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

1989年，苏联剧变发生。在新闻领域，众多新闻学者探讨了苏联大众传媒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从新闻体制本身分析。以一种系统的观点来看，新闻传播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其他社会系统。因而本文试图以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冲突理论与安全阀体制说为理论视角，透视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社会冲突理论

西方社会学家科塞以齐美尔的冲突论为基础，深入展开对社会冲突的论述。他肯定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认为“冲突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因为它导致团结的重建和群体的平衡。”并进一步指出，“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显然，社会内部冲突在安全阀内能够增强社会系统的适应功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安全阀体制应在社会结构中制度化。与之相对，社会冲突积极功能的否定、安全阀体制的功能缺失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不能得到缓冲和宣泄，其毁灭性力量不断积累，最终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

新闻学者丁柏铨曾说，“媒介功能的调整和延伸反映了媒介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有赖于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互动。新闻传播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担负着重要而独特的功能角色：传递社会信息，党和人民的喉舌；舆论监督，公众信息的平台；教育和娱乐等。这些功能的平衡发挥可以使得大众媒介起到缓冲矛盾和冲突的作用。

出版自由学说与书报检查制度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腊时期，当时雅典当局颁布了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皆包括在内。

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一类宣言都将成为空话。管制出版物及实行新闻检查，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产物，是对人类理性的迫害，因为出版物是理性的结晶。“杀死一个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但不准书刊出版，乃是毁灭理性本身。”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

俄国政治社会上的革命之举，是以新闻作为革命的先锋。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以报刊作为宣传手段，组织群众，进行公开、秘密的政治斗争。党的领袖列宁在多年的办报实践活动中，运用党报思想，建立了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他认为“报刊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他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后，就必须停止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当然在开始的特定时期，这项手段是必须实行的，以确保胜利的果实)。这项工作初期是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自1923年后，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版社。尤其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检查制度便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了。斯大林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理论与行动严重脱节，他并不把民主建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20世纪30年代后，更是长期实行严厉的出版检查，新闻媒介无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

严密的出版检查制度导致苏联新闻事业高度集中、高度封闭，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权化。本应成为党和人民喉舌的社会主义报刊成为执政者的传声筒与发号施令的工具。首先，新闻媒介的信息功能完全受到漠视与压抑，客观存在的发生于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公布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局的政治需要，凡是对现行政策不利的消息―概秘而不宣。苏联公众事事被蒙在鼓里，既然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当然也无法“在争鸣中辨明真理”，第二，当时严密的出版检查根本就不容许“意见的自由市场”，制造一片举国升平之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和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成为空谈。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这位20世纪50年代做过《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的红人，曾经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在《真理报》做过20多年的副总编辑的阿法交纳耶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但“《真理报》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奏。”当时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就曾私下评议：“总有一天工人阶级要为此而同我们算总账的。”可见当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的人，也预感到一味粉饰太平未必真能维持太平，一味掩盖矛盾只会使矛盾愈积愈深，他们的预感后来不幸而言中了。

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识中，社会冲突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分裂性的和有危害性的现象。对于书报检查制度对党和国家近期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给予了太多关注，却忽视了其对国家、社会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苏联的大众传媒共同塑造出太平盛世，无意识地积蓄矛盾，以至于形成破坏力量。而这种力量最终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突破发出来，造成国家各领域的局面一片混乱。有些学者把苏联剧变的原因归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只能说是抓住了表面原因，正如吃第三个馒头饱了，但是若没有前面的两个馒头，是不会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