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实务中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认定

近年来，机动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不仅在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在法学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审判实务中法院工作人员也同样存在一定的困惑，出现了不同的处理意见。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进行认定，从而依据其保险或保证的性质，分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法学理论来做出最合理的判断。

一、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保证的性质，保险人进行该保险业务实际上是进行了一种担保行为。1、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以其资信能力向债权人作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则由保险人依约履行保险责任来保证债权人享有债权的实现。2、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3、保证保险合同在履行上具有或然性，即保障保险合同所涉及的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保险人才履行合同。4、保证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一般是不可抗力或者债权人的过错。保证保险符合担保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

保证保险名为保险实际上也存在许多不符合保险法一般原理的地方，比如保险事故的发生，按照保险法原理，保险事故必须是客观的、不确定的、偶然发生的危险。换言之，保险事故的发生应不以当事人主观的影响。但保证保险事故的发生则完全取决于投保人自己的主观意愿，除遭遇死亡、丧失劳动能力、破产等特殊的情形，均属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债务。所以，保险合同本身包含了保险诈骗的危险。

二、保证保险合同的形式和实质是不一致的，是采取保险形式的担保。保证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担保行为，其具有担保行为的一般特性还具有保险的特定性，而且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这种保险的特殊性是值得高度重视的。1、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不同于一般的担保合同，保险人为依据保险法取得经营保证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其抗风险能力、业务审查能力均高于一般的保证人；2、合同内容不同，一般保证合同是单务的无偿合同，但保证保险合同具有双务性有偿性，保险人提供保险业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保险费；3、在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在保证保险合同中，只要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就承担保险责任；4、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在其内部对保险收益和保险风险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收取适当的保险费之后成立的，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保证合同的签订，一般情况下，事前不存在这样的盈利目的，也没有严格的风险评估机制的保障，一般保证人也没有保险公司所具有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保证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公司的抗辩显然要低于一般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以一般保证合同中的义务要求来衡量保险公司是不合适的。

综上，在认定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是担保的前提下，更应该注重保证保险的特殊性，否则，就没有研讨保证保险的必要，直接适用相对更全面的担保的有关法律规定就可以了。因此，在审理保证保险的案件中，应遵循以下法律适用原则：对于保险法和担保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当优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的规定违背保证保险合同的实质和目的（担保），应当适用担保法的规定；对于保险法未规定的，应当适用担保法的规定。

三、保证保险合作协议的效力认定。保证保险合作协议一般是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就消费贷款签订的合作协议，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当然应认定为有效。关键在于该合作协议和保险合同的关系。保证保险的合作协议是保险公司和银行为未来的一系列保证保险合同所签订的框架协议，时间通常在前，当该协议与单独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发生不一致时，应遵循那一份合同的效力是个问题。本文认为，首先应依据双方对两份合同效力的认定，双方的约定明确，当然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双方对遵循那一份合同约定不明确，包括对部分条款的适用问题约定不明，应以后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该保险合同签订在后，应视为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新的约定。

四、保证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最终审查义务。最终审查义务是保证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关系到投保人骗保时，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法庭受理的保证保险案件中，几乎每个案件的保险公司都提出了这个抗辩理由。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将违背保证保险的本质和目的，因此保险公司的该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如果依据保险法规定的最大诚信原则，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自身的投保状况，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如果允许保险公司这么做则不符合保证保险的实质和目的。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都不允许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抗辩，而保险事故的发生取决于投保人是否自觉还款。因此，保险公司的利益完全寄托在个人的主观意志上是保险公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保险公司均可通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审核投保人的资信状况来减少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并在收取保险费时可要求投保人提供反担保，这样可有效降低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的损失，这也符合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再次体现了保证保险的担保性质。

