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8 01:09:44
在“合作教研，学术为先”这一宗旨的指引下，为了推动语文教学迈向专题研究，加强语文学术思想交流，实践语文先进教育理念，推动语文教学健康发展，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室于2012年5月18日在吉林长春自由校区举行了主题为“诗歌教学与研究”的第二届语文学术节。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七百余位中学语文教师参加了本次学术节活动。活动邀请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吉林省教育学院高中部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担任点评嘉宾。
本次学术节的活动由四个环节组成：诗歌教学观摩课、“诗歌教学与研究”主题论坛、专家点评、名家讲座。在名家讲座环节，主办方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当代诗人、文学评论家王家新先生，做了题为《诗人眼中的诗歌教学》的主题报告，王家新先生从诗人创作、学者批评等多元角度对诗歌的教学与研究进行了精彩的讲解，得到了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
以下，笔者将重点围绕学术节的诗歌教学观摩课、“诗歌教学与研究”主题论坛两个环节来传达自身的感悟与思考。
看点之一：《神女峰》——知人论世，古今贯通
在诗歌教学观摩课环节，东北师大附中的李跃庭老师执教人教版选修教材篇章——舒婷《神女峰》。他灵活地运用“知人论世法”和“古今贯通法”，针对学生普遍感到困惑的疑难意象（如“远天的杳鹤”“春江月明”“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和情感（“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进行分析。深化了学生对舒婷诗歌创作的女性立场的理解，进而增强了他们对“朦胧诗派”创作风格的体认。学生深情而精彩的朗诵，师生睿智而深刻的对话，都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点之二：《定风波》——文本细读，中外比较
在诗歌教学观摩课环节，田宇老师执教人教版必修教材篇章——苏轼《定风波》。他引导学生运用“文本细读法”，对《定风波》的散文小序与词作正文进行交互阐释，从而发掘出对词作内涵的崭新的认知；同样难能可贵的是，他引入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名作《豹》，与《定风波》进行“参较式阅读”，从而拓展了学生对诗歌意境与诗人心境的理解，给与会者耳目一新之感。
当然，本届学术节的最大看点莫过四位资深教师在“诗歌教学与研究”主题论坛中的精彩发言。
看点之三：诗歌选篇与教学刍议
在主题发言中，东北师大附中语文学科首席教师、吉林省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立权老师引用了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话语，强调诗不仅是表述人类经验的最简洁方式，而且它还为任何语言活动提供最高标准。他还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言论，凸显了“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这一判断。
孙立权认为，诗歌教育不仅是语言教育，还是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伦理教育。在今天这个视觉文化时代、读图时代、感官盛宴和物欲霸权时代、美被钝化的时代，在今天这个学校处于应试教育环境，学生的大脑被流行歌曲、动漫、西方大片充斥的时代——纵论诗歌教育，可谓意义非凡。
在孙立权看来，当前诗歌教育的首要问题是——你把什么呈现给学生。所以，他针对以往中学教材中选取的3篇诗歌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如柯岩的《，你在哪里》（1977），对王洪涛《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1963）一诗的意象、写法的模仿性问题，贺敬之创作于风雨如晦、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桂林山水歌》的规避苦难、粉饰现实问题、艾青的《给乌兰诺娃——看芭蕾舞后作》的观念先行、精神矮化问题。他的质疑和批判，可谓见微知著，发人深省，引发了与会者强烈的共鸣和普遍的认同。
在这一背景下，孙立权对于我国当前的中学诗歌教学明确地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应该重视教材中的诗歌选篇问题。他指出：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65课79篇选文中，只选入了3首新诗《雨巷》《再别康桥》《大堰河——我的保姆》，且都来自于中国现代诗歌。高中必修教材里既没有选入以舒婷、顾城、食指、海子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歌，也没有选入从普希金、泰戈尔到惠特曼、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外国诗歌。
第二，应该改变单一的诗歌解读模式。他建议综合运用知人论世法、文本细读法、精神分析法、原型批评、评点法、变换分析等多种手法等来解读诗歌，而非单纯从社会学或意识形态角度切入。他以《孔雀东南飞》《琵琶行》等古诗和《雨巷》《烦忧》等新诗为例，探讨了多元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应该杜绝诗歌教学中的试题化倾向。在当下的应试教育体制下，按照高考诗歌鉴赏题的命题模式，将内涵丰富的诗歌作品拟题训练，是中学诗歌教学中的普遍现象。但是，这无疑会把无限丰富的诗歌教学引向机械的套路，严重戕害诗歌审美。
此外，孙立权还就诗歌教学中应重视吟唱、朗诵，师生应该共同的读诗、背诗、写诗等问题进行了富于见地的阐发。东北师大附中青年语文教师王宏伟、万代远也先后登台献艺，为与会者吟唱了古诗《长干曲》，博得了阵阵掌声。
看点之四：诗，何以最高
东北师大附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学科组长王玉杰老师在发言中首先引入了19世纪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的经典论述——诗是最高的艺术体裁。但她并未将其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看待，而是从“源”“痛”“和”“情”“准”这五个维度入手，重新对“诗，何以最高”这个命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刻的论述。
何谓“源”？王玉杰历数了中国、古希腊、两河流域、古印度等不同地域文明的文学发展渊源，从《诗经》说到《荷马史诗》，从《吠陀》言及《罗摩衍那》，强调诗歌伴随着神话和宗教产生，带着原初生命的特质，带着宗教的神圣，它是各民族文学艺术的源头。
何谓“痛”？王玉杰认为：诗歌，最大限度地承载了人类的痛苦。从这一点来说，诗歌具有哲学的神圣。因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痛苦联结着生活和生命，诗，给了痛苦可以言说的可能。《诗经》的“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和《离骚》的“宁溘死以流亡兮”，《荷马史诗》的“铜尖扎进厄开波洛斯的前额，深咬进去，捣碎头骨，浓黑的迷雾蒙住了他的眼睛”等名句无不与痛苦息息相关。后世更有无穷诗歌，记载着，呼唤着，消除着，铭记着，升华着人生的痛苦。范仲淹的“将军白发征夫泪”，纳兰容若的“何事秋风悲画扇”，济慈的“将你的哀愁滋养于早晨的玫瑰”，泰戈尔的“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一部《红楼梦》，最惊心的痛苦，在诗上；古今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乐吗？背后都是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