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须向“德国制造”学什么

曾经身份卑微的“德国制造”，在英国工业雄霸天下的时代，毅然崛起并取而代之。此等表现，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德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参照物。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必须研究和引进“德国制造”背后的文化因素，并克服近现代国民性的负面因素，开展一个制造业的文化再造。

“制造文化”：理性严谨

在中国，与“德国制造”最有渊源的城市，莫过于自1897至1914年曾经作为德国远东地区殖民地的青岛市。无论百年前的教堂大钟、酿酒设备、地下排水系统、建筑与家具，还是今天的宝马、奔驰、双立人刀具，“德国制造”具备了如下四个基本特征：耐用、可靠、安全、精密。这些可触摸的特征，是德国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外显，而隐含其后的，则是“德国制造”独特的精神文化。

德国人“理性严谨”的民族性格，是其精神文化的焦点和结晶。“理性严谨”是黑格尔、康德的哲学；“理性严谨”是卡拉扬的手；“理性严谨”是德国足球；“理性严谨”更是“德国制造”的核心文化。

标准主义：德语是世界上标准最多的语言

德国人“理性严谨”的民族性格，必然演化为其生活与工作中的“标准主义”。德国人生活中的标准比比皆是。这种标准化性格也必然被带入其制造业。我们今天时常接触的标准很多都来自德国。全球三分之二的国际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

标准主义在德国企业的具体表现首先是“标准为尊”。在德国制造的过程中，“标准”就是法律。其次是“标准为先”，亦即在具体的生产制造之前，先立标准。

“德国制造”的标准主义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渊源。德语是世界语言中标准最多的，如名词“性数格”、动词变位等严格规定。对比德语，汉语语法的“多义性”与中国人处理问题的“变通性”有着密切关系。德国人无法面对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性格，必然演变出其对于“标准化”的依赖。而中国人，对于“不确定性”的驾驭能力，似乎降低了标准化的必要性。

精确主义：德国人不知道莱茵河有多深

德国人不精确的话不说，不精确的事情不做。作家刘震云亲自经历了德国式的精确：“我问他们，莱茵河有多深，这让德国人很犯难——春夏秋冬四季，河水深度都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才最精确。”

德国人的精确主义，必然会带入其制造业。据《欧洲时报》报道，德国制衣业委托一家研究所重新测量和统计有关德国人身材的数据，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准确的制衣尺寸。相比之下，中国语言中的高频词汇则是：“差不多”，这显示了一种负面的不求精确的模糊性和随意性。

完美主义： 是什么给杨绵绵带来灵魂上的震撼

在专注精神、标准主义、精确主义的递进发展中，必然产生完美主义。追求完美的工作行为表现是“一丝不苟、做事彻底”，也就是“认真”。

1984年底，海尔总裁杨绵绵负责到德国引进冰箱生产线。她曾回忆德国工人认真的工作表现：“我在利勃海尔看到德国一个普通的做果菜盒的工人，注塑出来一个果菜盒，他就欣赏一下。他的动作应该称为检查，但我从他的眼光里看到的是一种欣赏。欣赏之后，他就在这个机器周围一通忙活，让下一个干得更好。这种精神感动了我。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认真负责的人。我想我们也应该这么做，要想改善自己，先从认真做事开始。”

秩序至上： 离开秩序就会感到焦虑和寸步难行

德国人严守秩序。有一谚语：“秩序是生命的一半。”德国人特别依赖和习惯于遵守秩序，离开了秩序就会感到焦虑和寸步难行。秩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则主要表现为流程主义。秩序主义的空间表现，则是物品放置的条理性。

以上“专注主义”“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是德国制造业文化的“工具理性”层面。而“德国制造”的坚固耐用，还有其深刻的“价值理性”基础。这就是曾一度被誉为普鲁士精神，并继而成为全德意志人精神的“责任感、刻苦、服从、可靠和诚实”。“责任感、可靠和诚实”使得德国无假货。“责任感”使得德国严肃地承担战争责任。德国人对工作负责、对客户负责、对产品负责，并以人的可靠和诚实，保证了产品的可靠和真实。

中国制造业的文化再造：难点是“国民性改造”

建设严谨理性的制造业文化，最大的障碍是近现代国民性。我们的老祖宗，并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的明清家具，钉是钉、铆是铆。只是在近现代，由于离道失德加速，出现了所谓颇具负面含义的国民性问题。在微观的社会组织层面，一方面可以用企业文化来改造国民性。此外，在价值理性层面，中国以道德文化为特征，我们必须尊道贵德，弘扬民族固有的“厚道精神”，以制造出厚道的产品。

（摘自《中国经营报》）