的实证主义结构，或甚至不甚懂得语言本质的人的非科学的宣传性议论跟像卡尔纳普这样的学者的客观上有价值的、科学的方法区别开来。卡尔纳普的主要成就是建立抽象语言，它是科学研究上的良好手段。然而，它却常常被宣布为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说它离开现实的语言的研究而跑到另外的方向去了。这当然是谬误的”（边兴昌1958：68），从而，扭转了对哲学语义学一度热批的状况，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使得中国语义学随着苏联语言学界的觉醒而回归正途。

纵观肇始期的语义学文献，该期共有语义学相关著作一部、论文19篇。可见，在苏联语义学传入的肇始期，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的专门篇／著已有很多，可能与当时苏联语义学研究的队伍和著作数量有关，且对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的影响很大。苏联语义学带来的影响可归纳为：扭转了中国三、四十年代将西方语义学理论融入传统训诂学，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倾向，有了语义学研究和讨论的方向，开始思考学科本质和学科定位问题，向词义研究转向，纠正了对哲学语义学的错误认识。此外，在苏联语义学前期错误研究方向和后期“拨乱反正”学风的引导下，中国现代语义学界确定了正确的学科观念，将该学科正式定名为“语义学”，并得到广泛的认可。

2．发展期：1961—1966

从1961年到1966年，中苏关系恶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苏联语言学的引进，但从现有语义学文献看，苏联语义学思想对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影响依然存在，即在肇始期苏联语义学界提出的“拨乱反正”思潮。这一思潮致使中国学者认识到所谓资本主义语义学思想的参考价值，并开始引进相关的理论思想，进而造就了中国现代语义学“彷徨”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并未停止对苏联语义学思想的引进，只是引进的数量较少，主要是沿着苏联语义学的思想摸索前行。1961年，李振麟先后翻译卡尔纳普的《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和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概念与语义学基础》，系统引进原汁原味的“普通语义学派”的理论。同年，吴棠翻译切斯（Chase）撰写的《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率先次引进美籍波兰语义学家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理论。1962年，尚英翻译阿普列祥撰写的《乌尔曼的结构语义学》，率先引进了“结构语义学”思想；次年，李锡胤发表《介绍乌尔曼新著〈语义学〉》一文，专门介绍乌尔曼出版的专著《语义学》一书；后有曾冲明翻译乌尔曼撰写的《描写语义学和语言类型学》（1965），系统地引进乌尔曼的语义学思想（从结构语义学到描写语义学），引导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走向深入发展的方向。据现有文献，苏联语义学思想影响的发展期共有文章七篇，其中翻译苏联语义学的文章仅有一篇。在苏联语义学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时期引进的完全是原来大加批判的英美语义学，其原因在于建国后中国语言学界顺应大的潮流，紧随苏联的步伐推崇、引进和批判马尔语义理论，批判美国为主的哲学语义理论，到斯大林下台后对普通语义学理论的充分肯定，导致直接翻译西方语义学著作数量的增加。此外，由于盲目的跟苏，该期的语义学成果中不免存在重复劳动的现象，比如卡尔纳普的《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1961＆1964）。与肇始期相比，发展期的特点在于：随着苏联的步伐扩大了引进的范围，而且引进中伴随着批判和分析，锻炼了国人的专业思维；引进的学派范围更加广泛，从哲学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本体论到结构主义和描写语义学为主导的普通语义学。

3．终结期：1977—1991

1967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停止了国外语言学成果的引进。“从出版物的数量来说，中国语言学界几乎与苏联语言学界断绝了往来，使得苏联语言学的引进处于绝对的停顿时期，即这十年间，中国语言学界再也没有翻译发表过任何苏联语言学的成果”（贾洪伟2010b：73－74）。这段时间中国不但失去了苏联语言学界的指导，还使得整个科研处于瘫痪的状态，对中国语言学的整体发展影响很大。1976年中国结束了历时十年的，百废俱兴，语义学的引进工作也得以恢复。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转变，苏联最终于1991年解体，标志着苏联语言学时期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思想的终结。自1977年至1991年，中国共出版发表相关成果7篇，多出现在1980年代中后期，几乎都是俄语界学者受到苏联语义学思想影响而作，对推动中国语义学的应用发展影响较大（详见本文四）。该期仍沿着苏联语义学“拨乱反正”后提出的指导方向继续前行，进一步加大引进的力度和广度，以巩固西方语义学思想的消化和应用，进而促进西方语义学思想与汉语语义学应用领域的融合。