保证保险的最终审查义务由保险公司承担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对银行而言，贷款的安全、足额、按期偿还是其追求的最大目标，因此银行会通过保证、抵押等方式来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保证保险就是其中非常好的转移风险的手段，保险公司利用其行业的特性获取了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承接了银行的风险，保险公司首先应审查投保人的资信，这种审查义务是其收取保险费的对价之一，也是其将承担保险事故风险的必然要求。对于银行而言，保险公司的保单是其发放贷款的依据之一，银行考虑的是贷款能否收回，当保险公司开出保单时风险已经转移，其在发放贷款时，也就可以减轻对借款人资信的注意力度，其发放贷款的行为在保单签署之后，从时间上看也是先由保险公司进行资信审查。当然，对最终的审查义务的归属仍应首先遵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无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才将该义务判由保险公司承担。审查义务归属的确定，也是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之一。

五、保证保险纠纷处理过程中的一些其他问题

1、关于投保人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的处理。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借款有欺诈行为，其借款实际未用于购车，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作为借款合同从合同的保证保险合同也就无效。依据合同法关于欺诈行为的规定，银行享有撤销权，此时银行具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追究欺诈人的责任，也可以选择不行使撤销权，让借款合同成立，保险公司承担责任，这也印证了担保法所规定的债权人的选择权。退一步讲，即使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合同因种种原因而无效，保险合同也并不必然无效，这是由保险的特殊性决定的，处理审理保证保险的案件中的法律适用原则之一是：对于保险法和担保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当优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认定保险合同无效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担保的目的与本质，保险的特殊性就在于利用保险经营的特殊机制来分担风险，保险公司有收取保险费的盈利行为，也因此承担高于一般保证人的责任。所以，在担保的主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也不应认定保险合同无效，这是由保险的特殊性决定的。当然，保险人若能证明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对借款人的欺诈故意是明知的，或者是双方进行了串通，则依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可直接认定保险合同无效。

2、保险条款的解释问题。（1）不能认为是格式合同，而片面适用反立约人原则。该原则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和途径，不具有唯一性，也无适用上的优先性，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反立约人规则应以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为基础和前提，保险特有的技术和合同条款中的专门术语应得到尊重。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解释也没有一味不利于合同的提供者，而是规定首先按照“通常解释”予以理解。（2）保险条款的效力，带行政审批性质的条款效力不同于各保险公司自行制定的条款。保监会制定的格式条款（修订后的《保险法》取消了保险监管机构直接制定保险条款的做法）、经保监会审批的格式条款、报保监会备案的保险条款（以上三者为规章性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自行制定的普通格式条款，审判中应予以区分。国家意志介入的程度越深，保险公司的义务应当越轻，反之亦然。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和普通条款的格式条款是不一样的，规章式的保险格式条款是由国家机构指定的，不能一概的适用反立约人规则。（3）保险公司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在保证保险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同样提出了有关说明义务的免责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对此争议较大。保险条款本身没有体现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保险法》实施后，一些保险公司采取了如下对策：在投保单上加注声明条款，声明保险人已尽明确说明义务，并要求投保人签字确认。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保险人的举证责任，减少了纠纷的发生，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保险条款仅印制在保险单背面，投保人投保时往往见不到保险条款。二是没有对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进行提示或特殊印制。以平安保险公司的条款为例，除新实施的车险条款、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等条款外，包括保证保险在内的大多条款在印制上没有对责任免除条款进行提示，也没有采取特殊方式印刷。三是对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概念理解过于狭隘，认为仅指免除外责任条款，没有认识到限制保险人责任的免赔额（率）条款和被保险人违反义务保险人可解除合同或拒赔条款也属于责任免除条款的一部分，因而未予以明确说明，在我们的案件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就主张依据保险合同的部分条款要求部分免赔率的抗辩。

保险条款规定得清晰、明确部分实现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人未对规章性保险条款进行说明的，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当从宽要求。对保险人违背一般保险条款说明义务的，不应当判令其承担任何民事上的责任。对保险人违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应当判令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违背保险公司自行制定或私自添加的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应当严格按照《保险法》的规定认定其不生效，保险人仍应承担保险责任。

关于“明确说明”的界定。明确应是达何程度，保险人就免责条款的说明是否明确是审判实践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是：“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实践中，保险公司通常因各种原因而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判断的关键标准在于能否达到“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效果。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普通人都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没有必要做过多说明，保险人尽了提示阅读义务即应当认定其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于免责条款中的专门术语，通常人不易理解的，则保险人不仅应履行提示阅读义务，还应解释其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