1983年李锡胤翻译《形式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促进比尔维施（Manfred　Bierwisch）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同年，王德春发表《词汇学、语义学和词典编纂———再评苏联〈英俄大词典〉》，从词汇、语义和词典的视角探讨词典编纂的得失，对语义学理论知识应用于词典编撰具有借鉴意义；1984年赵其吕翻译亚罗斯拉夫等的《音乐的语义学分析》，为语义学理论用于音乐分析开辟了新的途径，拓宽了国内音乐研究者的视角；1985年赤丹翻译苏联学者Ю．А．Сорокин的《篇章语义学及其形式化》，首次引进篇章语义学的思想，为日后篇章语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当时盛行的篇章研究理论的引进；1986年倪波发表《俄语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与任务》，探讨中国俄语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等学科基础问题，促发了俄语语义学的学科意识；1987年出现两篇文章《关于语义学派批评》和《语义学与词典编纂》，前者反思语义学派存在的问题，后者继王德春之后深入探讨语义学应用于词典编纂的理论问题，促进了语义学理论在词典编纂中的思考和应用；随后顾柏林发表《新的语义学理论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1988），进一步探讨语义学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问题。

由上述可见，苏联语义学的影响业已延伸到篇章语义研究、音乐分析、词典编纂等领域，为日后中国语义学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语义学与词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就语义学用于词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中国俄语界受到苏联语义学、词典学和词汇学的影响较大，率先采用现代语义学理论编纂俄语词典，为日后语义学理论应用于词典编纂做出榜样。纵观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史，苏联语义学时期尚处在大量引进西方语义学思想的时期，对中国引进西方语义学理论的方向、内容以及对语义学理论的思考、应用和学科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影响

纵观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四十年，我们发现苏联语义学思想对中国现代语义学发展的影响可归纳为如下：

（一）扭转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将现代语义学理论和方法融入传统训诂学，企图建立中国特色的语义研究学科的倾向，为中国现代语义学正名，从建国前提出的“意义学”和“语义学”名称到确定“语义学”这一学科名称，为中国语义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建国前中国从日本和英国学者处引进语义学思想，随着苏联语义学的传入和一统天下，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批评和批判西方所谓“资本主义语义学”的思想，到斯大林下台后对西方语义学“拨乱反正”，正视西方语义学思想的学科价值与地位，从而大量引进西方语义学理论，我们称之为“西方语义学引进的转向”；

（三）建国后，随着苏联语义学的引进和指导，中国语义学界经历了对西方语义学理论的“批判”到“借鉴”的思考转向；

（四）在语义学思考层面，中国语义学界借鉴苏联语义学中词汇语义的思想，将语义学理论应用于词典的编纂，为日后词典的编纂奠定了应用基础；

（五）随着苏联语义学的学科思考，中国语义学者思考了中国语义学学科的基本问题，为今日中国语义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五、结论

纵观苏联语义学在中国的影响，我们发现苏联语义学思想对中国语义学发展的影响存在其合理性：扭转了中国将语义学理论与训诂学混为一谈的倾向、纠正对西方语义学理论的错误认识、对语义学学科基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以及语义学理论在词典编纂中的运用。同时，苏联的影响也存在其不利的一面：苏联语义学从“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西方语义学理论，甚至遏制西方语义学的传入，阻碍了西方语义学理论在中国的正常输入和发展，语义学上这一“一边倒”的态势随着中苏关系的瓦解而停止，为中国语义学吸收和借鉴西方语义学理论清理了道路。此外，苏联语义学思想的影响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拨乱反正”后的苏联语义学指出西方语义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为中国语义学日后引进西方语义学理论和建立自己的学科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